恩斯特在评论易卜生的戏剧时，由于脱离了易卜生的戏剧所从出的社会生活的条件去探讨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所以即使发现了妇女问题的社会性，但也探讨不出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由于他不能接受恩格斯的正确指引，以致在后期竟滚入了反动泥潭，归附了法西斯主义。
四、从易卜生的戏剧看艺术的历史真实性
正确地评价易卜生戏剧，固然应该紧密地结合挪威的社会历史特点，但更重要的是在具体的历史基础上，研究易卜生所塑造的典型人物，尤其是他自己所推崇的那些艺术形象；所以如此，乃是在于这些人物更能代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恩格斯认为：“不管易卜生的戏剧有着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世界，一个虽然是属于中小资产阶级的，然而比起德国的，却要高出不知道多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的人物，还有着自己的性格，有着开创的能力，能够独立地行动，虽然从外国人的观点看来不免有点儿奇怪。我认为在发表意见之前，这一切是必须彻底地研究一番的。”
在这里，我们虽然难以做到对易卜生戏剧作一番彻底的研究，但还可以根据恩格斯所提示的原则，对易卜生的戏剧作一些简单的考察。
易卜生，1828年3月20日生于挪威东南海岸的斯基恩城。他的祖辈大都是船主和商人。父亲是木材商人。易卜生刚8岁时，父亲就破了产，仅剩下离城不远的一所小庄园，全家搬到那里过活。艰苦的生活，炎凉的世态，给易卜生的童年的心灵留下了伤痕。他不能进学校学拉丁文，喜欢去画画的志趣也不能得到保障。在他不满15岁的时候，就到格利姆斯达城的一个药店里当学徒。易卜生在这个小城里住了8年。这段生活为他的创作，准备了丰富的生活素材。挪威的中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他了解得极为具体而又深刻。1848年的欧洲各地的革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建立，曾经深深地激动着他，他曾经和朋友举行过宴会，发表过赞扬共和、痛骂帝制的演说，同时对普鲁士侵略丹麦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恩，极为愤怒，他呼吁挪威和瑞典出兵帮助丹麦人民抗击普鲁士的侵略，并写下《醒醒吧，斯堪的纳维亚人！》这首长诗。一个不过20岁的药店小伙计，竟能干预这样重大的事件，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很是引起一些人们的注意。
1850年，易卜生离开格利姆斯到达首都克利斯替阿尼遏（1925年改称奥斯陆）。这时他参加过反对专制压迫的示威运动，也很关心工人运动，给工人组织的报刊写过文章。后来他就专以戏剧的形式向社会上的虚伪与专制展开了斗争。社会环境的特点，在易卜生的思想观点上，在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上，都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易卜生自己就是一个有着很坚强的性格，有着开创能力，能够独立行动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的典型。如果和歌德比起来，对于他所处的社会，他并不是像歌德那样，持有“双重的态度”，而是坚决战斗到底的。他在《卡吉林娜》第二版的序言中说到他自己时，曾经写道：“我的朋友们认为我是个怪人；我的敌人很愤恨，因为一个社会地位如此之低的人，竟然敢评判他们自己也不敢评判的事情。我要补充一句，我的激烈的行为有时候也实在令社会觉得，我有一天会归化资产阶级的美德这件事情希望很少……总之，当时整个的世界为革命思想所激荡，我跟我由于命运和境遇的意志而生活在那里的那个小社会处于公开的战争状态。”易卜生始终地坚持了这种精神，直到他逝世（1906年9月23日）。在这点上，他比“在心里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与法兰克福市参议员谨慎的儿子或魏玛的枢密顾问官之间的斗争”的歌德，是更为单一的，没有沾染像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之类的小市民的俗气。他在戏剧中大胆地暴露了挪威中小资产阶级道德的堕落，婚姻的不合理，家庭与社会生活的虚伪，思想的庸俗和资产阶级的道德与政治的破产。即使如此，他也在生活中看到了一些很有作为、尚可指望的人物，因而在作品中也歌颂和赞扬了这些人物，宣扬他（她）们的“精神的反叛”。
第一，如果从恩格斯所指出的易卜生描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人物“有着自己的性格”这个特点来说，我们在易卜生的作品中可以找到无数的人物，如《群鬼》中的阿尔文太太，《人民公敌》中的斯托克芒，《海达·高布乐》中的泰遏，《社会支柱》中的约翰，《野鸭》中的格瑞格斯。
在这里着重说一说格瑞格斯。
格瑞格斯是工商业家威利的儿子。他非常恨他父亲。他父亲当年曾经和艾克达尔在一起经营木材，由于私砍官家树木犯了案，但却把罪责完全推到了艾克达尔身上；使他坐牢、破产、毁誉。他父亲当年也曾奸污过女佣人基纳，在她怀孕以后就急忙把她嫁给了艾克达尔的儿子雅尔马，并帮助他开了照相馆，使外人看了好像照顾了老朋友的儿子。所以格瑞格斯对他父亲这样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十分厌恶，以致公开地向他说：“我想起你从前干过的事情，眼前就好像看见了一片战场，四面八方都是遍体鳞伤的尸首。”这时他对自己的姓名是“格瑞格斯·威利”都感到可耻。他愿意作一个使被伤害的“野鸭”得以从水底出来的“狗”。他不花他父亲的钱，不和他父亲合伙做买卖，后来终于与他父亲脱离了父子关系，孑然一身地搬了出来。
