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艺术反映生活历史，必须面对具体的时代历史条件，反映历史的真实。研究这种艺术的反映，也必须以历史实践的尺度为标准，加以切合实际的评量，不应以抽象的历史概念为出发点，做出形而上学的事情。
一、恩格斯就易卜生的剧作提出的问题
恩格斯论挪威作家易卜生，为我们做出了坚持现实主义的历史真实性原则的典范，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恩格斯在1890年6月5日给保尔·恩斯特的信，集中表现了这种精神。
保尔·恩斯特是德国的作家和政论家，后来主要以戏剧家著名，他是颓废主义新古典派的首领。19世纪80年代末，在其活动初期，恩斯特在文学中属于德国自然主义运动，在思想上接近社会民主党，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新时代》撰稿。1889年至1892年，他在这里发表了几篇关于文学和戏剧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易卜生的创作问题的文章。恩斯特在这个时期的世界观是社会主义观点和无政府主义因素的混合物。
恩斯特围绕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妇女地位和妇女运动问题同奥地利的印象派作家发生论战，他在1890年5月21日写信给恩格斯，请求对他在论战中所采取的立场表示意见。恩格斯的这封信就是对他的请求的回答。
恩斯特和巴尔之间的论战的起因是德国女作家、女权运动的捍卫者马果尔的以《斯堪的那维亚文学中的妇女》为题的几篇文章，它们发表在德国印象派杂志《自由舞台》上，而巴尔（奥地利政论家，最初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后来倒向无政府主义一边，从1912年起，他成为天主教的卫道者、文学批评家和剧作家）就是这个杂志的编辑之一。在这些文章中马果尔批判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彼尔恩生的《手套》中所表现的妇女运动的思想。
恩斯特在《妇女问题和社会问题》一文中回答了马果尔。恩斯特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了妇女运动的社会性质，指出了妇女平等的实现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之间的关系。但是从这些正确的一般原则中恩斯特作出了半无政府主义的结论。他把无产阶级的斗争与广义的民主社会运动分割开来。因此恩斯特是同意马果尔对斯堪的那维亚妇女运动和挪威作家们的妇女形象的批判的。恩斯特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了挪威小市民阶层满怀的无力的绝望心情的表现，因为挪威小市民阶层被历史的发展安置在“铁锤和铁砧之间”，进行着保持自己经济独立的没有希望的斗争。
巴尔反驳恩斯特。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模仿者》一文中发挥了马果尔所提出的对妇女问题的解答，他认为妇女问题首先是“性的问题”。巴尔写道：妇女问题不是社会问题。除了社会的和生物的类型（环境和遗传的影响）之外，在每一妇女身上还必须区分出“第三妇女”——“本来的妇女”（恩格斯在给恩斯特的信的末尾曾就巴尔的“本来妇女”加以有力的讽刺）。巴尔以颓废色情的精神把妇女问题说成是“决不能相互了解”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永远问题”。
巴尔反驳恩斯特的文章，责难他歪曲了马克思的观点，据巴尔讲来，马克思的观点是同左拉、泰纳和其他实证主义者的观点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人不是社会的生物，而是生物学的生物。社会关系的分析在马克思那里仿佛就归结到环境的遗传的研究。巴尔之责难恩斯特歪曲了马克思的观点，使得恩斯特来向恩格斯请教。恩格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了《给保尔·恩斯特的信》。
二、人物的思想与历史实际条件
这是恩格斯在信中着重论述的第一个重要问题。
恩格斯开宗明义地提出作家对于他自己的作品的人物思想的责任问题：“你所说的斯堪的那维亚的妇女运动，我完全不熟悉，我只知道易卜生的几篇戏剧，我绝对不知道：易卜生对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妇女野心家的或多或少歇斯底里的感情流露，是否要负责任，或者负多少责任。”
恩格斯为什么提出了负责与否和负责多少的问题呢？
据我理解，这主要是现实主义作家在创作中对于反映的社会生活存在，所持的艺术原则的问题。
一个真正忠实于历史、忠实于生活的作家，在反映生活的客观存在时，由于经过了他的头脑的反映过程，必须渗入他的感情，寓有他的评价，打上他的某种思想的烙印，但是起第一性作用的还是生活的存在，因此反映在作品中的人物，他们首先不是作家主观的产物，而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作家只不过通过自己的思维过程反映了它。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活的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作为第二性的反映，带有适应性。所以有些作家才自谓是现实生活的镜子或社会历史的书记员。
