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30年代后期，已六十多岁的克鲁格打算急流勇退，有了退役的想法。有关他的报告不准确的评论越来越多，同时他在德的安全也日渐紧张。1938年3月，他在一个机场附近被发现后，盖世太保找上他，当时他受到了惊吓。克鲁格（在这个阶段已称为“016”）继续致力于海军和海岸防御工事的情报工作，直到1939年7月18日。他每个月都到鹿特丹与主管官员碰头，而下一次碰头拟订在8月20日。“他没到”，海牙站8月20日报告说，但是收到一张明显是他寄来的明信片，提议改在德国碰面。这引起了怀疑，因为他以前从未“提出过要人到12号地（德国）去见他”。总部对此报告的会议记录表明，人人都感到悲观。“这是（杰克·）胡珀所说的德国人了解的特工之一，”一名军官写道，“看来，他已经被清理了。”霍华德说，“他很可能是按照盖世太保的指示写了明信片”。“看起来像一个陷阱。”维维安补充道。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并且，他们很明智地没有派人前往德国碰面）。秘密情报局直到战后才知道，克鲁格被海牙站一名成员弗克特·冯·库特里克出卖，后者在1938年10月被阿布维尔招募[302]。财务科1939年11月7日的一张预算报表简洁地记载了克鲁格的可怜命运。在“停发薪金人员”一栏里打印有“016”；在“备注栏”里注明：“推定‘死亡’特工”。
秘密情报工作出现的这种不调和的状态，在临战前夕，1938年6月下旬暴露了出来。当时，雷克斯·霍华德要求总部各处室报告他们是否达到了对德国情报工作的要求。第四处军事处的孟西斯答复说，他对“所做努力表示满意，虽然结果令人失望，毕竟我们没有任何大牌的军事情报资源，只得依靠众多的虾兵蟹将”。温特博特姆说：“结果虽不尽如人意，但我充满希望。”而较为令人鼓舞的是拉塞尔上尉（克鲁格正是他的一个重要资源）。他报告说，渗透进德国造船厂虽然可以满足和平时期的要求，但令他感到遗憾的是，他的眼线中既没有在舰队服役的军官或士兵，也没有一个可以与海军军官打得火热的人。第六处经济处处长海军上将利姆彭尼报告说，有关海军建设的情报“非常好”，但关于飞机的情报就相形见绌了。在过去18个月内，“几乎没有”收到“有关各个工厂的产量和雇用人员的数据”。“地面武器”的情报严重缺乏，而他得到的惟一一份“关于德国枪械制造厂生产与产量”的情报来自英——法——比联合组织。最后，伍尔科姆提出了他对所收到的政治情报的意见。虽然德罗普是最高产的资源，他还有数量不小的其他临时特工，包括一些在德国工作的记者，并强调需要“扩大能够提供有关德国高层政策真正权威情报的一流特工队伍，特别是我们不应该过于依赖德罗普，他随时可能遭到盖世太保的监视并从视线中消失”。
维也纳情报站引起盖世太保的注意后，虽然情报站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但在德奥合并后仍旧坚持工作。护照管理处也因给那些不顾一切要离开那个国家的犹太人发放签证而几近崩溃。1938年8月，情报站站长及项目负责官员汤米·肯德里克在报告中说，他的工作人员是“过度投入，稍有挑逗，他们便会泪流满面”。他向辛克莱道歉说，他给秘密情报局的报告“由于护照管制的工作压力，有点零碎，东拉西扯”。后来，肯德里克手下多名特工被盖世太保逮捕，而他本人也在8月17日被捕，当时他正踏上回英国度假的途中。盖世太保审问了他三天后释放了他，并责令离开该国，所有的情报工作就此终止。他一被捕，他的一位助手和两名女秘书，“因负责处理所有的秘密工作，立刻被送到了伦敦”。当时已在该站工作了将近一年的肯尼思·本顿，“烧毁了所有秘密文件”。由于该情报站没有官方保护（虽然隶属于总领事馆，但护照管理人员不享有外交身份），本顿“担心盖世太保可能闯进来，搜查整个办事处，所以一切能被烧掉的都销毁了”[303]。这倒反而好了，8月19日，孟西斯再次向外交部保证（后者自然对可能产生的外交影响感到担心），“丝毫没有泄密的可能性，所有的材料都已化为灰烬”。
