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处理过程也存在问题。情报局各联络处往往直接把原始情报转给客户，而对情报的可靠性不做任何评估或分析。相反，马尔科姆·伍尔科姆和政治处在将情报发送给外交部之前会对情报进行整理，以“去除可信度不明或重要性不高的情报”。显然，秘密情报局更能提供外交部所需的情报。而且，似乎正因为这样的程序，情报局才维持了其在外交部的较高声誉。另一方面，删减被认为是不可靠或次重要情报造成了这样一种后果：情报局按照客户所认为的世界模样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情报，而并不必是真实的情形。这是情报提供者与客户之间形成两难境地的症结所在，也是任何情报组织一直担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困扰着秘密情报局。人们一直（有理由）相信情报提供者与客户之间的密切合作是极为理想的，因为只有当情报机构能够充分了解客户需要什么样的情报，才能满足客户的需要。但如果两者关系过于密切，了解过于全面，那么就会出现危险——情报提供者提供的情报也许只是反映了客户的预期而已。
不管情报提供者与客户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会造成怎样的潜在危险，毫无疑问，秘密情报局有必要与外交部、三军各部及经济战略部保持密切关系。这也是客户部门的现实主义者们所提倡的。其中一个现实主义者是海军上将戈弗雷，他在孟西斯成为局长之前与其联系，这可以理解为来自一个潜在竞争者和批评家的主动和解。他在11月18日写道：“我打算给你写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想和你谈谈关于情报工作的方方面面，战争之前我都是和海军上将辛克莱讨论这些的。”在强调“我们有海军大臣（从1939年9月开始是丘吉尔）的强力支持”的同时，戈弗雷提议，要敦促战时内阁为秘密情报局大大增加经费。他提到：“问题就在于钱，如果不能筹到足够的资金，我担心我们能否得到情报。”
戈弗雷在向秘密情报局表明支持以后，又向孟西斯提供了一份海军部六个“基本需要”的清单。第一，“了解德国港口内以及附近比较重要的德国海军动向”。戈弗雷对无线电情报可能性的了解以及乐观程度明显不如孟西斯，他认为“无论密码术能否再次为我们提供战争后期德军行动的情报”，都需格外努力在德国港口内安插特工，并“设法从各级海军指挥部以及柏林获取文件”。第二，戈弗雷想了解德舰队在“贝尔兹与松德海峡”（位于波罗的海入口处的丹麦岛屿）的动向，以及出现在“挪威、瑞典、丹麦沿海的情报”。他强调其中一个利害关系：“有关装运铁矿石的船只沿挪威海岸驶抵德国的情报至关重要，这一点对你来说不难理解。但如果对船只行踪一无所知，海军部队几乎什么也做不了。”戈弗雷表示：“战争开始以来，我只收到了8份关于贝尔兹与松德海峡动向的报告，其中只有3份来自CX（秘密情报局）渠道的报告与挪威海岸的行动有关。”一封引自海防总部的信件显示，“空军也有类似的考虑”。他们写道：“我们应该在重要地点设置特工来为我们提供大型商船或军人经过的情报。”
戈弗雷的第三项重点是关于德国潜艇建造的情报，因为他“仍然不知道德军是否开始U艇建造项目，是否将大量建造，以及是否将其资源投入其他项目”。他还抱怨，当问到有关该事项的情报时，他发现自己“处于极大的困难中，因为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无法获得该情报”。第四项重点是“德国海军部队备战情况”的情报，而他认为“得到此情报十分困难”。第五是“德国战舰俾斯麦号及其他在建或计划建造的船只的建造进程”。他补充说：“俾斯麦号是否将在明年年初或年末建成？我们自己的大型舰建造方案取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如果早的话，我们也必须加快战舰KG5[乔治五世国王号]及其他船只的建造，推迟小型船只的建造。显然这些决定对国家至关重要。”最后他想要德国水雷的情报。他断言“德军已经发明了一种十分邪恶的新型水雷，且很可能采用了磁性原理”。如果可以得到其中的一枚或其中一枚的图纸，“我们一定能够想出对抗手段”。“处理这一问题时，金钱不是我们的目的，因为我们的日损失巨大，并且没有减少的趋势。这是至关重要的事件之一。我总是被铺天盖地的情报需求搞得措手不及，而那些情报都是我无法提供的。”