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在生活中必然要在各种不同程度上观察、体验、研究、分析许多人，许多阶级，许多群众，和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这时作家可能提出现实中存在的许多本质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作家有的认识明确，有的认识不明确，然而不论是在怎样性质与程度上的认识与反映（我们的要求则是典型的反映），如果按照列宁的要求来说，它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即“意识都不过是存在底反映，最好也只是存在底近乎正确的（相应的、概念上确切的）反映。”那末，作家对他反映的内容，不论是这样或那样的，我们都很难要求作家是否要对这种客观现实生活负责任，或者要负多少责任。只有能从社会存在中发现到一个作家反映是不符合实际生活的基本进程的，那时才能提出要作家负责任的问题。不过，虽然我们不要求作家对他所正确反映的生活存在负有责任，但我们却认为作家对于他的读者是应该负责的，他应该考虑到作品的社会作用，起码是在现阶段的作用。否则便不可能理解，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作者为什么在1778年以后作品的卷头上题了《绿蒂与维特》一诗，去为作品带来“维特热”泼冷水。事实上，许多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们宁可搁笔不作，也不胡滥创作，去以伪言欺世。
而易卜生的戏剧中所反映的挪威的妇女问题，以及其他的社会问题，绝大多数都是切合实际的，有本有因，在艺术的历史真实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成功的，的确是表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以，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考察易卜生的戏剧，尽管看到它有着缺点，但恩格斯也能因其是代历史受过而不苛求于他。按照这个精神，对于像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的塑造，“小人物”的苦难与牺牲，欧洲19世纪文学中的个人反抗问题，等等，怎样来评价，这就要加以认真地研究了。
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与历史的分析
恩格斯还明确提出怎样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导线索的问题。
恩斯特自己以为是用唯物主义方法来研究易卜生的，其实他是把唯物主义当做公式，使历史削足适履了。因此恩格斯说：“至于说到您用唯物主义的方法处理这个问题的尝试，那末首先我应当说明：不把唯物主义的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导线索，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将历史的事实宰割和剪裁得适合于它，那末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变成了和它相反的东西了。”
恩斯特怎样把历史的事实宰割和剪裁得适合于唯物主义公式了呢？主要在于他不去实事求是地研究挪威的具体的历史事实，科学地分析挪威的小资产阶级的特性，而是像恩格斯批评的那样，“把整个挪威以及在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归到小市民阶层的范畴里去。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您又把您对德国小市民的看法放到这个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去。可是这里有两种情形妨碍着您……”
这两种情形，一是整个欧洲的主要国家联合起来反对拿破仑的结果，使他在1815年彻底失败。这个失败的结果，使欧洲的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可以说是：“拿破仑垮台后，当时的君主和贵族们……完全把拿破仑的垮台跟法国革命的失败、或者如他们所称呼的‘革命’的失败，看作同一件事；这时，即一八一五年后，反革命派在一切国家中都掌握了政权。从伦敦到那不勒斯，从里斯本到圣彼得堡，在所有政府中，封建贵族都占统治地位。”而1815年9月俄、奥、普三国订立的反动的“神圣同盟”，后来几乎吸收了欧洲所有的君主；沙皇俄国也成了“欧洲宪兵”。这时候，在法兰西，“革命还有一些威势，能向复辟的保皇党政权强索一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宪法”，但与其他所有国家都不同的是，“这时候挪威却能够给自己争取到比当时欧洲所有的任何宪法都更加民主的宪法”。二是，“最近二十年来，挪威经历了一种文学的繁荣，除了同时期的俄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得上。不管您把挪威人当做是小市民也好，不是小市民也好，无论如何，他们比任何其他民族创造了多得多的精神上的宝物，并且在其他各国的文学上面，连德国的文学也包括在内，刻上了他们的印记。”