格瑞格斯在生活中所崇尚的是真理和理想，因此他觉得人们不应相互欺骗，生活在虚伪中，应该有一种真实的以心相见的生活。因此在生活中他要不顾一切地撕去笼罩在各种关系上面的遮羞布，让事物现出本身的自然面目，然后再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它。在他看来，这样做了才算实现了理想。于是他在雅尔马的家庭中实行了他的原则。格瑞格斯由于在事实的激愤之下，他再不像当年那样不敢说话了，他决意要“把雅尔马救出来，叫他不要相信正在害他的那些虚伪欺诈的事情”。他向雅尔马透露：他与基纳、海特维格的夫妻、父子中间的关系是不真实的，是生活在欺骗之中的，他向雅尔马揭出了他们一家的真实的内情。他这样做本意不是要破坏别人的家庭，而是为了别人家庭生活的真实。但结果却是悲剧的。当真相暴露出来之后，天真无辜的海特维格自杀了。雅尔马一家的生活，此后到底能有几许理想，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格瑞格斯的性格是特出的，但他却是挪威社会历史的产物。它表明，当挪威的社会由中小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历史时期让位于大资产阶级专权统治时期，往日伦理道德的解体，纯朴的家庭关系也必然破产，挪威的资产阶级也不例外，它也要“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出于对现有关系的失望，出于对未来合理的生活的向往，也提出了它改造社会的主张。格瑞格斯就是这样的历史趋向的产物。但我们还知道，小资产阶级是完成不了彻底地改造社会的任务的，它只有依附于一定的代表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历史力量，才能不至于陷入挤公山羊奶的悲喜剧的境地。这一点，格瑞格斯和他的创作者易卜生都是认识不到的，所以这时他们只能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去改造世界。殊不知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就是建筑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蔽着的剥削”的基础之上的，幸福家庭的建造，岂是精神坦白所能支持得了的！更何况资产阶级社会根本就缺少不了虚伪与欺骗这两个东西，所以格瑞格斯造成的悲剧，乃是体现了“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但我们绝不能因为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而抹煞了它的历史意义。
第二，恩格斯也指出，易卜生戏剧中反映出的挪威的小资产阶级“有着自己开创的能力”的特点。
作为小资产阶级来说，在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是必然会感到窒息而无出路的，易卜生笔下的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当然也不例外。但易卜生也看到了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当时的一些小资产阶级人物尚有一定的力量，在工人阶级没有自觉地走上挪威的政治舞台时，这部分人的作用还很可注意。于是他很为成功地描写了一些“有着开创能力”的人物，赞扬了他们反对现存关系、追求新生活的奋战精神。如他的《卜朗德》中的卜朗德，《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海上夫人》中的艾梨达，等等，可以说这些人都是环境的改造者，都有自己的向往和追求，他（她）们幻想创造出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世界；虽然对他们来说这个任务是完成不了的。
卜朗德这个理想主义者，是机会主义不妥协的敌人；他的立身格言是：全或无。他尽管斗争目标不是十分明确，他也仍然向周围的人们发出号召，让他们用“生气勃勃的气息”，“把这个霉烂的角落的灰尘扫除一个干净！”“用所有的力量去勇敢地打击敌人，去跟他们战斗——作一个决死的斗争！”娜拉，当她从“借据事件”里了解了海尔茂的为人、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时，这时毅然决然地要摆脱自己的处境，她敢于违反女人“最神圣的责任”，“对丈夫和儿女的责任”，“要学做一个人”，她终于走出了“玩偶之家”，一反“大多数人”和“书本上”所说的生活路途，去创造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哪怕是作者自己也解答不了娜拉走后怎么办的问题，但要想解放，问题的第一步无论如何必须走出去。像大海那样向往自由的艾梨达，虽然没像娜拉那样和自己婚约中规定的丈夫最后分手，但实际上，她却也为自己创造了自由的天地，从家庭中、从丈夫手里争夺到自由的权利。结束了她和房格尔过去几年中那种同床异梦、互相欺骗、没有自由、没有爱情的痛苦生活。她不但没有按照丈夫的要求改造自己，反而按照自由的愿望改造了丈夫和家庭。这是开创的能力，也是能够独立行动的充分表现。
第三，恩格斯在给恩斯特的信中也指出了这些小资产阶级人物“能够独立行动”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