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处军官约翰·达尔文在1939年9月1日的日记中，讲述了秘密情报局收到战争爆发消息的过程：“甘比尔七点钟（上午）打来电话。德军于6点30分越过边界，我们的77077（德国入侵波兰的代号）工作良好。外交部表现出‘高明的不作为’。”9月3日星期日：“英国夏令时间上午11点时对德国宣战。我们被要求发送大量不必要的信息，因而经常与外交部发生摩擦。11点15分，空袭警报——工作人员来到地下室，三分钟后电传开始工作。战况非常鼓舞人心。局长非常满意。[326]”然而，宣战似乎并没有给秘密情报局的官僚主义程序以沉重打击——9月4日，书记处一位官员建议发出一个启事，要求规范报告中所附的“线人外围人员”的范围[327]；另外，宣战后由局长签发给各情报站的第一份通知规定，“凡需要办公用具、办公文具、保险柜等”，自通知之日起应向会计官员提出申请。[328]
战争爆发时，按计划，政府部门撤离首都，总部和第八处（通讯处）的大多数工作人员转移到布莱奇利庄园的作战电台站。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早在8月份就搬了过去。为了便于向德国渗透，丹齐与他组织的许多成员搬到了瑞士。由于秘密情报局与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两者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迅速扩张，而且布莱奇利庄园已经“拥挤不堪”，于是其他驻外办事处便建立起来。第八处从布莱奇利搬到约五英里外的瓦登霍尔。其后，第五处和登记处转移到圣阿本斯。当预期的德国空袭并没有发生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伦敦闪电战开始之前），人们又一窝蜂地回撤。到1940年3月，总部工作人员的主体已返回伦敦市中心。即便如此，秘密情报局的首脑单位仍然是分散的，这在余下的战争期间带来了官僚主义和后勤保障问题。
高层更替
66岁的辛克莱因患上脾癌，于10月下旬被送进医院。他直至最后都表现得洒脱与冷静。11月4日上午，他给一个朋友发出信息说：“一号公报：不久于人世。”这句话在他身上应验了，因为他当天晚些时候便过世了[329]。“日子因我们敬爱的局长的逝世变得更加残酷，”约翰·达尔文写道，“他于下午4点30分过世。他肯定是无人替代的。再也不会有像他这样的人。”当得知他的日子显然不多了时，人们明显关注秘密情报局内部由谁来接班的问题。辛克莱去世的当天，平时与外交部打交道最密切的政治处处长马尔科姆·伍尔科姆，看到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对从外面找个人来接替‘C’的想法表示抗议”。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当时伍尔科姆的心目中已有特定的外来人选。然而，他可能力挺孟西斯——辛克莱事实上的副手和显而易见的内部候选人。尽管卡多根在他的日记里说，他对“孟西斯当局长不会满意”。11月5日，卡多根见到孟西斯，后者将一封辛克莱前两天写的密封信件交给了他。信中写道：“万一我死亡，或发生任何不测，使我无法继续担当现职位，我在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从各方面看来，最适合接替我的人选是‘优质服务勋章’与‘军功十字勋章’获得者斯图尔特·格雷厄姆·孟西斯上校。我希望记录在案。”或许是出于对49岁的孟西斯有无绝对胜算的担心，辛克莱还有意将此信抄送给财政部的威尔逊爵士和帝国总参谋长埃德蒙·艾恩塞德。[330]
休·辛克莱爵士去世前一日所写的信，推荐斯图尔特·孟西斯作为其继任者。
卡多根虽然明确表示，最终会由外交大臣决定这一职位的人选（需要不得有任何耽搁地尽快上任），他还是询问了三位大臣的意见。为了显示军队的团结，陆军部支持孟西斯。空军部提名空军情报局现任副局长阿奇博尔德·博伊尔少校，他从上次战争开始就一直在空军部从事情报工作。海军首席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提名海军上校杰拉德·缪尔黑德——古尔德（1933年至1936年在柏林担任海军武官）。在卡多根日记里提到的那封烦人的信中，丘吉尔还用他的辩才来概述整件事和秘密情报局的缺陷。他写道：“根据惯例，应由海军军官担任这一职位。”他在辛克莱的“垂暮之年”声称：“我们海军部接收到的情报服务存在重大缺陷。”“据我们了解”，密码术“仍是一片空白，而且主要是政治情报”。他还认为，当前海军情报的情况“完全比不上上次战争”。对此，卡多根抱怨道，丘吉尔“应该管好自己的事，少管别人的闲事”。[331]
