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文明是古代中国的标志。所谓“礼”指的是礼仪风俗教化。以礼治国的思想源远流长，古人“以德治国”的理想，最终落实在繁琐细密的礼仪上。关于“礼”的学问，主要集中在《礼记》《仪礼》《周礼》三部礼学经典中。其中《礼记》最受古人重视，从汉朝就是官学制定教材，而到了科举制时代也成为出题范围之一。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孔子对此深感痛心，他在答齐景公问政时指出，治国之要在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句话的大意是：社会上下各阶层都应该遵守自己所处位置的本分。具体而言，就是重新按照周礼的要求来为人处世。
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上古五帝采取的是禅让制，当时是“公天下”阶段，是高度理想化的大同世界。而后来君主从禅让变成了世袭，“家天下”时代开始了。原先“天下为公”的精神，也因大同世界的结束而沉沦。随着西周的灭亡，天下从此进入了礼崩乐坏的时代。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境界远低于“大同世界”的“小康世界”。
三纲五常一直是封建礼教的核心内容。尽管每个时代的礼仪风俗各有差异，但本质上都没脱离这个范畴。不过，三纲五常虽贵为儒家伦理道德的大经大法，在现实中也不是绝对的。在古人的礼教中，“君为臣纲”与“为人臣之礼，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是并行不悖的。
1.为什么说《礼记》具有“长治久安”的大政方针？
人们常说的“诗书礼乐”与“封建礼教”中的“礼”，指的是礼仪风俗教化。每个时代的“礼”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其核心精神可谓一脉相承。关于“礼”的学问，主要集中在《礼记》《仪礼》《周礼》三部礼学经典中。《礼记》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又叫《小戴礼记》，共49篇。这部经典是西汉学者汉戴圣所著。汉戴圣对秦汉以前的华夏礼仪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他将战国至西汉的礼法制度与习俗观念变化都编写在《礼记》当中。东汉末年的经学家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注解。从此以后，《礼记》一直是读书人必学之经典。因为在重视礼法的古代，“礼”之一字关系到全天下的长治久安。
以礼治国的思想源远流长，其关键的成型期是商周之交。小邦周灭掉大邑商之后，并没有完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曾经无比强盛的殷商王朝在牧野之战中一败涂地。周人对战况进展之顺，也不免惊讶。目睹了强烈的兴亡反差后，周武王、周公旦等大政治家为不重蹈商纣王的覆辙，认真总结了许多经验教训。尤其是后来代周成王摄政的周公旦，创立了一套完整的礼乐文明。以礼治国由此成为西周王朝与四方诸侯共同的意识形态。
周公制礼作乐，是以王道德政为核心。他将礼义道德视为立国之本。近代史学家王国维在其著作《殷周制度论》中点评道：“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
由此可见，礼乐制度实际上是封建伦理道德的载体。古人倡导的“以德治国”，就是以礼仪风俗为载体。礼俗虽然不是硬性的王法，但它是涉及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行为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礼仪比王法对古代人更加重要。在主张“德主刑辅”的古中国社会里，法律政令往往也是源于“礼”。除了唯法是从的秦代以外，几乎所有的王朝统治者都致力于援礼入法，将礼治的精神贯彻到立法与执法层次。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繁琐而僵化的周礼，已经逐渐被各国诸侯所抛弃。除了孔夫子师生组成的儒家学派外，几乎没有人希望回复周朝礼治。尽管如此，“礼”依然主导着各国君臣的思维。他们不再严格恪守周礼，也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制定新礼。与此同时，在外交场合中，礼仪是各国使节共同遵守的规范。不少使节通过在“礼”上做文章，来试探对方的意图。
