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明一代以后，延至清初大规模开辟苗疆，虽难免霸道暴力流血，而终让位于抚主剿辅。王道政治尽管时遭错置，然终将展现为历史主流。而论其地缘因素，天柱实为儒家文化之首要转输区，清水江亦为文化幅射之一大通道，则又证诸史籍即可知之也。尤其清初凭借国家力量，疏浚清水江险危河段，航运负载能力明显加强，其文化走廊功用愈加突出。惟大量考古村料证明，王朝国家力量介入当地之前，世居民族已凭借清水江交通便利，形成联结南北，横贯东西，联结众多族类生活群体，足可自成一区域文明，范围极为广袤之文化交流圈。据此则清初疏浚清水江，其“官道”色彩明显加强；而此前则民间交流亦亟频繁，则不妨称其为“民道”。而无论“官道”或“民道”，千年流淌之清水江，实不愧为苗疆人民之母亲河，其所创造养育之两岸文明，已足可令世人称羡，自可径将其称为“苗疆走廊”文明。可谓随江水之流动而流动之文明，经流动而不断变迁发展之文明。而天柱位处开发较早之清水江下游，较诸清初始设之新疆六厅，当地不仅文化风气日趋汉化，即书院数量亦逐渐增多。其中如居仁书院、循礼书院、龙泉书院、白云书院、邦洞学馆等，均培养不少地方精英人才，虽未必就形成一范围广大之士绅阶层，然皆乐于接受或利用正统儒家汉文化，汲汲于提倡风雅，欣欣然鼓吹休明。数量不少之地方精英群体，或为闾里楷模，或为乡族表率，嘉言懿训，垂范四邻，乃至户诵家弦，彬彬然风气大变。据云当地远口镇鸬鹚渡口，即有一大户吴水禄，非特家族多出举人进士，且凭借木商生意富甲一方。其家族庄园大门，尝大书联语一幅云：
财盖清江横放金狮能断水，
文登榜首连科进士可通天。
吴永禄乃乾嘉时期人，实可谓经商而通儒之大豪族，故并不讳言其家财之富有，更乐于夸耀其科举之功名，重视正统道德资源之占有，怀抱文化正当性之诉求。足证儒家价值之传播，非但涵化出一批读书士子，且亦催生大量商绅，形成区域经济文化之一大特色。而商人之身分地位，亦迥然高出于农之上。则清水江两岸社会及其所负载之经济文化之发展，大体皆可视为人财物皆随江水之奔淌而不断流动之结果。而边地化变成内疆，异域亦再造为旧邦，透过清水流域社会经济文化之变迁，亦不难看出广袤强盛统一之王朝帝国，始终表现出无远不届之力量，构成国家与地方交织互动之复杂关系。难怪康熙年间天柱知县王复宗尝有言云：“皇上天威遐畅，山无伏莽，海不扬波，晏平莫可尚已。”其神情口吻跃然于纸上者，无非为国家话语之骄狂傲慢。可证儒家由一己之修身而至齐家治国平天下，何尝不希望其所抱持之道德理想层层向外推展落实，而实际之结果往往则是其所抱持之道德价值层层向外递减衰弱。国家之罪恶与国家之必要，似乎永远吊诡式地矛盾而统一。惟从长时段视野判断，王朝力量介入所导致之苗疆再造或变迁，仍有裨于族群之交流与互动；而社会文化之变迁尽管深刻而巨大，固有之民族礼俗风规依然大量孑遗和保留。所谓“一邑之内，民行有当兴者，躬行以倡之；民俗有当革者，率众以除之。以诗书为必可法，毋安固陋也；以仁义为必可行，毋事凉薄也。务使怠惰者奋兴，梗顽者知化，驰骋于道德之林，优游乎圣贤之域，土习民风，蒸蒸日上，黼黻休明，于以辉光国史不难矣。”具见地方大纲政要举措，虽必然体现国家权力意志，然主导者仍为行政理性，而非暴横蛮力强加。盖从理想层面看，农安耕凿，士乐诗书，骎骎乎入于人文盛境，从来皆为儒家之价值理念。