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大禹治水时到了南方的“裸国”。那里气候十分炎热，人们不穿衣裳。夏部族首领大禹当时是天下共主舜帝的司空，全权负责指挥九州各部族协同治水。为了勘察裸国的水土风俗，大禹没有发号施令，而是入乡随俗，解掉了自己的衣冠。直到离开裸国边境时，才重新穿上衣裳。可见，当时的部族首领还不像后来的专制君王那样高高在上。
那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上古部落联盟进入国家形态的转折点就是大禹治水。成功平定洪水后，大禹被舜帝指定为禅让接班人。这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对治水贡献最大的夏部族，经过多年打拼发展成了其他部族难以匹敌的超强部族。古老的禅让制建立于部族联盟基础上，而部族联盟又建立于各部族实力均势的基础上。随着力量平衡格局被打破，古典社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专门负责管理社会的贵族阶层，具有杀伐专断之权的君王，已经逐渐形成。禅让制的土壤不复存在，大禹把帝位禅让给自己治水时的老助手伯益，但伯益被大禹的儿子夏启击败，从此开始了中国数千年的“家天下”时代。
《尚书》中的文献典故，恰好囊括了禅让制与世袭制的过渡期。禅让制时代萌发的古老的民本思想，与世袭制时代产生的君主专制思想，都被记录在《尚书》当中。
经过夏、商、周三代更迭，一度因君主世袭制而衰退的民本思想，借着天命观的外衣再度崛起。
夏、商两朝迷信天命而忽略民心，从而走向了灭亡。但长年累月的发展，已经让当时的社会完全丧失了恢复禅让制的主客观条件。因此，古代思想家一方面鼓吹以民为本，另一方面将民本思想的落脚点放在维护君主专制统治上。也就是说，以君为纲才是《尚书》最本质的内容，一切以民为本的言论与主张，都是在君主专制的框架下提出的。
显然，以民为本思想并非提倡给民众广泛参与政治的途径，而是要求专制君主担负起天下兴亡的责任，履行保民安民利民的义务。正因为如此，《尚书》的民本思想虽被历代思想家与治国能臣所推崇，但谁也不会因为信仰“以民为本”而否定整个君主世袭制度。当“以民为本”与“以君为纲”产生冲突时，明君贤臣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后者一方，而不会为了维护民众利益而反对君主专制。这就是古代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的根本差异。
6.《古文尚书》是晋代经学家伪造的吗？
对于古人来说，经典上的每一句话都包含了许多深刻的道理。一般人读不懂，需要儒者来注释和解读。两汉的经学也由此诞生。按理说，经典往往是不能置疑的。但古代书写工具简陋，知识传播手段落后。在没有印刷术的汉代，人们是靠手抄的方式来获取文本。而书籍文章在传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错漏。官府为了确保法律文本的准确，会定期核对本单位收藏的抄件副本。而儒门经学家则是通过师承的方式来继承经典。由于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儒家六经差点儿佚失，《尚书》也在动乱中衍生出不同的版本。
据主流说法，《尚书》曾经过孔夫子重新编订，在春秋战国时流传极广。秦朝焚书坑儒时，《尚书》作为儒家六经之一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担任秦博士的济南儒者伏生，因职务之便可以接触许多藏书。他将自己保存一部的《尚书》藏进了自家的墙壁。但不久后秦朝被推翻，天下大乱。伏生等到汉朝建立后，才回到家中取出藏书。
遗憾的是，因动乱劫祸，这部《尚书》佚失了几十篇，仅有29篇保持完整。于是伏生就以《尚书》29篇在齐鲁开馆办学。汉朝统治者整理先秦典籍时，派大臣晁错向90岁高龄的伏生学习《尚书》。从此，伏生传授给晁错的29篇《尚书》成为了官方版本。
据《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艺文志》载：汉景帝与汉武帝时期，民间又出现了几批不同于官方版本的《尚书》残本。例如，汉武帝时，鲁共王为了扩建自己的宫殿，拆掉了圣人孔子的一所故居。人们在这座故居的墙壁中意外发现了《尚书》《左传》《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这个《尚书》就是所谓的“孔壁古文本”。由于新出现的《尚书》都是由先秦古文字所写，故而被称为《古文尚书》。伏生收藏的《尚书》29篇是秦小篆写就，后来的官本《尚书》才用得上汉隶书，故而被称为《今文尚书》。
鲁共王将这些出土古籍还给了孔子的后裔。正好孔门出了一位叫孔安国的儒者，曾经跟着伏生学习《尚书》。他将两种《尚书》做了对比研究，发现《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了16篇。而在相同的29篇中，两版《尚书》的文字上也存在出入。孔安国精通古文字，便将古文《尚书》改写为隶书，称之为“隶古定”。于是，《古文尚书》便在朝野中传播开来。
由于今文《尚书》传播多年，西汉朝廷还专门设了《尚书》博士。那些研究《今文尚书》多年的博士，自然不愿意让新出现的《古文尚书》动摇自己的学术地位与利禄之途。由于《今文尚书》之学位居垄断地位，《古文尚书》之学在西汉时代一直没能得到官方认可，仅在民间流传。两派学者因此产生了矛盾，演变成两汉时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
到了东汉末年，越来越多的儒家学者对两个版本的《尚书》进行综合研究。其中，儒者郑玄先做了兖州刺史第五元先（注：第五为复姓，元先为名）的学生，后又跟随古文经学家马融学习古文经典，成为了经学界罕见的集大成者。
