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易卜生的戏剧中，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出类拔萃人物所以能够独立地行动，这与挪威的历史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在挪威的社会中，虽然在1890年左右出现了一些大工业，但中小资产阶级仍然还有相当程度的力量；而作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虽然是与资产阶级同时出现的，但在挪威的当时历史阶段上，还没有成为独立的先进的政治力量。用普列汉诺夫的话说就是：“要是在最新的社会里，——就是在发展、有强烈的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由无产者组成的多数，就是惟一的能够无私的爱好一切真正前进的高尚的事物的一个阶级，不过这样的阶级在小资产阶级社会里完全没有。在那里，自然，有富人和穷人，但是贫民阶级处于那样一种社会关系里，它不是唤醒，而是麻醉他们的思想，并且拿他们做多多少少是富人的，多多少少是富裕的小市民的‘团结的多数人’手里的服从的工具。在那个时候，工人阶级，在这个名词的最新意义上，在挪威还没有形成，因此在这个国家的社会生活里没有足以令人注意它的地方：所以并不奇怪，易卜生在为斯托克芒医生做演说的时候，没有想到它是进步的社会力量。”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中，能够反对资产阶级社会虚伪与腐朽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还是首当其冲的，在同一时期的欧洲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早就成为社会的革命者，小资产阶级欲对社会有所作为，必须投靠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否则根本不能做大资产阶级的对手。这一点只要略略注意一下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革命史，便可以得到解决。但我们也不能说易卜生对工人阶级一点了解也没有，看到的只是小资产阶级。不是这样的。易卜生对于工人阶级也是有所了解的，特别是在他“拂去脚上的尘土”，愤然离开挪威侨居于意大利和德国以后，他对欧洲的工人运动了解得深刻了一些，对于工人阶级的社会历史任务也了解得清楚了一些。他在1885年6月14日于德隆叶姆工会发表的演说中，叙述了他在国外生活许多年之后回国的印象，使他感到失望的是挪威社会中的个人权利还没有得到法制的承认，他要求应该把高尚的因素带进政府，国家生活，报刊，人民代表机关里去。他解释“高尚”的涵义乃是“性格的高尚，意志和精神的高尚。只有这样的高尚才能够解放我们”。他认为这种高尚来自两方面：“从女子方面和工人方面。”
在这里，易卜生依靠精神上的高尚来解放个性，改革社会的企图，有多少弊病姑且不论；从他把革新挪威社会生活的期望很大程度放在了工人阶级的身上这一点来说，却是值得钦佩的。他没有把这个认识化为艺术形象，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挪威的现实给他提供的这方面的生活简直是太不充分了，而历史的规律却又是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借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尚未在旧社会本身的胚胎内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人类总是给自己提出他所能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观察，就会看出：任务本身只有在它借以获得解决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着或至少是在形成过程的时候，才会产生出来。”
综观如此等等，易卜生在戏剧中表现了挪威小资产阶级中的颇能独立地行动的人物，却是顺天而又应人的，不论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怎样的局限和缺点，人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个问题上，易卜生的《人民公敌》中的斯托克芒是最有代表性的了。