戈弗雷的购物清单对秘密情报局实在是一个挑战，然而情报局一时间又爱莫能助，虽然海军处强调已收到49份（而不是3份）挪威方的报告，并已于11月11日完成了“俾斯麦号”的观察报告。在这一方面，特工TR/16的损失显然是一个沉重打击。海军已获得一枚德国磁性水雷，但不是通过秘密情报局获得的。11月23日，一架德军飞机在泰晤士河口舒伯里内斯投下的水雷被拾回并进行了分拆，在那之后军方便制定了有效的对抗措施。但即使获得了好情报，也并非总是被信任。这里援引一个例子：一种新型德国水雷的图纸于1939年初被传到海军部。海军部不肯相信这些图纸，认为是伪造的。然而在1940年5月，海军情报局局长承认缴获的德军水雷实际上与秘密情报局上一年早期发送的图纸上的水雷一模一样。
汉基报告
1939年12月，汉基勋爵和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的私人秘书格拉德温·杰布受托对孟西斯的任命进行调查。杰布担任秘书，就像先前担任常任次官私人秘书一样，是外交部与秘密机构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人物。汉基的儿子克里斯多夫“负责所有会议记录”[337]。他记录的来自主要客户部门的证据生动地呈现了秘密情报的处理过程及1940年早期大家对秘密情报局的普遍印象。
2月初汉基会见了戈弗雷，这让我们了解到自海军情报局局长致信孟西斯后的十多周里事情的进展情况。随着两名官员（包括一名戈弗雷的副手）借调到情报处，海军部与情报处的联络得以加强。然而关于实际情报，戈弗雷11月提出的情报要求仍然远远无法满足，因此，海军部的情况仍不见改观。丹麦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组织在困难重重中建立起来了”。挪威方面，战场情报的状况要好些，但秘密情报局惟一能提供的重要情报是中立港口的船只情况。戈弗雷继会见后写信给汉基，对情报来源给予了注释。戈弗雷显然从总体上说对秘密情报局印象不错，所以也就容忍了其不足之处。他写道：“我想说，过去的许多批评都是由秘密情报局无法控制的因素引起的。如果他们当初有足够的资金，战争爆发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定是一个卓越的机构，一定能够得以迅速扩展。”
在随附文件中戈弗雷谈到了对将来的考虑：“我不知道在德国能取得什么成就。他们的反间谍机构极其优秀，但如果我们愿意在中立国家像盖世太保目前所做的那样投入同样多的情报与资金，或许在国外我们有迎头赶上的机会。”戈弗雷认为可以在南美及中东设立情报机构，“这会在不久的将来获得回报，还可以在同等条件下与盖世太保竞争，”他补充道，“我们或许得用他们的方法，但是我坚信我们能够在德国人自己的游戏中打败他们，即兴完成他们要经过多年准备才能做的事，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尽管面临眼下所有困难，戈弗雷依然乐观。海军与秘密情报局联络“良好”而且“进展迅速，虽然无法弥补和平时期资金缺乏的问题，我仍然相信只要运气不错，来年就会有进展”[338]。戈弗雷向汉基提交的文件（他完整地抄送给了孟西斯）一定很受秘密情报局的欢迎，但实在没有多少可以实际操作的内容——即兴完成、“不错的运气”及赶超德国人等，这些虽然符合英国人惯于敷衍了事的老传统，但几乎都无法保证带来胜利。
军方的观点是相似的。新近任命的陆军情报局局长“帕迪”·博蒙特——内斯比特将军告诉汉基，总体来说，秘密情报局与其它部门的关系很好，在他看来，到目前为止“秘密情报局提供的情报相当不错”。然而关于德国的情报却“几乎为零，德国东部与波兰的情况也不尽如人意”。虽然“总的来说政治情报工作做得不错”，但技术情报却“不尽如人意”。陆军部“想要核查弹药、武器和军需品的库存量”，但却“谣言四起，说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文件的影印本或其他确凿证据”。博蒙特——内斯比特证实陆军不需要“解释”。在他看来“秘密情报局根本不应该‘解释’情报：它应该恪守情报制作的本分”。
到目前为止，三大军事部门中，空军部是最不愉快的。空军情报局局长，准将肯尼斯·巴斯坦率地告诉汉基，他对收到的情报“不是很满意”[339]，特别是德国内部的情报。也许是因为记起了弗雷德里克·温特博特姆的特工479，他开车到德国努力侦查德国空军机场的情况。他没法理解为什么会缺乏“地面”情报，并且认为即便是在战争情况下，派人到机场范围获得那里的飞机情况的情报也是相对简单的——显然在这方面他没有仔细思考。他说空军部提交给秘密情报局的大多数问卷“并非都有答复，尤其是那些需要技术情报的问题”。巴斯认为虽然目前与空军接口的联络官温特博特姆“口碑不错”（尽管“完全是‘C’的人”），仍然可以引荐更多的皇家空军官员进秘密情报局，或培训目前没有“航空专业知识”的秘密情报局官员，这样可以使事情进展更顺利。