郑玄在马融的古文经学基础上，兼采了今文经学的思想，为《古文尚书》作注解。此举讲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融于一炉，为长达两百余年的今、古文学派之争画下了句号。从此以后，郑玄所著的《尚书注》，逐渐成为了《尚书》的权威注本。进入魏晋时期后，朝廷将郑玄改良过的古文经学立于国学，设博士。这意味着《古文尚书》已经取代《今文尚书》，成为新的儒家学术权威。
然而，在古代学术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伪《古文尚书》案”。
第一次“伪《古文尚书》案”，发生在西汉成帝时期。据《汉书·儒林传》称，当时汉成帝下诏向天下寻求精通《古文尚书》的读书人。张霸便趁机伪造了一部《百两尚书》，进献给朝廷。《百两尚书》的102篇，其实是用《左传》和《书序》分别做开头结尾，然后再将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29篇拆分为数十篇而成。汉成帝得书后，下令将其与朝廷收藏的《尚书》对校，很快发现这部《百两尚书》是伪造之作。而张霸险些被以“大不敬罪”被处死，其所献之书也遭废黜。
第二次“伪《古文尚书》案”，发生在东晋元帝之时。
“永嘉之乱”导致西晋灭亡，历史进入了东晋时期。晋朝从汉魏前朝继承的文物典籍大多毁于刀兵，包括《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连曹魏刻立的“三体石经”（用三种文字书写的《今文尚书》石碑）也遭到毁坏。西晋皇族司马氏逃到江南建立东晋后，着手整理幸存的典籍。
豫章内史（太守）梅赜向晋元帝献出一部《古文尚书》，声称此书为孔安国作《传》的善本。故而，后世将其称为梅本《古文尚书》或孔传《古文尚书》。据梅赜的说法，该书起初是由晋初经学家郑冲保管，后传授给扶风人苏愉，苏愉又传给天水人梁柳，梁柳传给城阳人臧曹，最后由臧曹传到自己手中。
这部《古文尚书》很快得到了东晋朝廷的认可，被立于学官，成为新的权威版本。由于此时中国处于大分裂时期，《尚书》经学也划分为南北两大阵营。南方学术界以孔传《古文尚书》为本，北方学术界则已郑注《古文尚书》为宗，两派的影响力平分南北。这个局面从东晋一直持续到南北朝末年。
进入隋唐时期后，分裂数百年的中原大地重归一统，经学研究也开始进入大整合阶段。
隋朝经学家刘炫与刘焯，根据南朝所传的孔传《古文尚书》作《尚书述议》，使得此版《尚书》推行于全国。到了唐朝，唐太宗命令大学者颜师古重新考订五经，为朝廷编定一个标准的读本，史称“新定五经”。颜师古就是采用了刘炫编的孔传《古文尚书》作为定本。唐太宗又让孔颖达等学者撰集《五经正义》。孔颖达编纂《尚书正义》时，采用的仍是孔传《古文尚书》。到了唐文宗开成年间，经过不断完善的《尚书正义》被刻立于“开成石经”之上。此后，孔传《古文尚书》上升为标准的法定通行本流传后世。
但是，宋朝时有人质疑孔传《古文尚书》是晋代经学家伪造之书。南宋初年的学者吴棫最先对此提出质疑。
吴棫在其著作《书裨传》中对孔传《古文尚书》与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进行对比。他发现，两个版本相同的33篇内容古奥，不易解读。但是孔传《古文尚书》比伏生《今文尚书》多出来的25篇内容，反而是文从字顺，易于弄懂。于是，吴棫对这25篇孔传《古文尚书》的真实性深表质疑。
南宋理学家朱熹也认为这版《古文尚书》是伪作。他质疑的依据是——“孔壁所出《尚书》，如《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此不可晓。”
这段话的大意是：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言辞古奥难以读懂，而孔传《古文尚书》中的很多篇章反而言辞平易，不像是先秦古人所作。
因此，朱熹判断道：“《尚书》决非孔安国所注，盖文字软善不是西汉人文章。安国，汉武帝时，文章岂如此？但有大粗处，决不如此软善也。如《书序》做得甚弱，亦非西汉人文章也。”也就是说，《古文尚书》与《书序》都不是西汉经学家的作品，更像是后人伪作。
自从南宋学者开了疑古先河，后世越来越多的经学家也认为孔传《古文尚书》不是真正的汉代经学家作品。
例如，明代学者梅鷟曾经专门写下《尚书考异》与《尚书谱》。按照他的观点，孔传《古文尚书》并非汉代人之作，而是后世伪造者从先秦古书里采撷《尚书》旧文补缀而成。他对《古文尚书》的辨伪对学术界影响不小，只是在论证过程中多有武断之处。
清朝学者阎若璩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尚书古文疏证》，对孔传《古文尚书》作了系统地辨伪。他指出，该经文的内容与史例、古史、古代典章礼仪、古历法、古地理、训诂等多有不合。因此，孔传《古文尚书》与《孔传》并非汉人所作，而是魏晋学者的伪造之书。
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在清代学术界风靡一时，支持者甚多。但学者毛奇龄对此不以为然，写下《古文尚书冤词》来辩护孔传《古文尚书》是汉代古文经学真品。
阎、毛二人都是当时负有盛名的学者。他们恰恰也是清代“汉学”的开山祖师爷。所以，两人的学术争鸣轰动一时。双方在各自论著中广征博引，雄辩不绝。从总体上看，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更受当时学术界欢迎，是为主流观点。但毛奇龄在《古文尚书冤词》中的反驳，也屡屡击中了怀疑者的软肋。从乾隆嘉庆时期开始，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两派。一派认定《古文尚书》是伪作，另一派则支持毛奇龄的见解。
由于主编《四库全书》的纪晓岚及四库馆臣集体支持阎若璩之说，所以将孔传《古文尚书》断为伪作的观点，几乎是清代经学界的定论。反对声音虽弱，但也一直没断绝。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的学术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