而从现实层面观，则儒家价值浸淫化导之功，无论间接或直接，均正面进入当地伦理体系核心吃紧之处，影响其礼俗行为与交往方式，其作用与意义绝不可轻易低估也。故曰天道假其私而行大公，当亦理性狡狯之一大方式耶？而当地经济文化之发展，仅从商人最为仰慕之科举声名看，明清两代，天柱一县之地，即有进士四人，举人二十人。戊戌维新期间，康梁公车上书，当地举人参与兹事者，居然亦有四人。虽然从整体看，科考数量规模仍嫌狭小，乃至根本难敌江南任何一郡县，然毕竟天启斯文，大有破天荒意味。中原边地一体化之发展趋势，无论衡以何种因素，均愈往后即愈明显，则又断然无疑义也。
今日伫立侗族古桥遗址，遥想三百年前苗疆开辟情景，不能不感慨时光递嬗，迁流靡定，惟势所适，顺之则昌。当年烽烟四起，戾气遍布，虽杀戮暴虐施于一时，战场尸骨层层堆放，然战火终必让位于炊篝，干戈皆转化为玉帛，兵家亦衍生为文德，遂重开百年和好亲睦之局，再现交流欣融之象。依据孔子实与而文不与之史笔义法，出于历史智慧之判断，亦可谓天道好生而不废杀，然一皆以善为终极目标。以仁为本，以道匡之，以义治之，方为正法。一旦暴力僭越道德，手段侵凌目的，只知杀人而不知安人，则无论知我罪我，皆必须严厉批判，虽千万人亦必前往。
为避免耽误时间，风雨桥碑林虽颇引发兴味，亦不敢滞留太久。稍作考察后，即前往李村长家。村长家住孔阜，位于坌处北面，距街镇甚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沃田延至街镇，远看形若马蹄，近观则似牛角。村寨座落于山间平地，有八十馀户人家。余告村长云：“山含翠青，地涌流泉，一水萦环，田多美沃，当地形胜颇颇类韶山，惟房屋造形略有区别。然地气南移，风物之胜，今已在兹而非彼，日后必见人才翩然兴起也。”村长连声笑答曰：“惟愿如此，惟愿如此。”步行约半里至村长家，恰逢早来之外地客人已济济一堂，寒喧后遂围坐火塘，边餐边叙，主题仍为文书俚俗辞语，皆逐条询其地方习俗涵义，一一溯其形成渊源。原来李村书亦擅长书法，乃当地签订契约必到之人。交谈时间虽不多，收获则颇丰盈。趁兴致仍请村长带路，继续考察坌处街市。步过石桥，一入街市，即见一高大建筑，人称桥头宗祠，实乃当地大户王氏家祠，始建于光绪二年(1877)，竣工于民国五年(1916)。宗祠正门为石门坊式风格，两边砖柱分别题有楹联两幅。其中一联云：
忆先祖忠孝肇基历唐宋元明每著芳声积厚流光荣史册，
在后昆肃雍承祀联尊卑长幼各舒诚竟象贤崇德荐馨香。
读联可知儒家文化及其价值，实浸淫当地民心既深且巨。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宗祠于地方秩序之作用，余以为实大矣哉！惜时间甚紧，不敢久滞。遂继续沿街肆步行，途中时见铺肆门窗洞开，却无主人看护，可识偷盗甚少，乡治秩序井然。比照清代以来契约背后潜藏之信用体系，仍足以证明民风醇美而无华。今日城市文明之弊病，乃在文胜于质；文胜于质则不虚假即虚伪，补救之道则为以质救文。如此则城市反当效法农村，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者是也。
