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盛传称乾隆尝到此一游，又云南岳乃金凤而非衡山，均绝然不可据信。惟记忆传说虽非历史之真实，仍可见记忆认同之真实，从中正可略窥汉文化浸淫之深，地方民众争夺正统资源心态之诚。前人所谓向慕华风云云，庶几可以形容之乎？当地人多称金凤山为南岳，每云先有金凤山后有南岳寺，亦可谓假借他省名山以自重，有意暗用佛教核心符号，强化自身之权威，提高本土之声名，以便建构地方宗教秩序乎？惜来去匆匆，无从深考，徒留遗憾，弥补当俟异日也。而攀跻绝顶，摩沙古刻，仰止清域，心归太虚，遨游云端，情动自然，华严境现，乃至乐而忘倦，老而忘忧，流连甚久，薄暮乃返。臆！斯亦意外之一大收获，不能不记诸篇内也。
六、见证地方宗法社会存在形态
四月四月上午八时，由当地侗学会常务理事袁再学陪同，按原有行程计划，驱车前往坌处考察。余之所以选择坌处为考察点之一，乃是因为清水江入天柱境后，流经村庄凡有宰贡、清浪、宰告、雄溪、长滩、兴坡、长田、三门塘、拉赖、大冲、鸡田等，坌处即为其中之一大重要渡口，乃联结湘黔两省之要害腹地。当地自明代初叶以来，即为四方商人采购木材之聚散区，不仅外来人口渐逐渐迁入，即文化交融现象亦极为突出。其中如三门塘古渡，实即坌处下辖属区，余曾四次往观调查，察其地理位置，观其历年所立碑文，窥其木材贸易情形。当地木材运输之繁忙热闹，三门塘迄今仍有乾隆时碑记载其事云：“清江环下，浊浪排空，昼则舟楫上下，夜则渔火辉煌。”(三门塘《乾隆辛亥(1791)重修回龙庵碑记》)可证有清一代，不仅木材贸易繁荣兴盛一时，而且财富亦因此源源液滚回流，形成不少商绅聚集码头。至于坌处之得名，据当地百姓解释，乃侗语汉字音写，内涵和睦相处之意。盖商人四面八方云集，辄不能不有利益分配之争执，乃至时生事端冲突，规约之法遂必然产生。而地名既称坌处，则希望化解矛盾，祈求相互理解尊重，共臻和睦互利之境也。
坌处位于县城南面，与湖南省靖州县毗邻。清水江横穿当地全境，全长约三十华里。两岸溪流纵横，注入江中者达三十二条。全镇非仅森林广布山麓，即良田美土亦连片成块。故余所见之当地契约，总量虽仅六千，然与锦屏林契多而地契少相较，则可谓地契多于林契。学界长期受锦屏一地之契约文书误导，以为清水江流域各县，其所分布收藏之文书体系，皆无不以林契为大宗，不知其间仍大有区别，则不能不厘清辨明也。而余亦因此屡欲亲往其处，察看地貌地形，判断地契林契形成之环境因素，以厌征实求是之心也。
考察点除坌处镇所在地外，尚选择其所下辖之鲍塘、孔阜两村寨进行调研。行程所偕者为内子，寥峰、罗正副二人亦陪同。驱车沿清水河畔前行，一路饱览烟雨迷茫之山水秀色，或观山峦连片入云，绿映川流，倒影摇离，斑驳深蔚；或览江流奔走静逝，蜿蜒曲折，悄无声息，仿佛碧带。山间半腰处，辄时见一、二村落镶嵌其中，黛青一如，自然天成，益增佳趣。江中浅豁处，复屡见礁石错落耸起，形状怪异，色皆黯褚，颇生赏情。而夫子川上之叹，亦油然而生笑。乡人告余曰：江水落差，较之五十年前，已低去十馀米，幸赖今日修建水库，水位始逐段提升；然长江鱼已无法回游，两岸搬迁亦牵涉不少农户。而昔日木材贸易，水路长程运输，千里蜿蜓曲折，木排前涌后推，横断两岸，遮蔽江面，纤夫歌声此起彼伏，一派繁忙放排景象，今日已不复再现，亦不能谓为一大憾事矣。
