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命的副局长们很快着手工作，到4月初就初步拟订了总部的重组计划。他们一开始就强调：如果说秘密情报局在战争时期的首要任务是用秘密手段为作战部队和外交部获取情报（不包括无线电截取情报），那么目前的组织需要重做打算，尤其是当大家一致认定，这类情报在可以引发实际行动的前提下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他们认为第五处安全处和第六处经济处占用了秘密情报局过多的时间和资源。他们提议将后者精简为一个联络处，同时压缩第五处的规模，只保留反间谍工作，在此基础上，才可能立即或在未来可预见的日期采取行动，或者向秘密情报局提供确切的情报。另一项重要提议就是将由三个副局长共同管理制作部，由这些副局长组成一个管理委员会，由丹齐任主席。为了减轻孟西斯的工作压力，他们还提议“将秘密情报局在中东、印度、非洲（除了北非、美洲地区）的工作分散给副‘C’先生们”。（印象中好像是1939年末）他们也明智地建议孟西斯指派一名官员做他的代理，“以防你生病或者万一去世时一时没有新的接任人选”。
也许我们都看得出丹齐插手了这些提议，从而把他的老对手瓦伦丁·维维安从副局长管理委员会排挤掉了，而该委员会很可能在改组后的情报局中成为主要执行机构。然而，由于没有迹象表明孟西斯做出任何特别决定来提名可能的接班人，维维安对自己连任副局长一职也许还是满意的（他留下来负责与军情五处、经济战略部、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和爱尔兰保持联系）。其他提议都于5月初实行，每位副局长负责各自特定地区的情报工作，同时继续行使与部队联络的主要职能。尽管这表面看来是对秘密情报局首脑机构的官僚主义进行的一次整肃，但其中仍有猫腻。比如，与维希法国和自由法国的联系，分别由不同的处负责。与维希法国的联络由贝丁顿领导的P.5处负责；与自由法国的联络由丹齐领导的P.1处负责。另外，对单个局长分管的某些情报制作与传输事项实行联合负责制是否是明智之举，也存有疑问。更何况，让三位副局长负责情报制作的确有违先前的初衷——在秘密情报局内“每一位官员代表各自情报局局长的特定要求”。[368]
确实，由其他机构调入情报局的人员通常无法抗拒情报工作的魅力，为了维护情报局不惜与自己原来的机构对着干。这里有一个例子，佩恩上任不足一月就写了一篇长长的精心构思的备忘录，他将1940年5月的情报失误事件归咎于军事部门对情报的误解，以及秘密情报局情报不充分所致，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他写道：“真让人怀疑参谋长是否意识到多少有重要价值的情报是秘密情报局特工提供的。”一周后，当他发现情报局主要转送“未经处理”的情报（按照三军部的要求），他表达了自己的焦虑：“为确保情报局所获情报准确无误的声誉，而不应因为在高层转送的特工情报被证明或者后来被发现不准确而受到责备。”
招募
战争给予情报局迄今仍杂乱无章的招募体制巨大的压力。这几乎是买方市场，情报局不得不为了有限的人力资源而与军队、特别行动处、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流亡政府以及其他如经济战略部之类的机构进行竞争。情报局在招募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员时压力也很大：尽管其中很多人是逃离了欧洲沦陷区，急于回来尽自己的一份力，但是，安全风险也一如既往的高，秘密情报局不得不对敌方打入其内部的势力保持警惕。每当招进新官员或特工，通常会把他们的名字送往军情五处，检查他们是否有疑点在案。这是一个否定检查程序，一般认为，答复“查无记录”就足够了。但是，从1940年夏开始，情报局开始密集地招进从欧洲大陆逃离过来的人员。克劳德·丹齐对此表示担心，他认为应该进行更全面的调查，如果仅仅因为“每个特工都可能会有敌方的重要情报，无论该特工的国籍和情感如何”就给予信任，是非常危险的。他指示道，“军情五处的否定答复绝不意味着我们的官员就可以免于对审查中的候选人的过去和家族历史进行调查”。从第二年春季开始，在旺兹沃思的军情五处的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伦敦接待中心，开始系统地招募有潜质的特工。1941年4月和5月，情报局在那边的一名侦探报告说招了28名特工，还让另外5人参加特别行动。但是，候选人的供给情况却时有变化。4月，他没有为A.3处（比利时处）推荐任何人，“因为比利时人对此没兴趣，而且很少有比利时人到英国”。
情报局开始广泛撒网招募新人。比如，1941年1月，纽约站报告，一位即将遣送回国的法国人希望重返在勒阿弗尔港的船运公司工作，因为在那里他“可以随该船运公司到巴黎、马赛和土伦做生意时暗中侦察”。同时他还推荐了一名在法国大西洋航线上一艘名为“诺曼底”号班轮上工作的乘务员，其人“非常有才智，非常爱国，敌视现行法国政权”，可以“随汽船公司业务跑遍法国，这完全可以掩饰他的身份”。同月，开罗站报告，一法国工程师打算回国，但因为“家庭原因（也因为害怕）感到没法在法国做特工”，但推荐了他的妹夫，他的妹夫在洛林开了一家乳酪工厂。一位曾在法国学法律专业后逃离出来的捷克学生，于1942年6月在百慕大接受面试，他说出了“几个绝对是戴高乐主义者的同学名字，他们都很想为法国的盟国工作”。他说，许多捷克学生经常去马赛共和街59号的咖啡馆，德国人安插在那里的特工假装是忠诚的捷克人，借此抓了他们中的好几个人。