丘吉尔告诉卡多根，虽然他已经对这件事考虑良久，并且缪尔黑德——古尔德的品行和以往经历都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海军部提名毕竟非同一般。作为竞选者之一，海军情报局局长戈弗雷似乎完全被晾在一边了。缪尔黑德——古尔德由于心脏不好，无缘海军指挥权，这显然也是1940年派遣他任驻澳大利亚悉尼的海军指挥官的原因之一。另外，卡多根收到一份来自外交部渠道的报告，批评说缪尔黑德——古尔德作为海军武官并不“十分成功”。他“天性多疑易怒，导致他在现实或自我想象中自取其辱”。在担任英国皇家海军“德文郡”号舰长时就有了“布莱船长”的绰号（布莱船长指挥的英国“邦蒂”号武装运输船，于1789年4月28日发生船员哗变——译者）。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或许“是一个刺绣的行家里手，大量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了刺绣上。”卡多根刻薄地认为这就是“他最大的爱好”。[332]
还有谁有希望呢？在一张卡多根留下的未注明日期的字条上写有五个名字。他们中有罗伯特·海宁、威廉·巴塞罗谬和托马斯·汉弗莱斯三位将军，这三位将军均担任过军事行动与情报局正局长或副局长。还有前保守党主席戴维森爵士，他是斯坦利·鲍德温的老朋友，人们都觉得他是个相当可靠的人。再就是“一战”期间被派往美国的秘密情报局代表威廉·怀斯曼爵士。有人暗示说，克劳德·丹齐对这份工作感兴趣。英国驻巴黎大使罗纳德·坎贝尔爵士在与丹齐交谈之后（他1914年就与丹齐结识，并认为丹齐是个可靠的人），告诉卡多根，丹齐并不想要这份工作。63岁的他承认自己年岁已高，难以胜任。然而，考虑到丹齐曾为局长工作了大约二十五年，对这一行了如指掌，坎贝尔认为或许值得让卡多根去咨询一下丹齐的看法。11月6日，卡多根就局长的继任人选问题咨询了丹齐。卡多根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确定他非常聪明非常敏锐，但我没法证实，因为他说的话我连10%都没听清楚。”[333]
三个星期后，卡多根对迟迟不能做出决定担心起来。他认为，孟西斯“处境艰难。而且，大家再继续畏惧温斯顿是很愚蠢的”。最后，在11月28日召开了包括首相和三军大臣在内的会议，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在会上“摊了牌，并大获全胜”。全体一致同意由孟西斯担任该职位，当然，还要“征询”情报局的意见。第二天哈利法克斯见到孟西斯，向他供职，并催促他“找机会”尽早和空军大臣和海军首席大臣进行“坦率地交谈”，因为他们俩都不满意其部门从秘密情报局得到的情报。他还向孟西斯建议说，“可以邀请两名战时内阁成员查特菲尔德勋爵（前海军首席大臣，现国防协调部长）和汉基勋爵介入秘密情报局的事宜，我们会从他们丰富的经验中受益匪浅”。据秘密情报局一名成员约翰·达尔文透露，孟西斯的任职让我们所有人都“松了一大口气。老魁克斯是无法取代的，但在过去的15年里，陆军情报局还从未有过这样如此有魅力的人出任指挥官”。他还说：“通过过去几周的变迁，一想到我们终于有了一位面对未来可以信任的头儿，真让人高兴。”[334]
对客户部门的回应
1939年11月9日，两名秘密情报局官员上当受骗，前往芬洛与他们认为是德军中反希特勒阵线的代表面谈，结果在荷兰和德国边界被捕（见第11章）。这一尴尬事件造成了各大军事部门在辛克莱死亡前后对秘密情报局更加尖锐的批评。孟西斯自然奋起维护自己的组织。他认为，选择在此时进行抱怨太可怕了。他在11月14日给格拉德温·杰布的信中写道：“如果各部门对情报局已失去信心，而那些部门的首脑们选择在局长离开后才开始发难，这实在有些不近情理。”显然十分担心秘密情报局的整体情况，并告诉军情五处的盖伊·利德尔，“那些想要接手组织的人”正在施展“各种阴谋”，而所有的批评都来自四面八方那些毫不知情的人。[335]
