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宪法大纲》大多是模仿日本宪法，其中具备了三权分立的雏形，对国民权利的规定已接近现代法律。若说它没有任何进步，完全是欺骗，也失之公道。如果说诚意，《筹备事宜清单》还是能说明点问题的。这份预备立宪路线路上，宪政的设计者们将预备立宪期限定为9年，并详细开列了这9年的筹办大事和时间表：第一年（1908年）筹办谘议局，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国民普及教育，编订重要法典等；第二年（1909年）举行谘议局选举，颁布资政院章程，人口调查，设立各级审判厅等；第三年（1910年）资政院开院，筹办厅、州、县地方自治，颁布文官考试制度等；第四年（1911年）续办各级地方自治，颁布地方税章程等；第五年（1912年）各级地方自治初具规模，颁布国家税制章程等；第六年（1913年）实行户籍法，试办全国预算，各级审判厅一律成立等；第七年（1914年）试办全国决算，各级地方自治一律成立等；第八年（1915年）确定皇室经费，变通旗制等；第九年（1916年）宣布宪法，宣布皇室大典，颁布议院法，颁布上下议院议员选举法并举行选举，确定全国预决算等。
从规划和时间表来看，要办的这些事情基本都是大事情，对于一个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旧中国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客观的说，新政和预备立宪的各项措施在辛亥革命前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也说明清廷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沿袭千年的“祖制”（不仅是清朝，而是从秦汉以来的传统专制制度），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朝着现代国家推进。特别到了预备立宪，更是深刻地触动传统政治体制中最保守、最核心的成分——专制皇权。在这个结构性变化即将来临时，任何的鲁莽和冒进都将给中国的未来带来灾难。但是，正如1909年日本首相桂太郎冷眼旁观的，“立宪和国会等制度是好的，但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中国现在走得太快，一定会出问题的”。结果其不幸而言中。
但是，这个已经是快得不能再快的规划还是让各省的立宪派们不满意。他们认为9年预备立宪期太长，有的甚至要求立刻召开国会，直接立宪。为此，立宪派士绅在1909年后发起了三次规模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试图让清廷缩短立宪期，以尽快召开国会，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
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开会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通电各省，建议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经多方联络，各省代表于12月中旬陆续抵达上海。1910年1月，各省请愿代表团向都察院呈递了由直隶咨议局议员孙洪伊领衔的“速开国会”请愿书：“期以一年之内召开国会，则天下幸甚！”
令代表们失望的是，清廷虽然对代表们的爱国热忱“深表嘉悦”，但以“国家幅员辽阔，国民智识不一，邃开议院，反致纷扰不安”为由拒绝了代表们的要求。对此，请愿代表并不吃惊。当年6月，各省代表们再度进京，发动第二次请愿。这一次，请愿代表增加为150人，而且还征集到30万人的签名，规模大大超过第一次。
第二次请愿再次失败，但代表们仍未气馁。经讨论，他们决定从三方面入手：一是请愿代表范围继续扩大，正式请愿时各府、厅、州、县都派代表一至二人到京，近省至少100人以上，远省至少50人以上；二是分发签名册，并约定各省征集至少上百万的签名；三是交叉请愿，代表团、各省咨议局及各团体同时向资政院请愿，各省咨议局及各团体再向各省督抚请愿。
这一次，连一向闭塞落后的甘肃也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参与请愿。更有甚者，山西代表到达北京时，在京的山西籍官员全体前往正阳门车站迎接，一时轰动京师。10月7日，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整队出发时，奉天在京学生牛广生、赵振清等17人突然来到。他们交给请愿代表一封信，表示：“国家瓜分在即，非速开国会不能挽救，今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随即牛广生和赵振清两人要“拔刀剖腹，以明心迹”。经过请愿代表苦劝，两人趁人不备，各从自己腿上和胳膊上割肉一块，涂抹于请愿书上，并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随后，两人忍痛踉跄而去。代表们亦泪流满面，为之感动。