某一年，晋平公打算进攻齐国，便派出大臣范昭到齐国进行“友好访问”，以刺探情报。
齐景公热情款待晋使。酒宴正酣时，范昭突然说：“请让外臣用齐君喝过的酒樽。”
景公大度地说：“把我的酒樽满上，递给客人喝。”
范昭已饮，晏子下来：“换一个酒樽。”
酒樽和觯都齐了，范昭装醉，一脸不悦地起来跳舞，对齐太师说：“如果你能演奏周王室的乐曲，我给你跳舞。”
太师说：“我是失明之人，未学过周乐。”
范昭听后，马上快步离开。
齐景公埋怨道：“晋国是大国，派人来考察我国政事。你把晋国使者惹怒了，该怎么办？”
晏子说：“范昭并非不懂礼数，只是来刺探我国虚实，所以我拒绝了他。”
齐景公又问太师：“你为什么不给来客演奏周乐呢？”
太师答：“成周的音乐是天子专属音乐。如果演奏的话，必定是诸侯起舞。如今范昭只是晋臣，却想以天子之乐配舞，这不合礼制，所以我不演奏。”
果然，范昭回去复命时对晋平公说：“我们不能讨伐齐国。我想试探齐君，被晏子识破了。我想触犯其礼仪，被太师看穿了。齐国君臣很明智，攻齐没有胜算。”
一场战祸就这样被两句话给打消了。
范昭装作借着酒劲提出无理要求。齐景公一方面是缺乏警惕性，一方面也是平时随意惯了，以为摆出好客姿态就能巩固齐晋友好关系。结果在气势上被对方压倒。
晏子和太师则不管范昭有没有一脸不悦，坚决回绝其无理要求，却又保持了不卑不亢的分寸。两人内心坚定，头脑清晰，所以没有屈服于范昭的无理要求，反而占据了上风。于是，范昭只能落荒而逃，赶紧回去制止晋平公的行动。
从这一案例中可知，春秋各国的统治阶层人士都受过严格的礼仪教育。范昭与晏子都十分精通礼学。范昭通过打破正常礼仪来试探齐国君臣的反应能力。而晏子很巧妙地用礼仪来化解对方的无礼行为。两人不光是拼礼学知识储备，也在斗智斗勇。在外交场合，任何无礼举动与不当之举，都可能造成国际纠纷。因此，需要外交官员慎之又慎，注意说话做事的分寸。如果心中缺乏“以礼而动”的意识就无法做好这点。好事也可能变成坏事。
在另一个案例中，齐鲁彼此以礼相待，成就一段两国友好的佳话。
某年，齐景公出于外交考虑，曾将泰山以北的数百村社的领土赠与鲁国。晏子出使鲁国负责交割。子服昭伯本该作为鲁国代表接受齐国赠地，但他没有收下所有的土地。
晏子对此不解，便问：“敝国国君赠与贵国土地，是出于大公无私之心。不知贵国因何不愿收下全部赠地？”
子服昭伯答道：“敝国国君说：‘诸侯间的来往一定要礼让。本国应该态度谦卑，这是礼义的外在表现。馈赠友邦的礼物要厚重，而友邦馈赠的东西要少受取，这是礼义的实践。礼义有了规范的形式，又付诸于实践。这样两国的友谊才能长久。’况且在下曾听过一句话——君子不夺人之爱，不能尽享他人之忠。因此，敝国不能全部收下贵国的好意。”
晏子回国复命，把事情的原委上告。齐景公笑着说：“没想到鲁君居然这么客气啊！”
谁知晏子肃然地说：“臣听说诸侯搞外交的通病是，大国贪图威名，小国贪图实利。眼下鲁国摆出谦卑不贪的姿态，推辞唾手可得的实利，而不打算多讨好处，举止廉洁而不做苟得之事，躬行道义不做苟合之事，不尽取他人所爱之物，不尽享他人的忠心，以此巩固与邻国的交情。然而，鲁君不同于世俗做派，能免于列国诸侯的通病。”
齐景公高兴地说：“寡人喜欢鲁君这样的人，所以赠与他土地。现在看来，鲁君行事果然高风亮节，寡人要派使者向他祝贺。”
晏子却摇摇头说：“不可！君上因自己高兴而赠予鲁国土地，又特意庆贺鲁君推辞赠地之举。如此一来，两国的交情就会不亲密，您赠送土地给鲁国也不算有德义了。”
齐景公点头道：“好。”
于是，齐国提高了对鲁国的赠品规格，使其待遇超过其他诸侯，而对其外交礼节的隆重程度也不同于对寻常宾客的规格。这样一来，齐鲁两国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礼记·礼运》有言：“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事，协于分艺。”
这段话的大意是：礼仪是以天地为效法对象，用于指导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古中国人眼中，尤其是饱读诗书的儒家士子，将“以礼治国”视为维护天下长治久安的根本。只要君臣上下贫富贵贱都能恪守礼义，就能建立一个人人讲道德、无处不和睦的理想国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儒家一直向全社会推广礼学，而《礼记》也因此成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典籍之一。
2.孔子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什么礼仪？
孔子周游列国时，曾经到过齐国。齐景公以礼相待，并向他请教该如何治国。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齐景公听后十分高兴，感慨道：“夫子讲得真好呀！倘若一国之君不像君，文武众臣不像臣，父亲没有父亲的样子，儿子没有儿子的样子。虽然国库的粟米再多，寡人又能吃得上吗？”