孟西斯根据各处处长报告整理出一份长达26页的文件来为秘密情报局的近期工作辩护。他写道，“要尽可能地强调，秘密情报局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面对敌人全能而残忍的反间谍机构，在敌国或潜在的敌国开展工作”。他提到，在1914年至1918年战争中，秘密情报局渗入德国的努力“彻底失败”（尽管战前安置的特工TR/16持续发出报告）。而在“本次战争中，尽管存在几近不可逾越的阻碍，各部门依然源源不断地收到从德国境内传送出的情报”。他补充道，“近年来我们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对外国情报机关的渗入以及对其特工的利用”。或许是芬洛事件的阴影仍在心中挥之不去，他声称这样做是“为了将灾难事件减至最少，不然，人们会将那些灾难归咎于我们陛下的政府，使她处于窘境”。在提到波兰人和法国人提供的密码技术帮助（帮助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破解了恩尼格玛密码机）时，他似乎故意闪烁其词地说，同其他情报机构合作，“我们即将收获硕果，这在几周内会使空军部受益无穷，也许在一两个月内还会令海军部受益”。[336]
这并不是惟一的成就。孟西斯声称，在经济方面，情报局除了“代M.E.W.（经济战略部）执行若干方案（由于资金到位，这些方案正快速成熟）之外，还打算获得莱茵河和多瑙河交通的所有细节”。他还指出，第八处通信处从建立至今虽然才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却已发展至“天下无双”的程度。它已成为“军事部门在波兰战役期间惟一的通讯途径”，这套无线体系“非常复杂”，行将建成，届时“即便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国家）遭到入侵，仍能保证正常的情报传递”。雷克斯·霍华德也强调通讯。他写道：无线设备已经“在巨大的困难中”发展起来，因此情报局得以“与身在国外的大多数代表取得联系”。此外，“特工使用的无线电台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已经有一定数量的无线电台正在敌人领土上工作，也有来自中立国家的无线电台”。霍华德顺带抨击了那些吹毛求疵的批评以及强调秘密情报工作的危险和困难是可以理解的反应，接着他建议说：“那些批评秘密情报局工作效率的人如果发挥一下想象力，设想自己只身一人在异国他乡操作一部电台，如果被发现了，就要承受所有可能的处罚，自己会是一副什么样的窘相呢？”
在对情报局大力辩护的同时，霍华德还告诫说要注意对德国军舰动向的报告，这对战时早期的间谍活动的局限性具有启发意义。“上次战争期间，应用无线电窃听可以获得有关船只生火的情报，以及船只离港时的行踪。”但现在由于德国保持无线电静默，这种方法就不再能用得上。“因此，海军部显得更加依赖我们的情报，而这些情报只能从驻留德国并配有无线电台的特工处获得，或派特工进入德国，或者由情报员与德籍特工联系。”要解决这一问题困难重重，霍华德认为“必须通过白天空中侦察和夜间巡逻以获得更大范围的船只活动情况。尽管一再努力，但要想在德国的海军港口找到一个可靠的配有无线电台的特工与我们联络，目前还不可能”。
其他由宣传部门负责人提供的报告突出谈到了情报局局长期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和所需情报与所获情报的性质有关；二是和提供情报的程序有关。第一种情况下，长期的政治情报和战略情报与人们更为关注的即时技术情报之间，以及与所谓的战术情报之间形成反差。前一类情报一般大多是外交部需要的，而后者对陆海空三军关系重大。战争期间更是如此。例如：关于某一武器，或关于实际进攻给予及时而准确警告的情报，就远比对德军进攻行动或对敌军军力大概预测的情报更加符合迫切需要。但只有秘密情报局拥有迅速安全的通讯系统，才能够提供此类短期情报。此外，秘密情报局官员还抱怨，军事部门显然不看重或者不相信他们想方设法弄来的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