斯托克芒是一个避暑城市的浴场医生。他的哥哥彼得是这个城市的市长。但他们在思想和道德上并不是兄弟。斯托克芒发现浴池的地下渗入水中有大量的细菌，他出于对社会的公众的责任和自己的职业的庄严，不怕大资产阶级的反对，把这个发现宣布出来了。当地以市长彼得为代表的大、中资产阶级，出于利己的目的，用利诱继之以威胁来阻止他对这个发现的宣传，甚至强迫他在报纸上声明当初的发现是并无其事，否则便要失业、毁名、倾家、失所。在这样的黑暗势力的胁迫下，他并不屈服；他企图凭借当地的“结实的多数派”——中小有产者的力量来进行改建浴池的斗争。可是小资产阶级是一个随风的骑墙派，当以官方势力为代表大资产阶级占上风时，当市长以发行市政公债来改建浴池的威胁提出后，以阿斯拉克森为代表的“多数派”，一哄而去，归附了市长一边。这时斯托克芒不得不单枪匹马地向整个虚伪的社会进行战斗。这时他好似鲁迅《野草》中《这样的战士》里写的手持投枪的战士，向着官僚、惟利是图者、市侩、盲从以及机会主义者……“但他举起了投枪！”他虽然不及《淡淡的血痕中》的叛逆的猛士那样，“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并以鲜血去培育未来，但相同之处在于他也并非“悚息着静待新的悲苦的到来”，也不是造物主的良民；也可以说：“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
在斗争中，——当戏剧进入第四幕时，——矛盾集中在反对“结实的多数派”的问题上，这时在“敌众我寡”情况下，他由于无策以对，曾经讲了许多特有针对性，但却又在一般意义上为不明智也不科学的话，如“多数是永远不对的”；“只有少数的，才有公理”；以生物学的物种优劣论来佐证他的以民众的原料来制造国民的错见；以及“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等等。
对于斯托克芒的思想，我们不能完全地一般地赞同，但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反对。比如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强调群众的力量，斯托克芒在这个问题上的许多言语，我们是无法同意的，在形式上和占少数统治阶级的语言一模一样。但如果具体分析一下他所反对的“多数派”，也就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了。他所说的“多数人”，第一是股东们，第二是房主们，第三是见风转舵的记者和印刷厂老板，第四是跟着前三种人盲目跑的随从者（这些人里啥人都有，在易卜生的《青年同盟》和《社会支柱》中，早就笔伐了这些所谓“群众”，可悲的是在《人民公敌》中还没有觉醒！）。对于“多数人”的组成，易卜生由于他的特有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决定，没分清楚，斯托克芒当然也就无法分清。但我们今天的读者应该有这个见地。况且易卜生叫他主人公这样行动，也是符合挪威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实质的。普列汉诺夫的见解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我们把它引录在这里。
固然，古代的罗马人就说过的：两个人讲着同一样的话，这就并不是一样的（non est idem）。易卜生的所谓“少数”的概念，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读者群众的概念，其实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易卜生的说法是：“我所认为的少数是前进的，是把多数留在后面的。我认为谁和将来更加和谐些，谁就是对的。”我们已经知道，易卜生的努力和观点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形成的，那地方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那地方的民众，自己就是深入骨髓的小资产阶级性的。这些群众，的确不能够成为先进的理想的代表。因此，无论哪一个前进的运动，在易卜生看来，都是“少数”的运动，就是一些有思想的个人的运动。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里，就不是这个样子。这里的前进的运动，应当是被剥削的多数人的运动。养成易卜生那样的人的社会条件之下，一些人“对于少数的信仰”，它的性质是完全没有罪过的。
第四，对于易卜生的戏剧中的缺点，我们都应该像这样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加以说明，是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苛求，就意味着是反历史的！
恩格斯在论易卜生时也提到他的戏剧的缺点，而这些缺点又是历史的产物，在我们理解时，还感到它的缺点与它的长处和特点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就必须抓住问题的根本所在，辩证地来加以认识。在这里我们不能全面论述它的缺点，只能谈一谈易卜生对他的理想主人公斗争出路的描写。
易卜生在戏剧中赞扬了那些敢于向虚伪和腐朽的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斗争的男女主人公，可是这些人的出路，却是极为渺茫的。有的虽然有路，究其实质又不成其为什么路；有的虽然在茫茫长夜中窥见了前途上的一点火光，但还必须在漫漫修远的路途中上下而求索；有的根本上是无路可走的，对于这样的主人公，易卜生只好忍痛地叫他死去，或者急速地落下帷幕。