1943年12月，伦敦给纽约情报站发送了几条“关于招募赴法特工的通知”，其中说明了情报局想要雇佣的特工类型，虽然过于理想化而不切实际。“通知”说，特工应该绝对勇敢、敏锐、细致、机智、坚韧、自信，而且足智多谋。个人的“动机和正直应该不容置疑”，“并通过他的过去历史，如果可能，通过认识他的人所做的证言，来予以核实”。没有家眷的人优先：“事实上，在法国有妻儿的男子一定会不利。经验表明他们会使他陷入危险，因为敌人会毫不犹豫地拿他们当人质的。”
从1941年12月招募罗伊·肯德尔中校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出，招募过程是多么的快速与不正规（当情报工作要满足战时的紧急需要时，这种情况尤甚）。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再次在东南亚发起进攻，有关该地区的情报需求因此而急剧膨胀。肯德尔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海员，在北海和英吉利海峡当过护航舰队司令。他被选中做秘密情报局驻澳大利亚代表，“负责在日本的托管岛屿及太平洋其他地区的渗透工作”。显然，他完全胜任这份工作。20世纪30年代，在新不列颠的腊包尔，他曾担任船长，从事巴布亚新几内亚岛屿间的贸易。尽管他生于伦敦，他的家人却住在澳大利亚。他“在那里记录优良”，而且澳大利亚海军情报局局长还替他“打包票”。由于认为“这些推荐要比军情五处能够提供的任何信息好得多”，以及考虑到目前“远东的形势已经火烧眉毛，容不得任何繁文缛节”，G.2处要求干脆痛快地雇佣肯德尔。
但是人事处一位极端谨慎的女秘书（正如G.2处向她的处长所解释的那样）还是“有些怀疑”，因为这“和您的命令相悖”。人事处有自己的方式。第二天军情五处便接到了“追踪调查”肯德尔背景的电话。一天后，第五处回复“无不良记录”。虽然表面上遵循了正确程序，但这并不算审核过程。肯德尔填写了标准的申请表（1938年开始使用），那上面的第一项就是“推荐人”，要求填写三名“介绍人”姓名和地址。但是肯德尔一个都没填。1942年1月中旬，招募手续完成：12月30日，他在官方《保密法》上签字；1月8日，“做了体检”；第二天签订了关于薪水的“保密协定”（“向任何人泄露薪水问题，立即会被解雇”）[369]。能干的新人不加考查便被委以重任，战时这种相当随意的审查必然使得安全风险增大。受过剑桥教育的苏联特工金·菲尔比就是这样混入情报局的。1941年9月，他一开始在从事反间谍工作的第五处的伊比利亚分站工作。
自然，机构一直在留意适合的人选，不时还会推荐一些有特殊技能的人。1942年11月，一名军情五处的官员转给秘密情报局一封来自亚伯丁市警察局总督韦斯特兰的信，这封信是关于一个叫约翰·拉姆塞的37岁男子。拉姆塞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名为拉蒙斯盖的立陶宛家庭，但他在战争开始时更改了姓氏。正如韦斯特兰描述的那样，拉姆塞是一个“生活很健康的人”，他温文尔雅，不抽烟、不喝酒，“体质强健”。但是，关键一点是，“他是今天英国最干净利落的保险柜撬锁人……他都是用炸药来爆破保险柜的，从职业角度看，在完事后看看那些保险柜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因为一切干得那样干净利落”。虽然拉姆塞曾经两次入狱，被判五年有期徒刑，但是警察仍然给他很正面的评价：“尽管他犯了罪，我仍然把他当做一位真正的绅士和一个本不会有此劣迹和犯罪记录的人……我个人认为，他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特种兵。”秘密情报局考虑着征召拉姆塞的可能性，但遗憾的是“除了立陶宛语和英语，他不会其他语言，我们雇用他的可能性不大”。但他们还是把他交给了乐于接收他的特种部队，拉姆塞后来在第三十四军第三十特种部队（军情处，工程别动队）服役，在那里，他的爆破技术如鱼得水，得到了很好的施展。[370]
1942年底，秘密情报局经历了战争和官僚主义的双重考验。英国节节溃败，尤其是1940年，陆海空三军不同程度地全面受挫，情报局也因之受到了责难，尤其因为没能充分、及时、有效地满足军事行动所需的情报，受到了严厉指责。此外，由于当局觉察到有必要采取某种特别行动，极大鼓舞了特别行动的支持者们，这对特别行动处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该局竟演变成整个情报系统的害群之马。虽然孟西斯非常清楚情报收集的重要性，同时也努力捍卫情报的质量，“一战”中他战斗在最前线，但他非常明白，情报就其本身是毫无价值的。他在1942年11月10日情报局内部函件里明确强调了“情报局存在的真正原因”。战时，他写道：“所有有关敌方的情报，无论是用秘密方式，还是从公开渠道获取的，都应该基于这条古老的格言——‘情报是行动的主要动机’。”因此，“秘密情报局的主要职能就是，利用秘密手段获取那些扫除行动障碍或能提升行动力的情报……那些与行动无关的情报可能会令人产生兴趣，可能对历史记录或将来有用，但这样的情报是次要的”。他评论说，虽然“没必要定义什么是‘行动’”，不过他还是给了一个定义：“行动必须是以终极手段实施的、会导致一个或多个敌国公民死亡或者会挫败其任务的军事行动。”他以对上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来结束这一宣言，对此有些人相信：那次战争结束“是因为敌军被口头的、书面的，或其他辅助战争手段打败了”，而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要战胜德国首先要打败德军”。显然，如果秘密情报局在其眼下所从事的这场战争中没有对打败德军作出实质性的贡献，情报局就没有发挥出其应起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