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中期，情报局成立了一个分支（第十处），来窃听各国驻伦敦大使馆的电话。这项工作大多是与军情五处合作完成的。到1938年，该工作已经扩大，成立了P处（新闻处），负责传递情报。辛克莱和外交部的范西塔特担心英国在海外使团的电话安全，便要求秘密情报局负责检查。但是，由于邮政总局只能提供一个电话专家，而且“海外使团绝大多数对此所表现出来的冷漠与无知”，所以“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然而后来，第十处成功地监听到了许多外国使馆的电话来往以及使馆内的谈话内容。据不同的说法，在战争爆发前，这些被窃听的国家包括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日本和苏联。英国通过这个方法取得了相当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举例来讲，德国驻伦敦使馆的武官与柏林的通话似乎特别能够说明问题，甚至包括了“该武官将要执行的对爱尔兰南部和西部沿海可能登陆海滩进行侦察任务的细节”。
1937年，辛克莱“深信战争不可避免”，便启动了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扩展计划。他指示学校的业务负责人阿拉斯泰尔·丹尼斯顿中校确定“正确的招生方式”，以便“在战争爆发时”加强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力量。在取得财政部对招生计划的支持后，“56名高级学员，男女均有”以及至少拥有相当于大学水平的两门相关语言知识的“30个女孩”被录取了。丹尼斯顿在英国各大专院校仔细地挑选，并动员他的关系网招募有潜力的新人。他们为候选人安排了一系列的课程，并“含糊其辞地告知未来对他们的要求”。结果，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在1939年夏天得以迅速扩大，满足了战时对无线电情报的需求。虽然这次招募是以大学为重点，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招聘过程是非正式的，且仅是针对个人的，但从整体上讲，它与秘密情报局的招募情况并没有区别。剑桥大学古代史教授弗兰克·阿德科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海军部的四十号房工作，受丹尼斯顿的托付，工作格外努力。他在剑桥的一位同事，一个意大利问题专家回忆说，阿德科克邀请他共进晚餐，并要他在严守机密的条件下向他提供“一个外交部下属机构的职位”，可是由于事关机密，“他不能告诉我关于该机构的任何情况”。[320]
1938年4月，辛克莱从飞歌电信有限公司招募了当兵出身的上尉理查德·甘比尔——帕里，由他来创建秘密情报局第八处通讯处。甘比尔——帕里称，他得到了辛克莱的下列口头指示：“我得到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他们在欧洲各地马不停蹄地把情报给我送来。你在这里就是做一些情报方面的工作——早安。”第八处最困难的任务是为特工提供无线电台。由于这些东西都不是市场上能买得到的，甘比尔——帕里在伦敦西部巴恩斯建立了一间小作坊和实验室，专门研发安全的便携式电台。1938年10月，总部意识到，向特工提供无线电台的难度在于对特工个人的信赖程度，即他是否足够“聪明”与是否“会使用莫尔斯电码”，以及如何隐藏电台等等。雅典的代表反映了好几个情报站所采取的谨慎路线。如果一个特工连同无线电台一块被捕——“伪装得越好，连累就越多”，就“无异于被判了死刑”。除了那些“为理想主义的动机所驱动的”为数很少的人之外，在他看来，“没有多少候选人能够自告奋勇地站出来”。在甘比尔——帕里于1939年3月给海牙站的史蒂文斯送去一台原型电台后，总部决定，现在即便是冒一点风险，也要向在德国港口活动的特工提供电台，特别是那些能够报告商船突击队始发时刻的特工，因为“能否提前拦截这些船只，取决于能否对这些船只的离开及时发出警告”。海军部的拉舍尔中校驳斥了这种连同无线电台被捕就等于是死刑的说法，因为他认为：“他们已经面对死刑。而且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他们在战时获取情报就会更重要。”然而，由于秘密情报局未能招募到优秀的特工来报告德国港口的情报，这场争论仍然只在纯理论层面上。