除了调查情报需求，汉基还会见了现任经济战略部情报局局长德斯蒙德·莫顿。莫顿（前秘密情报局官员）态度十分消极。他说：“秘密情报局并未提供所需材料，尤其是明确的情报，比如，某些中立国退货的海关报表拷贝或关于临时性秘密货物的报告。”莫顿并不顾及巴斯对于秘密情报局在此领域缺少专门人才的抱怨，他认为他们只是不清楚所需情报的类别。秘密情报局“本质上具有军事性质，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助手’，此人就是伍尔科姆先生”。相反，经济处“或许较弱一点，尚需加强”。这个问题“主要出在联络方面”，虽然他承认“这方面近来有改善的迹象”。
虽然汉基咨询过的各客户部门对莫顿的“秘密情报局情报严格说来是人工情报”的说法持有保留意见，而关于无线电情报的情况则要有利一些。莫顿说，商业窃听的情况“最好”。通过窃听，其部门“已经获得了俄——德商业关系的所有情况，以及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并未给德国提供任何东西的确凿证据”。莫顿还从秘密情报局获得了电话窃听情报，这“也非常有用”。虽然空军情报局说他们已从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获得了“大量情报”，但海军上将戈弗雷说，到目前为止“密码系统并未提供任何有用的海军情报”。这“当然不能怪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毕竟，学校已经取得进展，很有希望”。但对戈弗雷来说真正的亮点是在“‘Y’方面”[340]，特别是海军部认为最有用的无线电拦截和电话窃听。他说，“所有这些赞誉都归功于甘比尔——帕里上校”。
除了调查秘密情报局的情报收集活动外，汉基还调查了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越来越多）的秘密活动，尤其是上校劳伦斯·格兰德的特别行动第九处（D处）。汉基“在孟西斯上校陪同下会见了格兰德，主要目的是想弄清他的具体活动内容”。格兰德说他的宣传活动主要是在德国散发资料。为达到此目的“他动用了各种渠道——天主教徒、德国青年贵族、社会主义者等等”。为确保“纸墨与德国材料尽可能相似”，他的部门做出了特别的努力。他说“目前在德国每月有七八万份材料分发出去”，还声称“在布拉格、汉堡和柏林有三种反纳粹秘密报纸”，但他承认“无法控制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在汉基的逼问下，格兰德支吾回答说，他“认为”这些报纸“并非已经完全沉默”。
格兰德认为在中立国家与在德国展开宣传活动几乎同样重要。他的主要行动在贝尔格莱德，他说在那里他能够通过间接方式接触大部分人口，尤其是通过一家私人出版社、一次政治诽谤运动以及通过商务代理等方式。格兰德还建立了一家出版社。汉基问格兰德所有花费是多少，格兰德回答说他“无法区分在宣传与破坏上的开销”，但目前为止他每月的所有活动花销“约为11000英镑”。孟西斯说，他会亲自过问格兰德上尉的财务情况，并在不久以后就能把问题搞清楚。
汉基勋爵于1940年3月11日发表的报告相当于给秘密情报局开出了一份健康证书。报告并未建议对情报局核心的人工情报功能作根本改变。汉基特别提到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鼓舞情报机局上上下下的忠诚精神、团队精神以及忠于职守的精神”。这无疑使孟西斯大大松了口气，因为他显然非常担心秘密情报局的生存风险。2月14日他向杰布发送了一张秘密情报局的《历史草图》，证实“情报局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多年耐心工作的成果，而非一蹴而就”。孟西斯警告杰布“大笔一挥便可摧毁这部机器，一夜之间就会遗忘昔日教训，但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我想不出比这更大的不幸了”。[3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