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1939年1月伯特兰安排了一次法国、英国和波兰的专家会议，但英国与波兰人合作的意愿以及波兰人是否愿意让他们分享在恩尼格玛密码机上的成果却并没有真正取得进展。直至内维尔·张伯伦在3月底公开保证如果遭遇德国攻击，英国将站在波兰一边之后，事情才发生了转机。7月下旬，在华沙附近举行了第二次更富有成效的英法波三国会议，随后波兰人将仿制的恩尼格玛密码机同时提供给了英国人和法国人。8月16日，伯特兰在邓德代尔陪同下，将其中的一台送到伦敦。据伯特兰讲，他们在维多利亚车站受到斯图尔特·孟西斯的“热烈欢迎”。他身着礼服，纽扣上别着一枚玫瑰形的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这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服役时荣获的）[298]。虽然孟西斯对于这一时刻的重大意义和法国的重要性，特别是波兰在有关恩尼格玛密码机方面的工作所做出的贡献明确表示赞赏，但他丝毫没有预料到，战时在恩尼格玛密码机上取得的突破对战事发展会有那么重大的意义。这一惊人的突破本身并不是战争胜利的一个成就，但后来F.H.欣斯利的计算认为，这一突破把战争缩短了三年甚至四年——拯救了无数盟军的生命。[299]
向德国渗透
到1938年春，资金已不再是秘密情报局工作的主要制约。1938年4月，辛克莱告诉空军副参谋长：“钱不是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拥有足够资金，问题是如何利用机会，让手上的钱可以派上用场。”“没有人，”他说，“能比秘密情报局更充分意识到获取德国空军重整军备情报的重要性。但事实上是，在过去12个月里，德国的情况已变得相当棘手。”
自从1933年3月纳粹取得政权以来，辛克莱一直对纳粹德国感到担忧。当年10月，他告诉海牙站负责人欧内斯特·道尔顿：“除非出现奇迹，否则几年之内法国和德国之间会爆发战争。”显然是由于辛克莱的假设，即荷兰将保持中立（他们在1914年至1918年也是如此），道尔顿奉命确保：“万一发生战争，第一，要维持我们的通信；第二，要获取关于德国武装部队的情报。”在20世纪30年代初，秘密情报局自身在德国的资源匮乏。最重要的间谍是一个波罗的海地区的居民威廉·德罗普男爵。19世纪80年代威廉在立陶宛出生（当时属于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他入了英国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在英国军队服役。战后，他为英国情报部门效力。1919年4月30日首次被孟西斯选中，之后便受雇做了特工。他曾在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做过记者，并在20年代成为特工“821”，定期提供德国政治情报。虽然在总部有人对他究竟有多大价值表示质疑（尤其是在他年薪高达1000英镑之时），但由于对跟踪希特勒上台后情报的迫切需要，他成了一个无价之宝。“他目前拿出手的都是些好东西，”雷克斯·霍华德在1934年2月说，“他是我们在德国几乎惟一[原文如此]的资源。”
1934年3月，德罗普在柏林的高级别联系人之一安排了秘密情报局空军处处长弗雷德里克·温特博特姆（佯装为“空军参谋部人员”）访问德国。在此期间，他会见了希特勒，接洽了好几位资深纳粹，与德国纳粹空军年轻的飞行员见面，而且还与他们成功地建立了友情。回国后，温特博特姆报告了“德国人发展现代化一流空军的明显计划”[300]。德罗普本人建立了与德国国防军、纳粹空军和党卫军的关系。1934年9月，受希特勒个人的邀请并作为精心挑选的英国客人，他参加了纽伦堡集会，并趁机向秘密情报局汇报。此后，他接到多次邀请访问纽伦堡，于1937年10月见到了盖世太保负责人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后者提出，通过做一些“反布尔什维克诽谤与阴谋的联络工作”来培养他。由于担心德国人可能在亲自操纵该联系人，维维安以风险太大为由拒绝了这项建议。“我丝毫不愿意卷入这个曲折的计划，”他在会议记录中写道，“小心！”