秘密情报局给驻外情报站配置无线电台设备，虽然在技术上不存在问题，但通常需要得到当地英国公使的同意，而这些人并不总是乐意合作。然而，在1939年9月还是取得了良好的进展。第一个能证明其价值的无线电台是1938年捷克危机中在布拉格的电台。对于秘密情报局与外交部来说，这是布拉格和伦敦之间惟一有效的沟通渠道。1939月年8月至9月，秘密情报局的无线电台成了伦敦接收有关形势急剧变化消息的惟一链接，直至波兰最后沦陷。
1939年初，伦敦西北部大约五十英里的白金汉郡一个小型的乡村庄园——布莱奇利庄园内，新落成的秘密情报局“作战电台站”安装了秘密情报局的主要通讯设施。该设备全天候24小时工作，有4个发射机和6个接收端。由于人们普遍担心战争将以大规模的空中打击开始，因此他们还制订了紧急情况下政府整体撤离伦敦市中心的应变计划。辛克莱在1938年6月9日以6000英镑买下这处物业（现值275000英镑）。这显然是他自己主动所为——秘密情报局有一个传统，就是由自己掏腰包。此事是否真实尚难以肯定。有关物业交易文件显示，他本人是惟一的所有者，而他在1939年11月去世后，除了他的两个儿子各分得3500英镑的遗产外，他的妹妹伊夫林继承了他财产的剩余部分，总价值达21391英镑。1940年4月，伊夫林（作为“已故休·辛克莱爵士”的个人代表）以10先令（50便士）将布莱奇利庄园转让给威廉·雷德利与珀西·斯坦利·赛克斯（秘密情报局的财务官员）。1947年3月，雷德利和赛克斯又以10先令将该物业转让给建筑工程部。所有这些都有力地表明，原始的购置费用，如果不是出自秘密情报局的话，则来自公款[321]。而不管怎样，最初的购买价格仅仅是一个垫底而已。辛克莱在1938年11月指出，给布莱奇利庄园安装电话和电传线路的费用就要“好几千英镑”。慕尼黑危机期间，作为预防措施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动员演习，辛克莱把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及总部的工作人员迁至布莱奇利。事后，沃伦·费舍尔爵士声称，这是“在危急中惟一正常运作的作战电台站”。危机之后，虽然大部分工作人员返回了伦敦，但1939年8月，电码译员们又搬了回来。布莱奇利庄园成了他们的总部和他们赢得战争伟大胜利的战场。[322]
另外，1938年上半年，辛克莱决定成立一个组织来专门负责“计划、准备、必要时进行破坏和其他秘密任务，而不是情报收集”[323]。这便有了第九处（即D处。据说是指“毁灭”）。皇家工程师劳伦斯·格兰德陆军少校是该处的副处长。虽然他并没有情报工作经验，但在大家的口中，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很有见解的人，其人格魅力受到了与其共事的所有人的赞扬”。格兰德于1938年5月31日写下一篇题为“关于破坏可能性的初步调查”的简报。这份文件内容广泛，主要包括在德国的破坏目标，例如电力供应、电话通讯、铁路、“对食品供应掺假”和“在农业上引进农作物害虫或动物疾病”。还有一个范畴名为“精神破坏，利用谣言传闻引起对纳粹党的不满”。为此，格兰德认为这一切所需要的仅仅是“在每一个具有自动电话交换功能的城市安置一个人”。并建议说，“由于这个方面的活动只是动口不动手，所以有可能说服犹太人在和平时期成立一个组织，但这个组织在战时可以进行以上情报工作”。辛克莱接受了该计划，但告诫他要格外小心，避免引起外交事件，而首要重视的问题是切断瑞典铁矿石和罗马尼亚石油对德国的供应线。孟西斯1939年2月就秘密情报局在此事上的考虑向法国同行作过解释。