据余多方询问百姓，返归后复查考文献，反查咨询得知，当地三门溪、鲍塘、中寨、孔阜，合称四大名寨，并盛传歌谣云：“三门溪的银子，鲍塘的窨子，中寨的谷子，孔阜的顶子。”三门溪与三门塘相互对望，均为清水江航行必经之码头。尤其三门溪有溪水注入，形成积水缓流水坞，极便于船只停泊，一度成为皇木采办要地，木材贸易聚散中心。由于木材大量集中扎排贮存，年吞吐量可达数万立方，非仅往来商贾甚多，贸易市场兴盛，而且木行商号林立，财富滋殖汇集，乃至富户豪右屡兴，仅木行巨商即达十馀户。中寨、鲍塘、地坌木材贸易亦甚发达，惟富庶程度相对三门溪略逊一筹而已。然既为当地名寨，亦各有其文化特色。鲍塘窨子屋余已亲获目睹，一律皆砖墙砌成，既代表财富，亦象征地位。建筑时间则可上溯至清初，恰值木木贸易鼎盛期。盖当地非特盛产木材，亦地处三门溪流程中流，稍溯溪而上，即可落脚住宿，成交木材生意。故人称“小洪江”，显示富贵之窨子屋亦相对集中，形成村落建筑风格，广泛传为民间口碑。中寨之沃田，余驱车途经时已略窥大概，其地位处三门溪上游，离湖南最近。与鲍塘一样，木材采购远输，三地恰好前后衔接，形成重要航行支线。而溪水浇溉良田，稻谷年年丰产，富庶可比江南，颇令邻村称羡。孔阜文教之盛，适才观坌处文昌碑，亦已知其大概。据云当地人口原不过二十馀户，然清末以来即有五名拔贡，乡人皆视其为头戴顶子之官员。惟村长李绍华告余尚有高中进士者，乡人无不引为世泽光耀。然余返归后遍查文献，实乃子虚乌有之说。兹事虽无史实凭据，然认同则可靠无疑。可证国家力量扎根既久，文教体制浸淫日深，乡人自身之文化身份固然并未丢失，煞倾心汉文化之心态亦昭然可见。所谓“理道之先在乎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云云，则足以证明无论发展经济或推行教化，均为古人视野中从事秩序建构，不可须臾或缺之两大施政主题，可视为“理道”必具之左右两翼。如果说银子与谷子象征财富或丰裕，窨子与顶子便隐喻地位或荣耀。至于社会财富之积累，身分地位之提升，揆诸当地实际，皆无不朝着“国家化”方向发展，最终则与外界联成一广大之市场体系。衡量其最富者，非仅冠首黔省，甚至可与江南抗衡，颇令人啧啧称奇。清人胡章尝序乾隆《清江志》云：“苗裔竟有通经应试如内地者，风气骎骎日上矣。”所谓“如内地者”云云，亦屡见于其他典籍，实即“殊域”变为“华夏”之另一种说法。持类以看法者，如严如煜《苗防备览》亦云：“我朝重熙累俗，圣圣相承，九夷八蛮，渐摩以仁义，陶淑以礼乐，雍雍乎一道同风矣。……与我齐民无异，绥之斯来，动之斯和，讵不信哉！”严氏之正统中心论取向颇为实出，姑不论如何对其施加褒贬笔法，然苗疆民众无论“熟苗”“生苗”，一概逐渐与王朝国家“齐民无异”，所谓“一道同风”云云，仍非有意宣染之饰言。从清人士夫之官方视野观察，苗疆实有一不断去边地之发展过程——非特边缘可归心于政治中心，即异俗亦能化变为文化正统。惟清人“内地化”(国家化)发展之看法，倘若不再成为今人衡判之依据，则如何重新寻找本土文化视域？是否尚有其他世居民族之裁评标准？苗疆反抗与认同之心理文化象征资源究竟孰轻孰重？王朝中心话语与民间自我表述究竟存在多大差别？怎样看待国家权威在地方传统中之合法化方式和过程？苗疆民众作为文化调适之主体，究竟怎样转移自己固有之礼俗风规？如何才能走出清人话语导向误区，寻绎更具有本土实证经验支撑之客观言说立场？当仍为有待学界努力探知之一大学术难题。兹亦余之所以重视清水江文书之一大缘由，目的无非为同时兼具国家与民间双重审视眼光，以求澄清历史之本来真相，还历史评判之合理公正。盖历史之复杂诡谲多变，实际远超出今人之想象。
