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英国怎么办？伍尔科姆针对“眼下与不久的将来”提出了三项建议。首先是“将苏台德日耳曼人居住地区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分离，并入到德国”。这将“防患于未然”，他说。而且，“任何将苏德地区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解决方案”都绝不可能维持该国的“安全和统一”。事实上，现在有一个机会来“保全一个名义上的还能称之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一个紧凑的、单民族的、中立的且有国际保障的国家”。第二，伍尔科姆建议，英国应努力争取达成一个英国——意大利协议，以削弱“罗马——柏林轴心”。第三，他呼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定居地，或许可以通过领土分割，但“边界的划定要以一种可观的方式”来满足阿拉伯世界的要求。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打算冒让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反对我们的风险（德国如今对他们越来越重视），更何况我们必须不断减少在巴勒斯坦的军事承诺等等”。从长远来看，很明显，英国“应当坚持不懈地加强军备……尽管这可能是老生常谈”。他说，“我们维护和平的惟一机会就是做好应对任何规模战争的准备，而不是过分依赖外部支持”，虽然与法国现有的“防御同盟”应该得到维持和巩固。还有要加强“法——英的实力与绝对团结”；与意大利，甚至日本（如果可能的话）以及那些标榜为德国“附庸国”的较小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给他们注入抵抗力量与勇气，都有助于确保“德国的‘风头得到钳制’”。他还建议说，“在不牺牲我们的原则与重大利益的情况下，尽可能”培养与德国的友谊。
“这或许会引起争议，”他总结道，“说这是在向德国妥协，在加强希特勒的地位，并鼓励他走向极端。”然而，最好是“面对现实，纠正错误（如果有错误的话），这要比把它留给希特勒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和时间来纠错好——特别是如果我们与法国既要不断加强我们的实力，又要减少德国制造麻烦的可能”。辛克莱赞同伍尔科姆的文章——送给外交部的副本上标记有“秘密情报局的观点[309]”，这也印证了孟西斯在1937年10月向他的法国同行所表达的观点——尽管目前还不清楚其影响力如何，但它显然与政府中多数人的意见相一致。9月20日，沃伦·费舍尔回复辛克莱时认为，这是“一份极为出色的文件”。它证实了“在我们自身重振军备的过程中，迫切需要迅速而有效地加强我们的空中地位”。他还认为，“空军必须为我们控制住局势——无论如何至少在最初几个月要控制住。正是通过空军，德国才得以向我们进犯。假如我们有效地利用了最近几年搞军备的话，德国人就不可能像今年这样随意践踏我们了”。
在9月17日至18日两天的整个周末，英国内阁和法国达成一致——用允许德国对苏台德地区的兼并来换回德国对新边界的保证。可当张伯伦9月22日返回德国时，发现希特勒的要价又提高了。他不仅现在要立即占领苏台德地区，而且坚持波兰和匈牙利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要求也需得到满足。这大大超出了内阁的许可范围。于是内阁决定，如果法国支持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就支持法国。然而，为了避免战争，在意大利的斡旋之下，张伯伦同意在慕尼黑与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召开四方会议。9月29日，这个会议证实，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不愿为了捷克斯洛伐克而向德国开战，这个国家的命运就这样在《慕尼黑协定》中被确定了，从而完全满足了希特勒的加码要求。这并非是“为了和平不惜任何代价”，即使是张伯伦也不同意这一荒唐的说法。但这肯定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和平，不是反绥靖人士愿意支付的。10月，德军占领了苏台德地区。