因此无视这些具体的历史事实，削足适履地让挪威的小市民像德国小市民一样，以适应他的“唯物主义”公式，这就没有唯物主义的味道了。所以恩格斯继续写道：“如果你估量了这些事实，那末您就不得不承认：把挪威人归入小市民的范畴，并且是纯粹德国式的小市民的范畴，就和这些事实完全不符合了。依我看来，这些事实使我们不得不把挪威小市民阶层所独具的特点稍微研究一下。”
接着，恩格斯便具体地、充分地研究了挪威的社会历史和阶级的特点，并与德国做了有力的对比，得出了极为恰切的结论。
从恩格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挪威的情况与德国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
德国在1525年农民革命失败后，国内分裂状态更为严重了，农奴制又恢复了，而且采取了更为残酷的形式。国内的诸侯们为了争权夺利，尽量利用了新教和旧教的分歧，把宗教作为他们的政治工具。这时德国皇帝和南部一部分诸侯信仰旧教，北部诸侯信仰新教；外国的势力也利用德国的分裂，坐收渔人之利。两个阵营明争暗斗，越来越激烈。信仰新教的诸侯们在1608年结成“新教联盟”，信仰天主教的诸侯们也在1609年结成“天主教联盟”，终于在1618年发生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次规模最大的国际性的战争。参战的双方，除德国内部的两个阵营外，参加在教皇方面的国家有西班牙和波兰；参加在新教诸侯方面的有丹麦、瑞典、英国、荷兰、法国、俄国。发生在德国土地上的这次战争，从1618年起到1648年两方面和议达成，战争延续了30年之久。这场战争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战争使德国分裂为298个小国，66个自由城。这些小国都可以享有独立和外国订立条约、结盟的权利。诸侯各自扩张自己的领土，加紧剥削人民，把法国国王当作榜样，实行专制主义。在经济方面则因人口在战争中大量减少，土地荒芜，矿山损坏，农奴制加速发展了，成了300年前农奴制的“再版”，因此恩格斯说这时的“自由农民有如白乌鸦一样稀少”。在思想上遗留的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以致造成了历史上独有的小市民的“蜕化标本”——德国的小市民。对此，恩格斯深刻地指出：
在德国，小市民阶层是失败了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了而且被阻滞住的发展的产物；德国小市民阶层具有了三十年战争和它以后的时期——这时候其他各大民族正经历着一种猛烈的成长——所造成的特殊的畸形发展的性质：怯懦、狭隘、软弱无力、无任何开创能力。当以后历史发展的潮流重新冲击着德国的时候，德国小市民阶层的这种性质仍然是保存着的，而且这种性质是如此地强烈，竟致作为一般的德国的典型，在德国社会所有的其他阶层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印记，直到后来我们的工人阶级才把这些狭隘的圈子给打破。
相反地，挪威的情况和德国的情况却有着根本的区别。恩格斯在这封信中也明确地指出了挪威的历史特点。这就是：“挪威的小农和小资产阶级，混杂着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因为自己的隔离状态和自然条件，这个国家落后了，但是它的一般情况始终是适合于它自己的生产条件，因而也是正常的。只是到最近，这个国家才零散地出现了一些大规模工业，然而资本最集中的最有力杠杆——交易所——在这里是没有地位的；除此之外，规模巨大的海外商业，也发生了一种保守作用。当其他各国到处都是轮船排挤帆船的时候，挪威却增大了帆船航业，并且挪威的帆船数量，在全世界上即使不占第一位，至少也占第二位，而这些帆船主要是属于小船主和中等船主的，如同1720年左右英国的情形一样。不管怎样，这种情形使得多年的停滞状态运动起来，而且这种运动大概就反映在文学的繁荣上。”更由于“挪威的农民从没有作过农奴这个事实——在卡斯第里亚也是如此——对于挪威的整个发展上给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的儿子，因而比起德国的可怜的小市民来，他们是真正的人。同样的，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比起德国的小市民妇女来，也要高出不知道多少。”
正由于恩斯特看不到这种历史的差别性，他以机械论的方法不加区别地把挪威的小资产阶级装进了德国小市民的框子，以致进而又陷入了非历史的错误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