余虽十馀次前往天柱，每览其山川形胜，阅其地势脉络，察其风情民俗，均益生浩渺恣肆之思。以为金凤山与梵净山、衡山鼎足对峙，清江入沅水汇洞庭湖折转长江，川浮而动，岳镇而安，玉水布飞，峰际云起。而人与地灵，山共水秀，非特山气淑爽，流水清澈，林木葱郁，而且民风淳朴，村人性真，老幼情挚。惟千里来龙，水皆外流，较少结穴。所可庆幸者，今日人工水库不断修建，则略已弥补矣。故曰：乾道变化，地气南移，东首西成，古今皆然。郁久勃发，未来磊落英绝之士，卓牵超拔之才，必结队成群崛起，而明人五百年后可赛江南之言，亦可验诸后来者彬彬兴盛之景矣。
上午十时，车抵鲍塘。遥望苗寨，背陵面壑，木茂泉清，青瓦楼宇，尽在烟雨之中。撑伞步行，石路整洁湿滑，房屋栉鳞衔接，无闻人声，惟见鸡鸣。余告同行者廖峰、罗正副二人云：“颇以安徽周庄，房屋布局相类，寂静则远胜之。区别在于有无游人，而天地时皆为吾辈所设也。”步入巷闾三百米，即达村长吴远亮家。主人早已笑迎于门口，相互介绍后即步入厢房，先三面围坐火塘，驱赶身上春寒。女主人笑脸端出油茶，品尝后遂询问村寨情况。原来吴村长擅长书法，当地签订协商契约，即多请其代笔，偶尔间作凭中。故凡谈及文书掌故，则如数家珍，大得问一得三之乐，甚得荒村郊野闲话佳趣。
余见主人兴致甚高，遂询及家世来源。答云渤海远道迁来，并指示堂屋门外石刻楹联一幅，以确证其说非凿空捏造，实乃可以信据之说。余大惊讶之，乃嘱同行者罗正副博士抄下。门联横批乃“元亨乾利贞”五个大字，两傍联语为：
径起三花光分渤海，
云呈五色彩焕延陵。
一望而知，吴氏乃当地望族，后裔支派繁衍，分布地域甚广。惟其自称苗族，何以认同风马牛不相及之渤海，溯源遥远陌生之延陵？兹事不仅长期保存于记忆之中，而且大书深刻于门壁上。历史记忆之真实与史迹之真实既然抵牾，则前者必然有一建构过程，最终则强化为族群集体意识，长久积淀存活于每一个体心中。然其建构之历史性具体过程究竟怎样？建构之目的性诉求究竟何在？是否凭借华夏身份之建构或转换，以争取其家族生存必不可少之正统地位？最终又如何内化为族群集体意识，迄今仍保存于后裔之历史记忆之中？抑或其原本即为汉人之士著化——汉人移民长程南迁，入黔后则华夷杂处，乃至渐染夷风，终受苗化——而文化记忆长期保留，虽在苗而仍言汉，言汉而依然归苗，始终保持双重族群认同身份，辄更有利于家族之生存发展乎？盖当地吴、杨、龙三氏，皆为一方之大姓，亦皆认为其入黔始迁祖为汉族。其中之吴姓，辄可溯其始迁祖至吴盛，乃北宋时之大理寺，因权臣贾以道掌执朝政，遂避祸入黔隐居，乃至变装苗服苗发，习苗俗而讲苗俗。惟考诸载籍，如《苗防备览》便明白云：“苗姓吴、龙、石、麻、廖五姓为真苗，其杨、施、彭、张、洪诸姓乃外民入赘，习其俗，久则成族类。”吴氏既为“真苗”之首姓，辄究竟属汉属苗，似当继续深考，不可轻作定论。然溯源吴盛之事虽未必可信，明清两代汉人移民甚多，尤其木行商埠不断兴起，落户当地之商贾商行甚夥，其扎根苗疆既久，遂有土著化之发展趋势，由“汉”变“苗”，揆之地方实情，亦非无有可能。吴村长远溯家世至渤海，不经意之言说背后，或亦牵涉族群史迹之沧桑变化，其缘由经过，辆甚望有心者深考。或依托地域所形成之文化相似性，本来就超越族类区分之差异性，而今人反据后者以判断前者，则难免受制于“前见”而误读错认。故地域性与族群性，二者均须比观兼顾也。余因此拟阅其家谱，主人则慨然应允，当下即转身步入内室，捧出一长方形檀香木盒，揭去盒盖，立见装有线装书籍二册，当为世代珍藏之老谱。惜纸已残损，字多漫漶，蠹朽太甚，不堪触手。故未敢翻阅，仅嘱寥峰就外形拍一照片，即请主人原物装入盒内，祈望其日后重新裱糊装订，长久保存，垂贻子孙，不再使天壤间又少一宝物耳。