德罗普在伦敦访问期间，主要是由伍尔科姆向他介绍基本情况，然后他向伍尔科姆提供情报，但他在柏林也小心翼翼地打报告，与福利或从柏林站来的同事会见。尽管如此，这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为了避免出现丝毫的泄密风险，现存档案中找不到任何关于辛克莱在1933年10月下达给福利的关于与德罗普见面或如何处理他的报告等较为详尽的安全指令。与该特工有关的任何文件既不存留在福利的办公室，也不得从那里打印；任何相关会议不得在公寓住宅或在项目负责官员的办公室里举行；德罗普的报告应当在会议前最后一刻书写，“这样让他带着报告径直去参会，让文件在他身上或在他的房间滞留的时间越短越好”；会议在收到公文包（外交公文包送达伦敦）前的最后一天举行，“根据不断变化的会议地点，事先安排执勤人员名单，这一切旨在避免出现有关会议情况的电话信息”。这些指令清楚地表明他们对这个事情是多么重视，以及辛克莱本人对细节的密切关注程度。1938年8月，德奥合并后，盖世太保加强了对外国人的监视，德罗普开始变得急躁，要求调离德国，但辛克莱没有批准。“如果德罗普要有什么用处的话，”他写道，“他就必须在这里和德国之间工作。”然而，这位特工于当年8月份移居瑞士。虽然在未来7年里他继续提供情报，但他的工作越来越不受总部器重。到1944年7月，时任秘密情报局副局长的克劳德·丹齐明确表示，现在看来，德罗普所提交的一切只是“一种对纳粹的宣传工具”。
关于哪一方从德罗普事件中得到的利益更大，这一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显然德国人认为，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英国联系人——虽然最终并未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通过温特博特姆我们得知，此人的角色似乎扮演得还不错，英国及时得到了他们或许原本不可能从其他来源获得的有关德国纳粹空军发展的情报，以及独特的近距离观察纳粹党领导人的性格与思想。1938年6月，伍尔科姆估计，秘密情报局获取的有关德国的政治情报至少有70%出自于一个很好的来源——德罗普。“无论任何原因，如果我们失去了他，”他写道，“显而易见，我们的‘XP’（政治情报）的供给将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而德罗普提供的这些情报是否为接收人很好地利用，则是另一回事。
秘密情报局关于德国海军事务的最佳情报来源是老特工卡尔·克鲁格博士（代号“TR/16”）。他不断地接近德国造船厂获取情报，形成了有关潜艇的专门报告，而建造这些潜艇是《凡尔赛条约》明文禁止的。这尤其令海军部感兴趣，因为用韦斯利·沃克的话来讲，潜艇是“一种超级反英武器”。1935年春天，秘密情报局报告说，德国人已经开始了谨慎的准备工作，以重建自己的潜艇部队。“有强烈迹象表明”，他们“已经在建几艘潜艇”。在这个问题上显示了当时情报的混乱状态：驻柏林使馆海军武官杰拉德·缪尔黑德——古尔德虽然证实，德国有野心缔造一支潜艇部队，他却错误地向伦敦保证该建设尚未启动。虽然海军部起初显然更看重缪尔黑德——古尔德的评估，而不是来自秘密情报局的报告，但是后者的情报却在下一个月经由来自柏林的公开声明得到了证实。1936年7月，又是根据来自克鲁格的秘密情报局情报，海军情报局和工业情报中心（1931年由德斯蒙德·莫顿建立）联合起草了一份关于德国海军建设的详细文件。文件报告说，德国计划大批生产潜艇[301]。但是海军部仍然不相信，尽管后来事实果真如此。1939年11月，秘密情报局海军处理直气壮地指责说，因为他们早就对德国潜艇建设发出过警告，并“在德国（人）正式通知他们此事不会发生以及海军部仍然执迷不悟的情况下，继续发出警告”。
