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引用的“和事人”来函一则，其中称：“排满”一义，实由救国而来，“革命之说一起，而思满人平日待我之寡恩”；排满于是有二义，“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由此，“排满”成为主义，成为革命学说，并由社会思潮进而成为动员各阶层的一种有效手段。
把“仇满”溶入革命，始见于兴中会1894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十四字政纲。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又将之整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古典式的民族口号直接效仿于朱元璋的讨元檄文，这也是当时最具宣传力，也最容易取得实效的口号。在《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一文中，曾置身革命的陈独秀对此不无揶揄地说：“信仰三民主义而加入同盟会的，几等于零。”其言外之意，当时的加盟者大多为排满而来，三民主义也就成了“一民主义”。颇具讽刺的是，辛亥革命实际上就是靠“一民主义”打败了清廷，以至大家都认为，只要“鞑虏”一驱除，自然革命成功，国家兴旺，万事大吉，这是后话。
因愤于清廷而排满者并不限于革命党人，就连君主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也曾发表过类似的激烈言论。戊戌年后，亡命于日本的梁启超为《新民丛报》写过大量指斥清廷顽固昏庸的文章，其中也夹杂了不少排满议论。在写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梁启超曾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保守而更为老谋深沉的康有为对此不以为然，他的主张是“君民同治”“满汉不分”，理由是中国的传统必须要有皇帝，且当时的民众不具有单独治理国家的能力，至于满洲问题，以国家主义代替民族主义是一个更适宜的选择。
在清末流传极广的小册子《革命军》中，尚未成年的小革命家邹容中大声疾呼，“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驱除凌辱我之贼满人”；“驱逐住居中国中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等等。邹容的这种论调，不免与极端民族主义甚至反人类主义同流。其对满人“被毛戴角”的形象丑化，也可以说是一种无视现实的想当然。因为就文化而言，当时的旗人和汉人并没有多大的差异（旗人的平均文化水平似在汉人之上）。中国传统经书上认为，蛮夷与否，主要以文化为标准而不是以种族为标准，任何接受中华文化都可以被视为文明人。事实上，在经过两百多年的汉化后，传统士绅们已经认可了满人的文化定位。
另一位著名的反满宣传家章太炎，其在1906年用白话写就的《逐满歌》中历数了清朝的残暴统治：“可怜我等汉家人，却被羊猪进屠门。扬州屠城有十日，嘉定广州都杀毕。驻防鞑子更无赖，不用耕田和种菜。菜来伸手饭张口，南粮甲米归他有。汉人有时欺满人，斩绞流徙任意行。满人若把汉人欺，三次杀人方论抵。莫听康梁诳尔言，第一雔人在眼前，光绪皇帝名载湉。”
章太炎曾为邹容的《革命军》润色并作序，在后来与保皇派的辩论中，他更是直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其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时名震中外。鲁迅曾回顾说：“我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革命军》序”；而一度力主保皇的钱玄同后来也说：“读完太炎先生此书，才恍然大悟二百余年以来满清之宰割汉人，无所不用其极。一定非革命不可！”于是，“认定满洲政府是我们唯一的仇敌，排满是我们唯一的天职”。
革命党人汪东对章太炎的反满记忆犹新，他说：“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依据，这样就使当时的士大夫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震动。我记得我十几岁时，跟着祖父住在镇江府训导衙门里。我祖父已将近八十岁了，常常严厉教训我们不要为革命‘谬论’所蛊惑。我却从别人手中弄到一本登载《驳康有为书》的《国民报》，偷偷地把他放在祖父桌上。祖父看见了，仔细读了一遍，便问我：‘这是你拿来的吧？’我一口承认了，原准备大受斥责，谁知祖父却笑道：‘这篇文章很有道理。’于此可见文字宣传，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因人说法，收效才大。”（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写于1903年，而《国民报》在1901年即停刊，作者记忆或有误，或为《苏报》。）