临行话别，吴村长持礼坚请送行，遂由其陪同绕道，考察全村建筑风情。时雨方霁，路上偶见行人，皆身着蓑笠，腰插镰刀，问其何往，概云挂青。盖时值清明，祭扫祖坟，乃家族大事，故皆陆续外出，以致络绎不绝也。而沿路所见，房屋多为木结构，上下合为两层，居家待客出入，无不方便自然。然最引人注目者，辄为不时闪出之高大马头墙，皆耸出木屋一头，显得极为突兀耀眼。问之，乃知即为窨子屋，多为前后两进，壁檐均为女儿墙，屋顶则铺盖青瓦，与木屋毗连，远看仍为一色，墙则砖砌，泽均灰白，风格极类徽州建筑，明显受儒家汉文化影响。村长告余曰：此类建构多为祠堂，乃宗族活动中心。马头墙又称风火墙，皆封闭而不开窗，发挥隔离带作用，具有防火功能。寨内所居者虽为苗民，然已无扫寨习俗，亦不吹奏芦笙，节庆仪式则多演唱侗歌，村长内人即为侗家女子。具见汉文化之影响固然颇深，地方族群之互动亦不可忽视。果然沿路从容盘桓，循寨中石径至跳场处，吴氏宗祠高大建筑，忽焉即闪现于眼前。余先远眺观赏，复近前细审品味，知其尽管略显破旧苍老，而风姿依然雄伟卓挺，可谓气象静闲，规模肃庄，实乃全村威权之重要象征。吴氏乃鲍塘望门大族，宗祠亦占全寨中心位置，当地汉文化影响之深，随处皆有符号资源可供证明。尤其儒家价值与地方民族文化之融合，透过宗祠建筑特征即能明白领悟。而乡民之淳朴，宗族之亲睦，老人之德隆，儿童之率真，余经此次考察，亦得亲眼见证之，故益信地方秩序之建构，必扎根于深广之传统。
吴氏宗祠梁顶刻有文字云：“皇清乾隆二年冬月癸亥日吴朝信公裔孙立。”足证明代以来地方秩序之建构，宗族化始终为一大发展方向，而清代则逐渐步入高潮，已成为秩序建构之重要文化因素。数百年历史风云已经化归往昔，然血缘认同依然牢不可破，尊尊固然尽力挤压亲亲，亲亲仍自有其生存发展之空间。此非仅遍布各地之宗祠可作见证，大量家谱之编修亦足可发覆。盖家谱者，颂祖德，辨昭穆，定尊卑，明世系，传后人，贻子孙，既能光耀一族门第，强化族亲血缘认同，亦可激发孝弟敦睦之心，有裨地方秩序之良性运作也。
当地之宗法秩序，亦可见诸天地君亲师牌位。盖余所见之天柱村寨，凡有水井人家，均可入其屋门，即于醒目处见之。且非仅高悬于堂屋正面之墙壁中央，更每逢节令必有香火隆重供奉。足可略窥王朝国家与地方民众之间，必有一复杂之互涉性关系建构过程。天覆地载，既重尊尊，亦不废亲亲，血缘秩序虽为基体依托，文化秩序亦必植根其中。则天地君亲师之牌位，其义岂能浅视之乎？或问何以然？答曰：虽一五字牌位，实已贯串大小传统。国家理当欣然接受，民众亦视为原本应然。而由亲亲正可外推至尊尊，恰能收拾一方风俗人心；反之则依据尊尊强化亲亲，亦可维护族群家支内部利益。二者经历长期历史性震荡磨淬，最终则以高度整合之态势，化为地方秩序之价值构成因素，显现为天地君亲师牌位现象景观。故曰：地方乃国家力量存在之地方，国家亦集地方内容为一体之国家。至于规劝子弟耕田读书，努力芸窗，积善修德，传承祖宗家业，光耀家族门楣，宗法制度之历史作用，亦决然不可轻易低估。而当地人视文字为灵物，以为妙画足可通天地，惜之如金，敬之若神，虽片纸亦必保留；倘不能不毁弃者，则必慎重其事，均先置放于惜字炉，然后统一举行仪式，焚香祷告再三，始能化烟燃烬而去。今中寨、雅地两自然村落，尚保存有各自所修建之惜字炉，修建时间皆在清代，乡人长期视之若神物。如询之地方知识精英，则多能背颂颜夏郷之诗作答云：“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清水江文书之得以大量保留，当地长期仰慕大传统文化，非仅耕读传家渐成风气，即字墨亦以为能够延续族群命脉，似亦为其中一大重要缘由。