他说，他相信，需要使用反德国和意大利的宣传与“恐怖主义行动”，就像对方正在计划反对法国和英国的宣传对应。他承认，目前英国在德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宣传，但他已有计划，准备在德国邮寄分发两万份反纳粹传单，同时还将设立德语广播电台，播送特别挑选的真实新闻简报来影响德国的公众舆论。关于破坏，秘密情报局研究了一年多的时间。孟西斯认为，在发生冲突时，“恐怖主义行动”会使反对纳粹政权“具体化”，可以深入扰乱德国的军事和经济生活。一些潜在目标（如工厂和通讯设施）已经确定，就只等有人来发动攻击了（例如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324]
秘密情报局顾忌敌人的特别行动，甚至考虑到了有可能对英国发起的生化进攻。文件还反映了一个更为单纯的时代，因为即使是给首相送奶，也是每天按照常规送到门阶下。
秘密情报局在考虑攻击性破坏行动的同时，显然也考虑到了防御问题。1938年7月，辛克莱发给伊斯梅《D计划》，其中一些说明是由第九处草拟的：“保护发电站和（高压）输电线路免遭破坏”。在接下来的8月，他又发给伊斯梅一份关于细菌战的文件，从中反映出格兰德处室的下一步工作。“这种形式的战争的可能性，”文件声称，“可能已被低估，特别是炭疽或手足口病对我们牲畜的破坏，以及对我们的饮水和牛奶供应的污染。”文件还提到了各种各样的情节：“比如说，一百个纳粹特工携带病毒物质于交通高峰时节在伦敦地铁展开行动，他们能否造成伦敦的瘟疫流行？”文件还反映了一个更为单纯的时代，因为即使是给首相送奶，也是每天按照常规送到门阶下。文件问：“首相（或其他政府官员）会将牛奶煮沸后才饮用吗？（放在门阶上的奶瓶可能已被污染）”
到1939年，第九处在布莱奇利建立了一个机构来研究破坏性材料，包括燃烧弹、塑胶炸药和雷管等。针对德国的目标制订了各种破坏计划，例如破坏基尔运河闸门和“在纳粹重要集会之前在（柏林）歌剧院的座位下摆放芥子毒气的可能性”。1939年整个夏天，D处派出了一帮英国游艇驾驶员去侦察从特隆赫姆到法国——比利时边境可供秘密登陆的海滩。D处在国外的活动，尤其是与外国侨民接洽和通报情况过程中，有时较少考虑安全问题，这让英国许多外交使团感到不安。另外，该处与陆军部总参谋部研究处（后来成为军事情报研究处）在职能上可能有重叠，而后者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组建的。举例来说，这两个组织都计划对多瑙河上架设的罗马尼亚石油输送管道进行破坏。格兰德还热衷于宣传，“虽然在这方面再次表现出热情有余而谨慎不足”，但他与同政府的“官方”秘密宣传机关——位于维多利亚大道伊莱克特拉大厦的对敌宣传处发生了撞车。
秘密情报局在开展秘密航空摄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底，温特博特姆的第二处组建了一个航空摄影队。这是一个由秘密情报局与法国情报二局合资组建的机构，对外号称航空研究与销售公司。由一个法国人买下一架美制洛克希德飞机，秘密情报局从澳大利亚聘请来一位飞行员西德尼·科顿。科顿和他的团队开发出了尖端的空中侦察摄影技术，其成像效果是过去的技术所无法比拟的。到1938年底，他还对意大利的基地和机场进行了秘密拍照。空军部出钱购买了第二架洛克希德飞机，位于范堡罗机场的英国皇家空军实验机构也给予了协助。科顿的拍摄遍布整个欧洲，以极高的高度飞越德国和意大利，拍摄到有关机场和其他军事情报目标的大量照片。事实上，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直到1939年中期，这种摄影器材还存在生产瓶颈，也缺乏训练有素的图片释读人员。战争结束后不久，科顿的组织便由空军部接管了，但是秘密情报局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是他们首开了现代高空高速摄影侦察的先河。[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