危机期间，秘密情报局布拉格站已在汇报捷克斯洛伐克军方的意见。早在1938年，哈罗德·吉布森——自1934年2月以来任该站站长——经伦敦允许，已与捷克斯洛伐克陆军情报局局长弗兰蒂泽克·莫拉维奇建立了联络关系。这主要是为了帮助吉布森获得有关德国目标的情报，并很快就有了回报。吉布森在1938年3月曾报告说，捷克斯洛伐克人提供的有关德国在奥地利的军事动向情报“比我原想通过独立特工搞到的要详尽透彻得多”。该联络发展得非常好，即便在慕尼黑危机中，吉布森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军事情报线人，虽然激烈批评法国出卖盟友，但还是要吉布森放心，说无论政客已经决定了什么，都不会影响“我们的合作”。
继德国占领苏台德地区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其残余部分能否独立生存变得越来越不确定。1939年1月，吉布森的助手威尔弗里德·欣德尔（于1938年2月被派往布拉格）问道，是否可以带家人出来与他相聚。雷克斯·霍华德在伦敦无助地回答说：“我恐怕不可能告诉你会在布拉格待多久，因为没人知道一夜醒来欧洲会发生的事情。”不过，他建议欣德尔住在连同家具一块出租的公寓里，“省得你考虑把家具搬出来的问题……在欧洲目前的状态”，他最后说，“难以对任何事做出保证”。但是，到了1939年早春，德国人很明显地准备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部分。莫拉维奇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他在德国总参谋部的一位消息灵通的特工（名叫保罗·苏梅尔，代号“A.54”）提前发出了德国将于3月15日入侵的警告。在吉布森的帮助下，莫拉维奇和他的10个最高级官员乘坐一架秘密情报局的包机在3月14日飞到伦敦[310]。秘密情报局档案中找不到任何有关这次戏剧性行动的记录，虽然在3月14日吉布森曾要求伦敦批准他动用1000英镑或200英镑不等的紧急备用金；并在同一天报告说，他已把莫拉维奇“最重要的情报档案”放在他的办公室保管。德国人确实在3月15日进入了布拉格。在未来两个星期，吉布森巧妙地利用国王信使和外交邮袋，一直在尽力将捷克斯洛伐克情报档案安全地送到伦敦，这样莫拉维奇和他的同事们才能够在第二次世界战争期间在那里展开行动。3月30日，吉布森与秘密情报站其余的工作人员才离开去了伦敦。
慕尼黑危机给秘密情报局在地中海的活动造成了一时的惊恐。1938年9月底，海军处的拉塞尔上尉指出，秘密情报局“应该时刻保持待命状态，随时报告意大利军舰的位置”，而且南欧各情报站还得到指示，让那些“打了就跑”的特工们准备尽快疏散。还授权情报站开销500英镑以内的安置费，不必请示伦敦。9月20日，在直布罗陀的汉密尔顿·斯托克斯被告知“立即开启马耳他情报站”。虽然已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在10月4日《慕尼黑协定》签署之后，“鉴于目前国际形势有所改善”，该工作还是给压缩了。即使到1938年末，秘密情报局对其工作的任何大规模扩张并没有自由处置权。显然，一些决策者对张伯伦深信不疑（当他从慕尼黑返回英国，满怀高兴地宣讲时），认为该协议确实为“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和平”。
慕尼黑危机之后，秘密情报局继续提交有关希特勒及其野心的报告，虽然伍尔科姆在1938年10月承认，对德国的政治工作建立在“一个十分狭窄的基础上”，只有两个“可靠”的来源：德罗普（此人现已证实并不那么可靠）和一个波罗的海的德国人（此人社会地位高，在欧洲颇有人缘，由迪克·埃利斯从伦敦管理）。按伍尔科姆的话来说，他是“一流的”，不过因为他不可能成为“对德情报工作的永久特工”而受到“诸多限制”。他以意大利（在那里，他是“我们最优秀”的特工）和瑞士为基地，于1938年至1939年间把他在德国军队、纳粹党和高新技术产业界的朋友处收集来的情报传递出来。11月8日，伍尔科姆在给欧洲各情报站的一个通告中说，由于他的情报一处出现了“盘点危机”，他呼吁代表们“找到更多针对12号地（德国）‘高层政策’情报的一流替补人员”。虽然他认识到“这种类型的线人，因其真正有进‘货’的渠道，可谓凤毛麟角”。但他写道：“我们应当充分了解反纳粹运动的领导力量、实力、资源、方法、目的、真实的立场和前景等，这也是非常可取的，因为没有这些情报就很难判断应当如何认真对待这些运动，或判断它们是否具有改朝换代的可靠潜力。”他尤其认为（虽然这“肯定会引起很多猜测”），“我们应该弄清军队中的一个或多个愿意看到政权更替的派系之底细”。