当然，与鲍塘相较，坌处之窨子屋，数量当亦不少。惟排比错落稀疏，类型略有差异，风格亦稍感逊色。然作为祠堂建筑，一样透显仪式礼序之规范要求，体现凝聚族群之伦理目的，颇具文化符号之深刻涵义。街道尽头寂静处，有一白墙大院，院中悄无声息，房屋门锁紧闭。透过纸窗缝隙窥探，原来竟是道观。屋内供奉太上老君，几案洁净，座次有秩，可证常有仪式活动。院内堆放四、五挑柴火，均未御扁担，横斜仰倚石阶，似乎刚从山中砍下担回。余甚好奇，询之村长，乃知道观定期举行活动，信众全为当地妇女。活动期间集体起居作息，共同用餐，柴火即专为煮炊所备。道教信众极为团结清整，互帮互助，相携相扶，实为重要之社会认同团体，非仅反映当地文化结构之复杂，且亦表明精神信仰之多元。举凡儒道释三家，均无不具有深广之民众基础，能够以民间化形态扎根乡村社区土壤，随处都可触摸其微妙跳动之生命脉息。而民间宗教也者，尤为古今风俗之渊薮。故关注儒释道三家之民间形态，亦必重视乡民之精神信仰。
余已在金凤山目睹释教胜迹，而坌处之佛教古庵，分布数量亦不少，其中规模最大者为潮源庵，遗迹至今尚有保存。余尝数次访问三门塘，亦尝参观当地回龙寺，见其所供奉者，兼及儒道二家，则余所谓复合型文化之结论，虽不中亦当不远矣。至于地方巫文化信仰，亦早已化为习俗风尚，迄今随处都可见其象征物遗迹，亦时或能睹其仪式场景。盖多种宗教复合混杂，皆能满足其解决人生社会问题之需要，实为民众生活必不可少之有机组成部分，亦乃把握乡土社会极为重要之观察渠道，远非学问科学体系多归属精英，仅局限于观念与抽象之层面，缺少大地本来含藏之灵验气息，总与民间大众保持鸿沟式之距离可比。
薄暮返归县城，邀文物局局长姚敦屏先生共用晚餐。酒酣耳畅，纵论天下，话题涉及考古发掘，相互颇为投机。盖当地近年兴修大型水库，沿江两岸考古成果甚多。时段上至史前新、旧石器，下迄明、清两代，中则自殷商至唐宋，均有大量遗址陆续见诸天日，引起世人瞩目。其中最突出者，则为战国楚墓，非仅遗址规模大，而且出土文物多。余近撰有《在苗疆发现历史》一文，主要涉及清初设置新疆六厅以后之历史，以为传统史家长期忽视当地文明成就，当有重新理董发现之必要。而地下考古材料已足可昭示，清水江文明极为灿烂悠久，非仅为长江文明上游支系发源地之一，即华夏文明亦不可忽视其局部组成之重要意义。而苗疆历史之发现，不过仅属起步。契约文书之系统整理公布，虽只能揭示其冰山之一角，然亦涉及繁复之内部机制结构，前景意义尚有待贤达高明共同努力以实现。
八、畅谈清水江学学科发展前景
四月五日，上午九时驱车赴凯里，下午一时始达，下榻银盘山饭店。天柱县副县长李滕刚专程从贵阳赶回，设宴款待，相谈甚欢，晏毕已三时。欲拜访单洪根先生，困极未果。晚招待同行者品尝酸汤鱼，余告众酸汤之所以盛行，乃至今人无不视为美食，原因实为黔省自古以来即缺盐，不得己遂以酸汤代之。兹说虽尚俟材料佐证，然明清两代之贵州盐政，始终皆为一大棘手问题，则史实斑斑可考，实乃无可争议之史实也。晚读博文，睽之既久，如逢故人，物亦有情焉。
四月六日，上午与凯里学院及当地专家座谈，共同讨论清水江文明及契约文书之整理研究问题。余先在宾馆门前迎候客人，错过徐晓光而迎得单洪根。洪根先生长期研治木商文化，见面即赠余新著一部。以文会友，斯亦乐事也。九时会议正式开始，由黄诚博士主持。余亦会议东道主，出于礼义，遂先发言，以示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