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他们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
1.历史负资产：
九世之仇终不忘
王学泰先生在《采菊东篱下》中讲了这么个故事：乾隆八年（1743年），清廷特设“阳城马周”科以考选敢于直言的御史（马周为唐朝监察御史，以敢于直谏而闻名）。此举原本是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为博“善于纳谏”的美名，不曾想一向以“戆直”闻名的江南名士杭世骏在答卷上提出：“我朝一统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界。”“满洲才俊虽多，较之汉人仅什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无一人焉，何内满而外汉乎？”
杭世骏说“满洲才俊较之汉人仅什之三四”，这话已属客气，实际情况恐怕要更低。在驳无可驳的情况下，乾隆气得“抵其卷于地者再”，并恼羞成怒地令刑部治杭世骏的罪。得旨后，刑部初拟死罪。但乾隆征询廷臣意见时，满朝文武，无论满汉，都为杭世骏说情，说皇上既然下诏求言，如今怎能出尔反尔，引蛇出洞，若是杀了杭世骏，今后谁还敢说真话？乾隆听后自觉理亏，只好将之免官，放归乡里。
杭世骏曾在博学鸿辞考试中名列一等，京中官宦争相延纳。但此次他被贬斥出京时，只有老诗人沈德潜一人前来相送。临行前，他送了杭世骏一首诗，其中两句叫：“邻翁既雨谈墙筑，新妇初婚议灶炊”，其大意是，宋国有个富人家的院墙被雨冲坏，儿子说得赶紧修好，不然会遭盗贼。邻家老翁也这么告诫他。后来富人家果然被盗。这个富人在夸耀自己儿子有先见之明的同时，却把怀疑对象放在了邻家老翁的身上（典出《韩非子》）。后一句则是说刚过门的新媳妇，初来乍到还没摸清婆家的深浅呢，却一入门就妄议婆家饭菜水平的高低。沈德潜的意思是，这种犯忌的“满汉”话题，皇上自己说说倒也罢了，你一个新官，又是个汉人，不明就里，妄自评议，岂不像个新嫁娘，未免有些天真了！
故事到这还没完。却说杭世骏回到杭州后，以教学及经商为生。22年后，乾隆南巡到杭州，曾为京官的杭世骏也去接驾。众人当中，乾隆一眼就认出了杭世骏，于是问他现在何以为生？杭说，我现在靠卖卖废铜烂铁谋生。乾隆听后，很是为他的失意感到开心，随后便写了“买卖废铜烂铁”六个大字赐给了他。后一次南巡中，乾隆又见到杭世骏，问他：“你脾气改了吗？”杭说：“臣老矣，不能改也。”乾隆听后很不舒服，其冷笑一声：“何以老而不死？”杭世骏梗着脖子说：“臣尚要歌咏太平。”这回乾隆笑不出来了，因为他明知杭世骏在故意冷讽他，但他又抓不住杭的任何把柄。
乾隆这个人，外表宽和，实则忮刻。当年也只有杭世骏这种“不求官、不求利、不怕死”的过气老名士敢于倚老卖老，在装痴卖傻中向皇权挑战，最后还弄得乾隆灰头土脸，无计可施。对于此事，龚自珍在《杭大宗逸事状》中另有一说：“癸巳，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反舍，是夕卒。”杭世骏字“大宗”，龚自珍的记载或许辅证了乾隆确实说过“老而不死”的诅咒话语。但说杭世骏当晚就死则是误记，因为杭世骏虽死于癸巳年（1773年），这一年乾隆并未南巡（其前一次南巡是1765年，后一次南巡是1780年）。
自命为“十全武功”，据传还是汉人血脉的乾隆一向把“满汉一体”挂在嘴边。但在清朝皇帝中，他对满汉界限的守卫最严。有两例为证：一是“胡中藻案”。文字狱中，名臣鄂尔泰的侄子、广西巡抚鄂昌在书信往来中与胡中藻称“年兄、年弟”，此称谓原本正常。因为鄂昌与胡中藻系同年进士。但乾隆看到书信证物后十分恼火，其厉声斥责鄂昌，说你是旗人，是皇帝的世仆，居然和汉人称兄道弟，真是不知羞耻。另一例是满洲钮钴禄氏家族有人因喜好汉人文化而改用“郎姓”。钮钴禄氏在满文中为“狼”的意思，“郎”姓即取其谐音。乾隆得知后，狠狠地奚落他们一番，说他们忘了根本，不配为满洲人。
《左传》中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乾隆对满汉之界的警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满人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而引发的一种焦虑。但反过来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对于这样一个异质民族的统治，何尝不是怨气满腹，甚至愤恨有加。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革命元老冯自由直截了当地提出，“中国革命的动力”不在其他而在“种族思潮”，其中又以太平天国为“种族革命”之先声。太平天国距清末不过一个甲子的时间，但更早如康乾时期，天地会等会党即高举“反清复明”之旗帜，其中未尝不带有种族革命的色彩。
