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处
在战争初期的艰难岁月，秘密情报局取得成就的一个毋庸置疑的领域便是无线电通讯。这大多归功于一位特殊的通信管理员理查德·甘比尔——帕里。早在1938年，他就在新设立的第八处通信处建立了一支优秀的队伍（他们称呼自己为“管道工”）。执著的技术专家往往都是偏执狂，帕里也不例外。和劳伦斯·格兰德一样，他足智多谋，对他认为琐碎的行政事务也毫无耐心。但是，和格兰德不一样的是，甘比尔——帕里显然能够将其灵感和想象转化为实际成就，所以在战争期间，他负责了除秘密情报局之外的其他部门的大量工作。1940年，海军上将戈弗雷特别表扬了甘比尔——帕里负责的处室。1941年1月，戴维·皮特里爵士（军情五处后来的处长）注意到“秘密情报局掌握的高效无线装置”[361]。甘比尔——帕里要为秘密情报局在国内的站点提供通信，如总部和布莱奇利庄园等分站之间；为国外的站点提供通信，包括国外的各站点和个别特工，还要为特别行动处人员（至1942年）和各盟国流亡政府提供通信。此外，他还负责一个专用的安全通信网络。这个网络将秘密情报局的情报输送给政府的客户部门和军队（其中包括由“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产生的无线电情报），以及负责乔治六世和首相在国外时的通信问题。1941年5月，在皮特里建议下，甘比尔——帕里开始接手无线电安全情报处，这项工作之前由邮政总局在陆军部和军情五处的指导下进行管理，负责拦截和收集外国通信，确定其情报来源，这样就可以为“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破译者提供重要的原材料。战后，一位研究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历史学家说，将工作转移给情报局“最终”使它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保证了“全力的技术支持”。甘比尔——帕里还建立并管理了几个发射站，为经济战略部和政治战争执行部进行对外宣传，其中包括所谓的“自由之声”德语广播电台。由一个研发部和一所培训学校支持这些站点的所有行动，研发部生产可靠耐用的无线电台以供战场使用，培训学校地处伦敦的汉斯区，拥有六百多名收发报员。[362]
战争伊始，第八处作为非军事组织，在争取人事和设备方面毫无优先权。另外还有一个安全层面的问题，有人质疑这两百多个以瓦登霍尔为基地的文职人员到底在做什么。同情报局一样，第八处于1940年7月有了一个军事伪装用名——无线电第一特别处，缩略语为“SSU”。要想弄一个好的伪装真是不容易，因为一些好奇的外部人士都可以把“SS”解释成“秘密情报局”，这个缩略语显然没有起到伪装的作用，于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个词不行。还有人不喜欢“SS”是因为它的发音像他们憎恨的德国党卫军的发音。于是1941年，更名为“SCU”——特别通信处。
1941年7月，甘比尔——帕里对于长期任秘密情报局财经与行政负责人的帕西·“佩”·赛克斯中校的不满像火山一样爆发了。这不仅表明甘比尔——帕里对备案制采取的相当冒险的抵制方式及其好斗的性格，还暴露了战时人们的工作压力。赛克斯的部门对第八处通讯处1940年至1941年的财务情况进行了极为严格的审计，特别指出了他们的单据凭证不充分。甘比尔——帕里对这份报道根本置若罔闻，他认为这份报道谬误连篇、胡编乱造、不合逻辑、含沙射影，根本没有考虑解决问题的危急性。其中还有一些他认为纯属尖酸刻薄的私下人身攻击，不仅毫无用处而且毫无根据。怀着受伤的自尊心与逐渐消停的讽刺冲动，他热切地谈起了他的主题：
我们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段时间我们的年度预算由原来的63000英镑涨至178000英镑。我们在极高的压力下工作，组建了一支军队，配备有六十多辆技术用车，建了两家广播电台和一个录制中心，这一切是以许多专家认为不可能的速度完成的。我们承担了不断增加的电报量，发展了情报通信的新科学，处理特别行动处的通信问题，扩大J.Q.（波兰的无线电情报）在国内外的传递以及努力加快战争胜利的进程等等。但是，这些审计员不想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反过来，让一项命令与另外一项命令混为一谈似乎更为重要。
尽管赛克斯坚持正确的办公程序，他也只是恪尽职守而已。所以可以下此论断：在行政和开支容易失控的战争时期，注重细节尤其重要。事实上，甘比尔——帕里的情绪爆发（这样的情形可真不少）是可以忍受的，他仍然负责战争后期和战后的通信工作。这表明他完全胜任这份工作，因此人们对他易怒的性格表示出了宽容。
总部变动
秘密情报局在1939年至1940年工作节奏的加快给在英国的机构施加了压力，使现在的总部需要进行一些改革。1940年底，总部已完成了大部分改革。克劳德·丹齐从瑞士回来，任局长助理，事实上成了孟西斯得力的二把手，尽管现在提名维维安担任副局长[363]。丹齐还负责两个新处，A处和O处。A处由弗兰克·福利（柏林站的前任站长，后来任挪威站负责人）任处长，负责欧洲沦陷地区的网络重建工作，在斯堪的纳维亚、荷兰、比利时和A——5以及自由法兰西都建有分站。O处（指行动处）由弗兰克·斯洛科姆中校领导。弗兰克·斯洛科姆原先是一名普通的海军军官，“一战”中在“英国联合舰队”服役，其职责是组织秘密情报局的海、空通信工作。[364]