同盟会成立不久，浙籍官费留日学生沈祖燕在致清廷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告密函中称：“查革命党之阴谋，至为险毒，专以排满为主义，其中有虚无党专主暗杀。近两月来，其党羽由日本入京者甚多，其注意在谋逆，并与政府为难，不可不严加戒备。平时出入，固宜多设拥护，晚间尤须加意巡缉。更有甚者，该党平时蓄意与政府为仇，而尤切齿于汉大臣，以其辅政为不宜也。至其中有湘人，则更有大反对我函丈者，何则？若辈以曾、左、胡、彭削平大难，为残杀同种，斥为罪魁，今于吾师之辅政，实同此意。今此兆已萌，危机时伏，实有确知，并非耸听。”
清末革命的风潮起于留日学生，其中又可分为革命派与立宪改良派，这些年轻人经常在一起发生争吵甚至争斗。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有一次开会，轮我演说，我即登台演说。我说诸君知道，我是主张君主立宪的，我先说个譬喻，设有一巨宅，栋梁倾斜，濒于圯倒，非拆造不可，但基础尚坚固可用，如将巨宅拆改，即在基础上重建，既省料又省工，何乐不为。现在政府腐败，非改革不可，譬如拆去巨宅，重建新宅，仍留君主虚位，留一点元气，免得人民流血，即譬如利用原来的基础，可省工又省料了。我们中国，向称五族，但汉族占了十之九，无论选举也罢，投票公决也罢，总是汉族居第一位，决不会他族胜过汉族的。所谓五族平等，是法律上的平等，将来立了宪法，开了国会，规定大权属于政府，则虽有君主，亦不过为国家代表，对外称元首而已。故虽仍以君位让满人，愚意看来没有多大关系，只是一个偶像而已。满族亦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算他是外国。况满人入主中国已近三百年，若论政事，还比明朝好些呢，如废廷杖，禁宦官干政，永不加田税等等。至于开国时不痛快的事，这是一时的变态，何代蔑有？故我主张虚君位立宪，是合宜于今日的事势，若必要排满革命，人民不知要流多少血，大伤元气，一切都破坏。要知破坏容易，建设繁难，试观法国革命，虽然推倒王朝，成了共和政体，嗣后战乱频仍，牺牲了多少人命，流了多少的血，闹了几十年，尚没有太平。说句公道话，现在政府之腐败，自然应归咎于满人，但我们汉大臣之无能，亦不能辞其咎也。此我个人之见，还请诸君见教。”
曹汝霖自己说，他演讲完毕后，满场拍手。孰料外号“莽张飞”的革命党人张继跳上台说：“曹君的话，我不赞成。他说满人亦是五族之一，亦算是中国人，我们黄帝子孙，怎能与鞑虏为伍？他说革命流血，人民痛苦，不错。然目下之情形，人民不是也受苦吗？他说立了宪，中国即好了，立宪君主国家，不安定的多着呢！他说不要忘了法国革命历史，我请他看看元朝历史吧！”声音越说越高，随后竟下台谩骂起来，将一只皮鞋向曹掷过来。曹也不客气，回敬他一只皮鞋，几至挥拳，旁人都来劝解。
立宪改良还是暴力革命，这是清末年轻知识分子中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彼此辩争乃至公开打斗的事件时有发生，曹汝霖与张继相互扔皮鞋还算是文明的。吴玉章曾在回忆录中说，当《民报》与《新民丛报》笔战正酣时，四川留学生中大多数人赞成革命，唯独一位叫周先登的“可勒哇先生”（因为他说话常用日语“这个”“这个”的语病）拥护立宪，彼此争论起来，拥护革命的就直接动手，把“可勒哇先生”打得抱头鼠窜。
“闻敌之治焉而忧，闻其乱焉而喜”。对于“皇族内阁”的出台及引发的社会不满，革命党或许更加“愉快”，因为它在事实上坐实了他们的反满言论。从理智上说，革命党绝不希望清廷立宪成功，或者说他们在刻意回避这种可能性。章太炎曾在《中国立宪问题》中直截了当地说，“逆胡羶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换句话说，清廷“非我族类”，一票否决，至于它在现实中是好是坏，进步与否，根本就不予考虑。类似的观点，汪精卫就说得更加露骨而清楚了：“如果变革失败，充分说明清政府的欺骗性；如果立宪成功，无非意味着汉人还要继续受到满人的压迫和统治。所以无论立宪成功与否，作为汉人都应该竭力反对。”汪精卫的话，逻辑简单到近乎赤裸，而其语气之蛮横霸道，更近乎一种专制。