1938年初，温特博特姆断言，德国空军情报“对国家来说最为重要，应该不失时机，发掘一些身居社会高层的间谍来取代一连串的组织，这一策略的必要性必须强制地向有关代表灌输”。例如，要指示弗兰克·福利“不惜一切代价支持‘琼斯’”。1937年4月，一个自命代号为“B.琼斯”的人向英国驻苏黎世领事递交了一封信，要求转交“情报局军事处负责官员”。信中表达了亲英情绪，并解释说，写信人的一位德国纳粹空军朋友愿意按每次100英镑提供文件，还附上了德国空军部新近五个订单的副本。这些材料转交到伦敦后，被认为具有最重要价值。该案由总部掌控，福利协助，但运行得十分艰难。主要原因在于，在一个警察国度，与一位拒绝当面联系且又采用假名提供文件的特工进行联络沟通存在着种种问题。通信是通过在德国邮政局待领的好几个地址，而且“琼斯”还在英国驻德国和瑞士领事处存有几包文件。1938年2月，由于该特工察觉到自己遭到了怀疑，便在第一次联系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突然停止了活动。成功是如此短暂，令人沮丧，但其所提供的材料，据温特博特姆的估计，“价值相当于其余花在德国空军情报上的钱的总和”。
四个月后，温特博特姆派出一位英国皇家空军军官，代号“479”，驾车周游德国，获取德国机场的目击报告。479还带了“一个合适的秘书（女性）”，他在荷兰停留了两天，用来“训练”他的伴侣。三个星期来，他们在德国各处观光，但发现事情很辛苦。德国人似乎并没有按照一般规则把他们的机场边缘修到路边。而最糟糕的是，道路和机场之间有一两百码的防护林带，显然是为了将感兴趣的观察者阻隔在远处，这与“这个国家其他情况也完全不一样”。有好多次，479只能看到飞机的尾翼，“很少能够靠近看清编号”。更麻烦的是，他还驾驶着一辆与众不同的汽车，“每当我们停下来，我们就会被一些小男孩包围，急切地想打听我们沃尔斯利车的马力、速度、性能和价格”。“在德国西南部，几乎没有哪个小男孩，”他报告说，“不记得这对奇怪的英国夫妇和他们的轿车。”更为危险的是，他们引起了“纳粹褐衫党徒”的注意，他们“彻底搜查了这辆车”，并跟踪了这对夫妇好几天。所以两人“决定在全国各地疯狂飙车来迷惑他们”，此举“要么甩掉他们，要么令他们失去兴趣”。在跑了差不多2400英里之后，479提前结束了任务回国，主要是因为他的伴侣已经“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疲惫和消化不良”。不过，她的“图纸画得非常出色”，应该得到“最高的赞誉，因为她不惜拿自己的声誉来冒险，帮助我渡过难关”（479原本打算与他会讲德语的妹妹前往，但她的丈夫拒绝让她去）。温特博特姆认为，479的报告“具有相当的价值”，他成功地“发现了密集机场的准确位置，这是我们以前无法得到的”。1938年9月，他再次指派这名特工去了德国，这一次他带回来的是一些不甚具体、不过“非常有价值”的情报。
军事方面，1938年2月，辛克莱亲自给在海牙的蒙蒂·奇德森打电报，暗示近期德国军队的清洗运动，“有可能使德国军官们对纳粹党产生对立情绪，他们或许会经不住我们开出的诱人条件……资金没有问题”。类似的无线电报也发往了布拉格、巴黎和布鲁塞尔。他还问奇德森是否可以要求克鲁格（TR/16）找一个心怀不满的军官，为此情报局准备支付“一笔非常丰厚的奖金”。此外，“也将支付那位军官本人一笔可观的款项，该款项与他的职位以及他的情报产生的价值挂钩”。克鲁格此前一直在提供德国防空组织（他受雇的单位）以及海军造船业的情报（这个他已干了多年）。1937年6月，他提供了秘密拍摄到的、正在基尔日耳曼造船厂进行装配的驱逐舰照片。快到年底时，总部第六处经济处注意到，这些报告和地图，“从目标轰炸的角度来看”，十分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