与维也纳一样，在柏林的护照管理处也被试图逃离德国的犹太人的申请给淹没了。帮助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得到签证成了弗兰克·福利的主要工作。此时的他更像是一个尽责的护照管理官，而不是秘密情报局的情报站长[304]。他感到尤其难以平衡这两种不同的职责。他已经与德国警察建立了“长期而正式的联系，来交换有关共产主义的情报”。这种联系在纳粹政权建立时幸存了下来。1937年10月，福利与盖世太保的“共产党专家”的关系被描述为“亲密的”。但是，到了这个阶段，他拒绝（根据辛克莱的明确命令）“满足盖世太保想搞到在英国的反纳粹德国人士情报的强烈欲望，并毫无根据地说他们是共产党”，这就疏远了盖世太保的其他高官。不幸的是，在秘密情报局，几乎没有相关的档案存留下来，不然的话，就可以从中看出福利在护照管理与情报工作之间如何做出那种在所难免的折中了，更无从了解他协助一个个犹太家庭或从他们那里搞情报时所施展的隐秘手法。我们所知道的是，他是一个效率极高、思维缜密的项目负责官员，对那些试图逃离德国的犹太人（在签证过程中挤满了他的办公室），给予了深切同情，并做了清晰与有力的报告。
福利，像其他护照管理人员一样，赶上了秘密情报局使他们具有外交身份的运动。1939年3月，甚至辛克莱都打算帮他掩饰身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拒绝批准这样做之后，辛克莱希望大使会改变主意——但是他得“保证”福利“没有参与秘密情报局的活动”。辛克莱因此向外交部和大使提出保证，这个情况有两个似是而非的理由，首先是福利“没有聘用德国公民”，其次是“他只通过英国公民获取政治情报”，而这“与大使馆所从事的并无二致”[305]。事实上，福利在过去的确雇用过“德国公民”从事间谍活动，并且，即便不是辛克莱下令那样做，他手下也肯定有人雇用过德国人。
秘密情报局的情报对政府的影响以及政府对这些情报的用途目前难以评估，因为无论在保密或是公开的档案中，很少有秘密情报局的报告，更遑论对这些报告的评价了。大多数最机密的材料均按常规在阅读后销毁了（但在其他简报中可能有一些笼统的东西）。虽有一些对“秘密情报”的零星引用，但有时过于笼统，以避免在作品中对秘密情报局的具体作用（如果有的话）做任何评价。例如，1938年9月，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度假回来后，发现格拉德温·杰布给他留下“一大沓电报和文件”，“我便开始读了起来。秘密报告确实有相当多内容足以让人毛骨悚然。但我绝对容不下所有这些事情，我面临一种选择”[306]。作为卡多根的私人秘书，既然杰布是外交部与秘密情报局之间的联系人，那“一大沓电报和文件”极有可能是秘密情报局制作的。但是，究竟情报有多少，效果又如何，这是无法判断的，哪怕他再怎么怀疑。然而，有一份幸存的报告说明了秘密情报局的报告达到的最高水平。报告是由伍尔科姆写的，并由他保存下来，显然出于可以理解的，或者更准确地说，相当感人的骄傲情绪。他的报告回顾了德国要求归还根据《凡尔赛条约》丧失的海外殖民地而发起的政治运动，并指出西非可能有“一个广袤而紧凑的区域”，被视为是最可取的目标。报告的页边空白处写着“叫我说什么好？”，是张伯伦的笔迹，表明他赞同伍尔科姆的估计。[307]
从慕尼黑到战争
1938年秋，慕尼黑危机期间，对德国高级决策层的可靠情报的需要非常明显。当时希特勒对中欧领土表现出了狼子野心，似乎可能爆发战争。1938年3月，德奥合并后，希特勒把注意力转向捷克斯洛伐克。该国1200万人口中有四分之一是日耳曼族人，集中在西部苏台德地区，与新扩张的德国边界接壤。纳粹的政策就是联合这些日耳曼人并入德国，这将直接地破坏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完整。5月份出现了“战争恐慌”，英国政府发出防止德国发动攻击的警报。“我想，毫无悬念了”，辛克莱在5月27日对沃伦·费舍尔爵士说：“德国人本打算上周末试着溜进捷克斯洛伐克，但由于我们发现了他们的企图，因此关于他们已把计划推迟的说法便喧嚣一时。”但他补充说，他们的计划“一切准备就绪，如果希特勒真的决定这么做，只等一声令下就会将计划付诸执行”[308]。7月18日，秘密情报局给帝国国防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认为“不可能绝对有把握地预测德国将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什么行动，因为决定权只取决于一个人——希特勒。此人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捉摸，甚至对他身边的人也是如此”。然而，“有许多迹象表明，事情正在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八九月份或许是危险期”。他们说得多么准确！