由于这句话，孔夫子和儒家曾经遭遇过十分严厉的批评。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有学者抨击孔子是鼓吹君主专制的罪魁祸首——在他们看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礼教，在本质上是宣扬君主的威严神圣不可侵犯，其他人只能安安心心做君主的忠臣顺民。
这其实是一个脱离了具体语境而造成的误解。
在当时的背景下，各诸侯国都不遵守周礼，人们在剧烈的时代变迁中寻找新出路，但后来战国时的新思想与新秩序还远远没有形成，思古情结依然十分强大。孔子以“克己复礼为仁”，他认为天下大乱是因为大家都抛弃了周礼，只要能恢复周礼的秩序，天下自然可以安定。基于这个观点，孔子在回答齐景公的问题时，说了那八个字。
从本质上说，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指的是社会上下各阶层都应该遵守自己所处位置的本分。具体而言，就是重新按照周礼的要求来为人处世。
在春秋乱世之中，礼乐征伐从诸侯出，周天子被各诸侯国架空。而在各国内部，卿大夫又常常把诸侯给架空。甚至在卿大夫家族内部，家臣以下克上的情形也并不罕见。例如，孔子所在的鲁国。鲁国宗室分支——三桓家族把持朝政，鲁君被架空。孔子为了帮鲁君恢复君主应有的权威，发起了轰动一时的“隳三都”行动。由于三桓的强烈反弹，孔子不得不离开鲁国。而孔子不喜欢的阳虎，先是以家臣身份控制了三桓家族，后来又辅佐鲁君，最终也被三桓排挤到外国。
这段经历使得孔子对“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那种礼仪失序现象深恶痛绝。所以，他用最简单的语言来告诉齐景公，若想治理好国家，应该为礼仪等级秩序“正名”。让君、臣、父、子都名实相符，摆正自己在礼仪等级中的位置，各尽其职。
由此可知，孔子在这句话中涉及的礼仪，其实是古典礼治社会的基本纲领。换言之，就是凌驾于无数烦琐细致的具体礼仪之上的“礼学宪法”。《礼记》中记载了一段关于孔子师生谈礼的故事。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礼”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
有一天，孔子以来宾身份参与蜡祭。蜡祭是古代年终（腊月）最大的祭祀典礼。每到腊月，古人就会到山林湖泽围猎，以猎获的飞禽走兽作为祭祀祖宗的祭品。
祭礼完毕后，孔子在宫外的高台上散步，一步一叹息。他的学生言堰问缘故，孔子说自己是在感叹鲁君的失礼，并顺便回顾了“礼”的发展史。听了老师一番大论后，言偃不禁问道：“夫子，‘礼’真有那么大的重要性吗？”
孔子郑重地回答：“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这句话的大意是：所谓“礼”，是古代先王用来上承天道，以治理人间社会万象的。所以，失去了礼就会死亡，得到了礼才能生存。有那么夸张吗？在孔子眼中，这一点儿都不夸张。他又向学生做了细致地讲解。这些内容都被后人收录到了《礼记》的《礼运》篇中。
孔子致力于复兴周礼，曾经多方学礼。例如，去周天子所在的洛阳王畿出差时，拜访了守藏室之史老子。老子虽然学问精深且熟悉周礼，但对孔子热衷于礼的态度不以为然。
老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他的意思是：孔子所问的“礼”，已经过时了，如今礼崩乐坏已成定局，倡导周礼的前人与他们的骨头一样都腐烂了，只剩下他们的言论还传世。况且，君子应当顺应时势，假如有时运的话，就驾着车入朝做官；倘若生不逢时，则像蓬草一样随风而行。总之，老子认为复古周礼毫无必要，孔子不应该将已经被社会各界都抛弃的周礼当成放之四海皆准的大经大法。这件事表明了道家学派与儒家学派在礼学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
孔子称赞老子的学问与为人像龙一样深不可测，却对其治国主张持保留态度。在他看来，礼依然应该是国家社会的大经大法。孔子认为，礼是对天地之道的效法，能够参验于鬼神。主宰万事万物的天地之道，是通过丧礼、祭礼、射礼、乡饮酒礼、冠礼、婚礼、觑礼、聘礼等礼仪来贯彻的。按照礼仪去生活，就能耳濡目染地学习天地之道，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得到君子。因此，历代圣人都以礼昭示天下，这样才能使得世界步入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