比如在《海上夫人》中，艾梨达所向往的自由爱情，自由的生活，她想冲破她周围的生活；而在她看来，有爱情的自由婚姻，这就是理想了。为此她日夜眷恋着大海，向往着海外的情人，最后要求房格尔放她跟富吕门走；可是当房格尔准许她“从今以后，你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完全不受我拘束”时，她便以为目的已经达到，自由已经到手，决定不走了，甚至还认为房格尔是她的“对症下药”的好医生。
看起来，像艾梨达的这种斗争，还算是有路的，在她自己的范围内来说，起码的要求还算是达到了，也有一定的意义。因为一个旅行者，在一种新式交通工具发明以前是不能坐待于床头的，即使是徒步跋涉也要向前行进。正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所说：“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但充其量来说，也不过是“急谋升斗之水”的“涸辙之鲋”。然而我们都很清楚，“涸辙之鲋”即使有了“升斗之水”，也难免不作“枯鱼之肆”里的牺牲者，所以艾梨达的出路，实际上是没有保证的，她没有也没法找到真正的出路。
在《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当她和海尔茂决裂后，她勇敢地冲出了“玩偶之家”，她要不按照传统的宗教、道德和法律来生活，而要“学做一个人”，以理性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可是她又渺茫地相信那个带有象征色彩的“奇迹中的奇迹”的发生。因此娜拉走后怎样？就成了人们悬念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在社会上依附于一定靠山，为争夺女性的自由而呐喊？不能说没有，但她走上这条路，实在是太难了，还须经过一段相当艰苦的历程。走出“玩偶之家”，又走回来，或者沦落风尘，这都不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在走出“玩偶之家”的娜拉面前，写着的文字，仍是“行路难”！
在《卜朗德》中的卜朗德，他号召人们去打击敌人，做决死的战斗；可是当群众对他喊道：“领路吧！我们全都跟你走！”这时他只能告诉群众：
往高处去，沿着冰河的
冻结的波浪，
往低处去，沿着山谷，村庄，
远远近近——我们要走遍
整个的大地，
解开一切罗网和陷阱，
放出那些陷落在里面的灵魂，
我们要革新和清洗他们，
消灭一切萎靡，怠惰的遗迹，
我们将要真正的做——人，
牧师；革新旧的铸型，
把国家化为庙堂！
在这里，卜朗德要革新人们的灵魂，建树新的人，新的社会。可是结果能怎样呢，卜朗德能进行得了这种工作吗？愿望是合乎历史需要，然而却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认清只有首先在物质的领域中进行变革，才能彻底改变思想与政治领域中的问题。易卜生自己不知道怎样能走上这条道路，当然卜朗德也不会知道了，因此在剧中他只能让雪崩打死他的主人公。
普列汉诺夫针对易卜生戏剧中的这种现象指出：“易卜生自己也不知道，并且也不可能知道，让他的那些抽象的概念干什么。因此他或是在他们觉悟之后立刻落幕，或是在一处什么高山让雪崩把他们打死。这令人想起屠格涅夫怎样使巴扎洛夫和英沙罗夫死去，他也是不知道能够让他们干什么。但是在屠格涅夫，他的主人公死亡是由于不知道俄国的虚无主义者和保加利亚的革命者怎样行动。而在易卜生，问题则在于那些从事为自我清洗而自我清洗的人们无事可做。”
问题不仅在于指出易卜生不知道他的理想主人公的真正出路，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去解决，还在于应该研究易卜生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对于后一问题，我们在前面谈到的问题中已经涉及到一些了，归纳起来说，不外是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在客观方面，他生活的彼时的挪威社会，对于社会的其他问题和妇女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并且解决的条件也没有成熟，现实给他的语言就是这样的。列宁在纪念赫尔岑时曾说：“赫尔岑不能在四十年代俄国国内看见革命的人民，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这种历史主义的态度，我们仍然可以用之说明易卜生和挪威的历史现实联系之紧密，而不向他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要求，只是着重研究历史的经验。在主观方面，易卜生有他自己的生活道路，自己的思想认识，这使他始终也没有超出民主主义的界限，他没有接受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在以他自己的心胸的深度和广度观察、认识、反映与解决问题时，必然如已经表现的那样来描写他的理想主人公的出路。文如其人，在这里也不例外。所以易卜生戏剧中的缺点和局限首先是他的社会产物，同时也是他的世界观的结果，了解了这个，自然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