同时，瓦伦丁·维维安管理布莱奇利庄园战时情报站，负责反间谍工作（五处），包括和军情五处的联络。盟国流亡政府的出现，大量外国军人和难民的涌入，意味着秘密情报局本该在国外完成的大量工作（例如招募特工），现在已经自动转移到了英国，因此侵犯了军情五处的领地。为了让军情五处和秘密情报局的职责紧密联系在一起，1940年7月，安排“五处”成为军情五处的B——26处。那里的秘密情报局官员会像军情五处的人一样，与英国警察部门和民政部门联系。
秘密情报局也制订了针对德国入侵英国本土可能性的计划。7月，成立了新的第七处，专门挑选有潜力的留守特工。甘比尔——帕里与维维安、戴维·博伊尔一起训练了6个特工，并为他们分别在诺福克、萨福克、苏赛克斯、萨默塞特、康沃尔和德文郡配备了无线电台；部署了由国内指挥的机动无线电分队，成功地进行了代号为“333计划”的军事对抗。这产生了良好的无线电情报，并破译了76%的情报内容。网络最后扩大到包括24名配备了无线电台的“特工头目”。招募特工仅限于那些“因为其工作性质，可以留在敌方控制的地区，继续原来的正常工作而不至于引起过度怀疑的人员”。例如“医生、牙医、药剂师、面包师和小店主”，他们的工作要么需要他们在工作期间四处走动，要么需要他们接受很多人的拜访。格兰德上校还是D处负责人时，他的最后一次行动便是雇来八十多人进行暗中破坏活动，事先为他们提供了秘密设备和装置。最后，如果情况越来越糟（仿效正在为皇室家族制订的计划），他们准备将秘密情报局的总部主体迁往加拿大。
组织好有潜力留守的通信网点可不只是一件技术活儿，还涉及人力资源问题，如招募合适特工等。这反过来体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先入为主的想法。临近1940年9月底，陆军情报局局长报道说，秘密情报局——显然说的就是甘比尔——帕里，对在冰岛、法罗群岛和设德兰群岛开展谍报工作的潜力表示悲观。因为“从人种来看，这几个岛屿上的人十分原始与愚钝，他们甚至连无线电台最简单的操作方法都掌握不了，同时，如果引进外国人的话，当然立刻就会引起注意”。他承认奥克尼群岛还值得一试，“但我与海军部联系后得知，那里几乎找不到合适人选”。
1942年总部又进行了几次变革，其中一些是为了回应客户部门的批评。1942年2月，各方达成一致，由三军情报局局长各指派一名高级官员到秘密情报局担任副局长，“与C先生从他的人中指派的副局长密切合作”。每位官员“代表各自情报局局长的特定要求”，“在C先生的领导下”，共同制订“旨在提高秘密情报局秘密情报质量的计划”[365]。从3月6日开始，孟西斯有效地实施这项任务，其中副局长约翰·科尔多上校来自海军，副局长爱德华·贝丁顿上校来自陆军，副局长莱昂内尔·“劳西”·佩恩空军准将来自空军。正如卡多根三年后所回忆的那样，这样安排的目的在于，局长助理克劳德·丹齐可以“作为外交部代表列席他们的会议”。显然，这是为了确保对政治情报的需求不会被完全忽视，尽管军事部门有着各种各样的需求。为了保留外交部在情报局的影响，也为了帮助孟西斯减轻行政负担，卡多根派帕特里克·赖利（曾是赛尔伯恩勋爵的私人秘书）去百老汇做他的私人助理。[366]
他们人人都有从事情报工作的经历。科尔多曾是皇家海军的一名职业军官，也是狂热的业余足球选手，他从1938年开始在海军情报局工作。贝丁顿是个聪明的老滑头，在伊顿公学毕业后当了骑兵，“一战”时期在陆军情报局工作。后来他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20世纪30代，他是联合非洲公司（后来变成联合利华的一部分）的副董事长。1940年9月，贝丁顿在参谋学院的同窗好友、时任帝国参谋总长的约翰·“杰克”·迪尔爵士，请已经退休的贝丁顿重返工作，去管理军情三处，负责伊比利亚、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的军事情报工作，直到迪尔的下任阿伦·布鲁克爵士（贝丁顿叫他布鲁基）让他去秘密情报局担任副局长。[367]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佩恩断断续续地在空军情报局工作。但在1938年，由于害怕去伊拉克担任空军高级参谋，他辞职了，成了《每日电讯报》的航空通讯记者。之后他找到军情五处的弗农·凯尔，想争取到一份情报工作。凯尔把他转到秘密情报局，但秘密情报局“认为他不太合适”，虽然承认他“脑子好使，如果给他时间他愿意动脑筋的话”。佩恩还有“一些奇怪的朋友，但是他的消息通常很灵通，也许是因为情报更容易在床上得到吧”。但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他已经重返空军的情报队伍。
1942年3月秘密情报局总部重组图，表明克劳德·丹齐（情报局局长助理）在同瓦伦丁·维维安（情报局副局长）的竞争中占据上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