七、体验多元社会文化结构
告别鲍塘，驱车途经中寨，复沿清水江畔行驶，沿途隔江眺望远山脚下之三门塘，欣赏烟雨迷蒙中之侗族古建筑，最后抵达坌处镇。清水江沿岸港阜甚多，据云坌处镇本为原始大森林，明代以来即缓慢开发，主要依靠木材贸易招引外来人口，乃至渐成街市，为皇木采办要地，规模虽不能遽云兴盛，然商贾往返始终不绝。原住居民据说为滚家，以后则陆续迁入曹、王诸氏，皆为当地大姓，今则达三十馀姓氏，反映外迁人口甚多，水陆交通频仍。其流动变迁发展之原因，辄与木材货易有关。而契约文书之考释，当地亦为重要取证对象。
余欲调查之村寨为孔阜，村长李绍华为迎接我们，早已步出家门一里馀，站立街市桥头路口等候。下车后即由其向导，转身步行下桥，观摩江畔新迁汇集之碑林。原来此桥本名归宜桥，乃乡民集资合力所建。今虽已改建为钢筋混凝大桥，然原有石墩遗迹尚在，仍可依稀感受昔日古风韵味。站立江边逃眺，水石奔异，花树幽芳，清风拂岸，蹬径曲蜿，真乃绝佳之地也。石壁摩崖“横眠半月”四字，虽漫漶而仍可大致辨识。碑文亦多为入清以来，乡人捐资请工镌刻者。唯因水库筑坝淹岸，遂由政府统筹移迁于此。其中一块为文昌会碑，刻于乾隆五十三年。览其内容，虽年祀已久，尚勉强可读。斑斑史迹，皆可见证雍正开辟苗疆，军事征剿之后，则继之以文教。汉代以降，凡祀天神，辄祠星宿，蔚成风俗，南国尤盛。文昌之名，析而言之，所谓文者，乃精气所聚，而昌之含义，则为扬天之纪。目的无非福善祸淫，劝良祛莠，虽为有形之物，亦暗含无形之理。表面只是神道设教，用心则为秩序建构。处俗设教，斯亦良法耳。而南方相沿已久之尚鬼习俗，亦可从中略窥一斑矣。
据余所知，明代以降，地方社会结社者甚多，如文昌会、世忠会、关帝会、元宵会、地藏会、正义会等等，兼有会规，或共立誓约，名目不一而足，且有会租，以作经费来源。初一接触清水江文书，即时见此类材料，或可称为“会书”，乃宗法外之另一类组织，非仅祭祀衍为故常，亦时有公益活动。其祭祀内容则与宗族祖先崇奉略有不同，尚有更广泛之神灵系统，代表乡民社会信仰世界之多元取向，体现地方文化秩序复杂自治体制特征，实为具有松散结构之另一民间发展力量，不可不结合“会书”与田野调查认真研究。
天柱之建县，始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原先乃千户所，亦汉人驻军之地，故族群交流视他县尤为频繁，“国家化”(内地化)进程亦较其他生界为早。所谓“建县学，筑城楼，清田赋，编里甲，安哨堡，立市镇，尊贤养士，易风移俗”云云，凡万历年间首任知县朱梓所为之事，皆可视为国家力量之直接介入。广袤苗疆再造之历史进程，至迟明代已正式启功。其中最明显者，即为文教之兴起。盖“学校为人之薮，教化之地，士先德而后文，端所始也”。凭借软性之文教力量，以开发异质文化区域，表面速度甚缓甚迟，实则功效甚钜甚著。“天无从与，唯善是与；民无必从，唯德是从”，斯乃古今之通义，余坚信而不疑。惜今人反不如古贤明白此理，未免不令吾侪怅怅然兴叹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