在一份范围相当广泛、名为“趋势与反应”的评论中（“应外交部的要求编写”并于1938年11月下发），秘密情报局宣称，慕尼黑危机的解决已经使得希特勒心怀不满甚至怀恨在心，虽然还难以预测他可能做什么：“就连希特勒的密友，根据其中一个的说法，都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愿意冒引发世界大战的风险。”然而，似乎很明显的是，在不久的将来，纳粹的注意力将“在很大程度上放在加强和巩固东扩趋势”，以及“分化”上（“在种族和自决的基础上创建小国”）。秘密情报局暗示，这其中包含了“对罗马尼亚和波兰一类的国家而言有益的出路”。虽然秘密情报局没有具体报告有关人们普遍的反战情绪，但他们确实发现在一些军队首领中存在着反战情绪，但大都仅仅是出于对“德国还没有做好准备打一场长期全面战争”的考虑。
12月，辛克莱再次提供了一份关于“德国：要素、目标、手段等”的文件，文中强调了希特勒的“不可预料性与闪电般的快速决策”。“他的特质是狂热、神秘、冷酷、狡诈、虚荣、得意忘形与抑郁沮丧的情绪交替，尖刻与自以为是的怨恨相结合，以及只能称之为疯狂气质的东西，但所有这一切在于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持。”文件实事求是地淡化了内部反对派的影响：“虽然存有分歧，私底下内部的不满和对政权的普遍不欢迎，但希特勒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同时，也强调了德国称霸东中欧的狼子野心。“总体迹象”表明，“波兰迟早是‘属于它的’”。在一份《来自秘密渠道的情报汇总》中，格拉德温·杰布向他的同事提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如果泄露本摘要中所提及的任何有关秘密联系人的参考资料，他们将会面临严重危险而‘遭到清算’，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就再也得不到他们的情报”。他还附上一份情报，暗示希特勒目前可能正在考虑向西打击。“德国目前的空军实力使它很容易将伦敦和巴黎‘纳入’其打击范围，”杰布报告说，“他们不会对法律与人道主义有丝毫的考虑。特别是伦敦，据说只要一两天不间歇的轰炸即可摧毁。”[311]
1939年春，有人对秘密情报局提供德国武装部队情报的能力表示担忧。3月，雷克斯·霍华德就担心过各情报站是否有马上派遣特工进入德国提供特定机场情报的能力。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几天，迪克·埃利斯报告说，秘密情报局采取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措施，对德国即将发动的进攻发出了警告。备受尊重的“22124/X”声称，“他在日耳曼海外协会的兄弟联系让他可以在罗马用电报告知战争是否不可避免”。一个女特工，她的女儿与里宾特洛甫一家有日常接触（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当时是德国外交部长），也“承诺尽一切努力用电报向我们报警”。另一位特工被派往威廉港“来警告我们有关军舰起航和即将到来的空袭迹象”。他已经“做好自身的安排以进入荷兰或比利时”，从那里“用无线电或电话联系”。一位在瑞士巴塞尔的特工说，“如果他从瑞士航空（与德国汉莎航空联系密切）打听到即将发生的空中攻击，即用电话通知”。虽然，这也许并非令人十分鼓舞，但却为确定在战争爆发时德国舰船的重要动向带来了些许希望。1939年4月，拉塞尔上尉让指挥官弗兰克·斯洛克姆（G.3）放心，会给他“充分提供”有关德国北部海港的情报，“除非边境被关闭，我们无法及时将情报传出来，只能通过特工转口传递”。事实上，一架“教学用”无线电台已经发往海牙站供一位以德国为基地的特工使用。特工人员经过培训后，“如果局长批准的话”，秘密情报局第八处通信处准备提供更多的设备。
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孟西斯就明智地建议，哥本哈根、海牙和布鲁塞尔的情报站“应该考虑到他们的国家也可能遭受蹂躏”。在这种情况下，“留下可靠的眼线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他说也需要提供无线电台给这些眼线。显然这是出于对制订“留守”组织的计划可能会出现失败的担心，孟西斯希望向代表们强调，“他们必须避免以任何形式造成身边的人惊慌失措。他们应该清楚，我们认为，即便我们设想的情况发生了，那也只会是暂时的，因为我们绝对相信最终我们会取得彻底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