1938年9月12日，辛克莱送交帝国国防委员会大臣黑斯廷斯·“帕格”·伊斯梅上将一份《海军某些迹象的摘要报告》。报告表明，德国正在准备打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此外，“没有明确的迹象显示，这些准备工作已经暂停或放弃。结论只有一个，希特勒打算在我们原来所说日期前后，即9月24日至28日，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如果有必要，不惜发动全球战争来支持这一行动”。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人来讲，处境虽然令人绝望，但也许并非没有希望。而它的盟国，法国和苏联事实上为了自身利益，并不愿意参战。内维尔·张伯伦领导下的英国政府紧紧抓住德国的外交倡议，正努力寻求和平解决危机的途径。除了表达仅仅是为了避免战争这一可以理解的愿望之外，英国也急于争取时间。张伯伦深知德国在重整军备（虽然有一些证据表明英国政府无论对事态的进展还是德国的决心——尽管不是希特勒的——都略有高估），必须将英国的备战准备工作推向一定的高度，让全国上下及武装部队做好准备，在必要时打一场战争。9月15日至22日，张伯伦满心欢喜地飞往德国与希特勒亲自谈判。而在这些关键的日子里，关于英国应当采取何种立场的问题，在伦敦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英国是应该坚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不惜冒与德国立即开战的风险，还是应该向布拉格施压，按照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承认德国对苏台德地区的合法要求？——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而言，则代价惨痛，从而得出一个愤世嫉俗的（或曰现实政治的）结论：武力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
这表明这些问题是多么棘手，以及政府如何急于寻求来自所有渠道的意见。秘密情报局被正式要求，在张伯伦两次出访期间的一周内提交一份《政策评估报告》，这在秘密情报局的历史上迄今为止绝无仅有。之前无论辛克莱和他的同事们给政府提供了什么意见，似乎总是以非正式的形式。秘密情报局的具体职能是提供秘密情报，不是政策建议。但这次不同，辛克莱在9月19日告诉沃伦·费舍尔爵士，外交部要“咨询我们……在目前情况下以及在未来，应在外交事务中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其结果是由伍尔科姆起草了一篇题为“我们应该怎么办？”的文件。伍尔科姆在文件开头评价了“德国人的目标”在于在欧洲“建立‘至高无上’或‘霸权’地位”。这至少包括“吞并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统治该国的其他地区；根据“附属国”原则在整个中欧和欧洲西南部实施“政治和经济霸权”；“迟早要收复（在东部的）失地”；“推翻苏维埃政权”；“向中东渗透，给英国制造麻烦”。至于“德国的手段与原则”，“首要的”是“武力”，以及缔造“一支最为强大的、足以克服任何强强联合并在任何冲突中胜出的武装力量”。伍尔科姆补充说，“（德国）武装部队首脑认为还没有达到这一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