资政院于10月3日开院。在10月22日的首次会议上，湖南籍议员罗杰提出：“现在国民之断指、割臂、剜股者相继，皆表示国民以死请愿之决心，不速开国会，互选资政院议员不能承诺新租税。”此言一出，会场上顿时“声浪大作，议场骚然”，众议员纷纷要求搁置其他议案，首议“速开国会”案。议案表决时，议员们全体起立。据当时入场旁听的《民立报》记者报道：“此次资政院表决此案时，自王公以及民选议员全体赞成，三呼万岁，外人脱帽起敬，电告本国。”议案通过后，会场上“应声矗立，掌声如雷”。个别情绪激动的议员甚至跳起而呼：“大清帝国立宪政体万岁！”
在危机的日益加重下，民间立宪派认为只有速开国会，才能挽救这个国家与民族。正如日本情报人员远腾久吉在《远腾报告》中说的：“立宪派政党中的绝大多数人相信，只要有了一个立宪国会，一切都是可以办到的。宪法一经制定，国会一经成立，失败误国的岁月将立刻一扫而光，财政竭蹶就可以补救，国债可以偿还，军备可以扩充，国力将进而充沛，人民权利将被恢复，多年来中国民族所蒙受的民族羞耻将被扫除，国家的威信将广被全世界”。立宪派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冲动，在三次要求立宪进程提速的请愿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在民众的请愿热潮下，各省督抚也受其感染。10月25日，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等18位督抚及将军都统联名上奏（明确持反对意见的仅有两江总督张人骏一人），请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明年召开国会，以免人心沸腾。1910年11月4日，清廷不得不做出让步，摄政王载沣宣布将原定为9年的期限提前3年，改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
对清廷来说，国会请愿运动是把双刃剑，处理好了能够凝聚人心，处理不好则可能引发群体分裂。总的说来，载沣的处理还算是积极，但数月后的“皇族内阁”则彻底埋葬了这一成果，令立宪派士绅为之寒心。
刘体智在《异辞录》中说：“宣统初元，邮传部陈璧以罪免，载洵欲代之而未得，几哄于王前。载涛、溥伦、毓朗辈亦逐逐思逞。或为之谋曰：‘今汉尚书四人，尽去之，无以服人，曷若图诸满缺？’未几，农工商部尚书溥頲、礼部尚书溥良，次第外简。三年，内阁成立，设大臣十人：外务梁敦彦、度支载泽、陆军荫昌、海军载洵、民政善耆、司法绍昌、学务唐景崇、农工商溥伦、邮传盛宣怀、理藩寿耆，王公四人，宗室一人，觉罗一人，满一人，汉三人，而蒙古汉军尚不与焉。光绪之末，京师谚云：‘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至是益信。”
《异辞录》中说的三年（1911年）之事，即为历史上所称的“皇族内阁”事件。当年5月，清廷裁撤旧内阁与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名单如下：总理大臣奕劻（宗室），协理大臣那桐（满）、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内阁总共13人，满人占到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竟然只有4人，举国都为之哗然。在这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上，载沣等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巨大错误。这等于是证明了革命党人反清排满和实行种族革命主张的正确性。这种愚蠢之举，等于是在给革命党人加分。对此，在海外为立宪斗争的梁启超愤懑至极，谓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1913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
当然，这次的改革如果去掉“皇族”二字，倒也不是一无是处。首先，以责任内阁替代之前的军机处和内阁模式，这本身就是一项重大进步。因为它构架了一个符合现代社会的中央政府模式，民国后的内阁制和这次采取的制度在结构上是同质的，即便是现在的国务院制，也没有本质性的差别。其次，新设立的各部院制确定了现代社会各部委的基本名称和职能设置，较之传统的六部制，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第三，在责任内阁的框架搭好之后，皇族成员可以随时撤换，但结构本身却是不可更改的。武昌起义后袁世凯改组内阁，皇族成员全部剔除即为证明。换句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内阁成员可以换，但制度的进步却是不能倒退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亲贵攘夺权力主要体现在中央这一层面，地方上自太平军被剿灭之后，督抚大员即以汉人为主，而州县一级的汉人官员更是占据绝对优势。作为最大善意的揣测，这次组成内阁的成员仍旧为之前的主要中央官员，这或许是清廷出于稳定的考虑而未大规模的更换新成员。事实上，《时报》早在6个月前就已预测了这个结果。
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首次组建新内阁势必为全国士绅所瞩目。清廷不经意间犯下的致命错误无形中被放大数倍。载沣所导演的“皇族内阁”这一杰作，最终令温和的立宪派士绅们大失所望并引发极大的怨恨。由此，革命党人所高唱入云的“驱除鞑虏”号召也就愈加响亮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