血缘上的排他性使得革命党人不仅怀疑清廷立宪的动机，在一定程度上更是抱有某种恶意，如1905年试图谋刺考察宪政大臣而自炸身亡的义士吴樾，其在生前就说过：“满人即能立宪，亦必巧立名目，仍用其愚弄汉人之故伎，甚至假文明之名，行野蛮之实。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扬汤止沸，抱薪救火”；还算理性的宋教仁也说：“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立宪者，绝非现政府之所得成者也。”
即便没有种族之见，革命党对清末新政与立宪也不能认同，因为立宪与革命实质上是一种竞争关系。诚如刺死安徽巡抚恩铭而遭凌迟处死的徐锡麟所说：“满人妄想立宪，便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国人之程度不够立宪，以我理想立宪是万万做不到的，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
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际，孙中山曾不无感慨地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而应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但随着庚子年后国家与民族危难的加深，特别在留日学潮的助力下，反满的革命思潮如水银泻地般迅速攻占了年轻人的头脑，诚可谓日异月殊，一日而胜过三秋矣。
2.举火者：
“扬州十日”的真伪之辨
晚清名士赵烈文曾在同治六年（1867年）日记中记载了一段与曾国藩的谈话：“初鼓后，涤师来畅谈，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余曰：‘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师曰：‘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余曰：‘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赵烈文预测清朝最多只有50年的寿命，原因是：满人在得国之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这句评语，对革命党人应颇有启发意义。事实上，革命党人反满宣传最成功的，莫过于揭发清初屠杀暴行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册子对激发汉人的怒火帮助极大，以至于很多参与其事的革命者在回忆辛亥革命时，其最初的革命动因均与这两本小册子有莫大的关系。
从当时的各种回忆录来看，类似于《扬州十日记》这样的小册子在革命党或者倾向于革命的年轻人中间传播极广。有的革命党甚至在授算术课时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为习题，问屠一次屠多少人，杀一日杀多少人，三屠与十日，得数若干等。从实效上来说，“三民主义”固然是革命纲领，但远不如《扬州十日记》这样的小册子来得更给力。
就宣传效果而言，受众越是年轻，就越容易受到影响。如邹容在《革命军》中坦然直承：“吾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读未尽，几不知流涕之自出也”。1907年安庆起义的领导者熊成基出身官宦家庭，原为纨绔子弟，读《扬州十日记》后流泪不止，遂与革命党人柏文蔚订交而后致力于革命。16岁的安徽少年张汇滔，性本倜傥，不喜词章之学，偶读《扬州十日记》后感愤泣下，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志士。安庆起义的另一位领导者范传甲时常在安庆新军中宣传满人残暴误国，年轻的士兵们无不愤激涕零，同呼效死。革命党人王允中，世代读书人之家，16岁考入本邑高等小学后，因为读及《五洲民报》《浙江潮》《革命军》等书，“一时热血愤发，抱定种族主义”。类似记载，比比皆是。
民国名记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追忆：“我们那时候，大家对于种族革命，似很热烈。上海有章太炎等在那里鼓吹，苏州虽然不敢明目张胆，然而一派自命新派的文人，亦常常以排满为革命先驱。清初文字之狱，最为酷烈，此刻则许多禁书，都在上海出版了，什么《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读之使人心痛，使人发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