历史的轮回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早期革命党很自然地接过了天地会及洪秀全等老前辈的旗帜。清末“反满排满”的口号漫天遍地，正是这种情绪宣泄的写照。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激愤地抨击满人“数百年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其全部五百万人，不能为士，不能为农，不能为工，不能为商”，完全是一群无所事事的食利阶层。梁启超认为，在列强的威胁下，无能腐败、保守颟顸的满人统治者既不能抵御外来的侵略，也不能带领中国走出困境，在国家与民族利益的不断沦丧中，清廷已日渐丧失了其合法性。
对于革命党人来说，最惯用也是最有号召力的武器，莫过于排满主义。相比于“人类生来平等，人民享有主权，社会权力至高无上”，这些法国大革命中的信条及“民主、民权、自由、宪政”等高大上的口号，“反满”二字简单而充满激情，民众听得懂，记得住，有感知。这种感性的口号最能起到宣传的效果。毕竟，当时大多数民众文化水平并不高，即使认识几个字，也理解不了那些艰深的革命纲领与论著。要想让他们拥护革命，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激起他们的民族感情，煽动汉人与满人的民族仇恨。这种宣传手段虽说简单粗暴，但在大多数的汉人中间却是大行其道。
1907年，立宪党人杨度在写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将“排满革命”直指为“操术”：“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发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
杨度的话可谓一语中的，排满主义之所以在清末沸沸扬扬，直冲云上，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了这种“无理由的宗教”。革命者简单而决绝的态度，更是这种宣传的最佳效果。用唐德刚的话来说，只要主题摸对了，革命便成功了一半。就好比那句脍炙人口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从逻辑上说，革命党只要把近代所受的种种屈辱与罪恶全推到满人的头上，这样既缩小了打击面，又减少了汉人的罪责感；既团结了自己，又打击了对手，事半功倍，何乐而不为。
排满主义的宣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宣扬中国“亡国论”，满人“殖民论”，对清王朝的合法性不予承认。在革命党看来，中国是汉人的中国，八旗入关之时即为中国亡国之日，满人入主中原是鸠占鹊巢，排满革命就是要恢复汉人国家，将满人驱逐出去。1904年，孙中山曾撰文列举了清廷“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的八条罪行，并控诉清朝统治者：“贪残无道，实为古仅所未有，二百六十年中，异族凌残之惨，暴君专制之毒，令我汉人刻骨难忍，九世不忘。”
如此逻辑下，章太炎搞起了“支那亡国周年纪念会”，邹容则公然声称“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为抵制清朝的君主年号，革命党人把黄帝推了出来，主张“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陈天华则在《猛回头》《警世钟》中热情洋溢地歌颂黄帝为“始祖公公”，希望借此唤醒汉人的历史认同。
排满主义的第二个要点是鼓吹满汉不同种，满人是异族，“汉之不能容满，亦犹夫满之不能资汉”。邹容在《革命军》中专门列出一章，把汉族列为“中国人种”的主干，满人则列为“西伯利亚人种”之蒙古族的支脉。对于满人入关前的文化落后性，革命党人的攻击更是不遗余力，诸如“满奴”“建虏”“夷虏”“贱胡”“犬羊贱种”“通古斯人”等辱骂性称谓张口即来，以尽可能贬低并将之刻画为反动、落后、丑恶的形象。
排满主义的第三个要点是对清朝入关之初的民族压迫与杀戮大肆渲染，力揭深挖。如孙中山指责满人乘“中国多事，长驱直入，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等。八旗入关后，曾在江南遭到顽强抵抗，其中发生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悲剧性的屠戮事件，这对汉人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另外，清初推行“薙发、易服、圈地、投充”等歧视性、侵夺性的政策，也引起了汉人的强烈不满与反抗，其中尤以征服性质的“薙发”政策为甚。
1645年6月，清廷向全国发布“薙发令”：“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薙发”；“遵依者即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迟疑惜发巧辞争辩者，决不轻贷，违抗者杀无赦”。在一些州郡的檄文中，“薙发”政策更被归纳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留长发是汉人的传统习俗，哪怕是结成辫子那也仅仅是发式的变化（之前都是将长发拢起扎成髻或藏在帽子里，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大髻与之有点相似），但汉人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是“薙发”（而不是留长辫）。
所谓“薙发”，即按满人习俗将前额头发全部剃去（成了半个光头，据说是为了骑马时不至于头发扎眼）。这与儒家圣人所云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构成了严重冲突（同时也带来了经常剃发的成本）。清廷这种带有侮辱性的政策引发了各地汉人的反薙发斗争，其中以嘉定、江阴的斗争最为激烈。这些反抗虽然都被清军残酷镇压，但仇恨的种子却在民众及其后人心中生根发芽。
排满主义的第四个要点是清廷对汉人实行歧视政策，其中又表现在几个方面，如官缺分满汉，满族官员可以任汉缺，而汉族官员却不能任满缺，同样是尚书、侍郎，满人官员的权力却大于汉族官员；满人在人数上远低于汉人，但官员比例却远高于汉人，特别在高级别的官职中更是占有绝对优势；在社会关系与法律上，满汉不婚，满汉不同法，满人犯罪所受的惩罚较汉人为轻；清廷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满人世代为兵，各地的驻防八旗对汉人进行军事监视，等等。
从历史上看，革命的起源可能是理性的，但在一个动荡而不满的社会时期，理性的诉求往往敌不过感性的宣泄，这想来也不奇怪。由此，任凭梁启超、杨度等大才子舌绽莲花，大谈特谈“政治改良之学说”，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也绝对敌不过那几本充满激情的小册子。举例而言，即便僻居山西的老举人刘大鹏也对此排满之风有所耳闻，其在1906年日记中即有记载：“省城学堂林立，其中学生服色以洋式为重，凡为古貌者辄屏逐之，议论毫无忌讳，指斥时政得失，此犹小焉者。竟敢言‘排满’二字，叛逆情形业已呈露矣！数年来学堂中培植之学生，此类固多，闻之寒心。”
从本质上来说，反满主义是一种“二分本能”（the binary distinct）的哲学，任何事物，只要分出好坏、美丑、敌我，就有了相互对立的一面。而作为革命的斗争哲学，最有力的武器莫过于“我们-他们”的区分（us-versus-them distinctions），策略就是把多数人拉到身边，集中丑化打击小部分人（统治阶层）。这种思维，并非革命党人所独有。早在戊戌变法时，满人大学士刚毅就曾说：“改革者，汉人之利也，满人之害也。”这些守旧派无端地指责康有为等人的变法维新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并臆造出“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人肥”的谰言。由此可见，“满汉成见”也同样深植于满族亲贵的头脑之中。
美国学者小拉什·多兹尔在《仇恨的本质》中说，仇恨源于一种由来已久的人类求生本能，这种本能引发强烈的反感、生气与成见，从而形成一种破坏性极大的力量。正如孙中山说的，“清廷窳败，难期振作，非推翻专制，彻底革命，无以拯救祖国于危亡”，正因为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国内又是一潭死水，死气沉沉，由此形成的革命逻辑就是：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只有首先推翻这个腐朽的卖国专制政府——何况它还是一个异族政权。
凡事都要讲求效果，革命也不例外。“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仇恨教育，公道点说，历朝历代的造反运动都离不开它，所以辛亥革命党捡起这个武器也不能说太过分。干革命，就必须要有敌人，就算没有敌人，也要制造一个“敌人”出来。就从这点而言，革命党人很懂政治。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比仇恨更能激发人的战斗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