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卡明大有帮助的另一个重要优势就是，他对这个特情局真正该做什么所持的独到见解。现今留存下来的文献中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卡明是否看到他的机构除了收集和分发情报之外，还有像其他政府部门要求履行的其他职能。在任何阶段，他都没有寻求要为政府提供国策咨询，甚至没有太多去分析或暗中操纵他的高级幕僚和特工所收集的情报。对他来说，这个特情局只是一个专家组织，其宗旨就在于尽量对用户部门的要求作出答复。而且，他也不像情报界的其他人，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弗伦奇上校和战后不久的巴西尔·汤姆森，甚至是卡明的继任者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休·辛克莱，他从来没有表现出对帝国大厦的任何企图[600]。随着特情局的发展壮大，它变得非常有组织有系统，并积极满足用户的需求。卡明向来没有丝毫贪婪的野心（贪婪早就可能使他成为了众矢之的），但他始终不渝地保护并积极维护他的机构不受其他部门那种威胁性的劫掠。他的执着，还有他的守口如瓶（始终是最必要的一点）对他的深藏不露起到了一定的帮助。由于长期以来一直尽可能地保持低调，他和他的组织似乎没有对其他任何人构成威胁。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卡明在局长任期的特质就是面对1919年陆军部要把他的机构和军情五处合并的提议所显示的那种敏锐的政治判断力。那时候，大臣和官员们都十分担心红色革命会笼罩这个联合王国。卡明的一切阶级和职业背景本来会让他抛弃顽固的右翼政治态度，激进地反对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更不用说共产主义）威胁。不过，相比于情报界辛勤工作的其他人，如霍尔（1918年至1923年任保守党国会议员）、汤姆森和辛克莱（时任海军情报局局长），这些人随时都准备让他们的右翼政治观点取代君主立宪政体下应尽的义务。卡明的非凡之处在于：不管他私下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他在公开场合下都会谨言慎行，并明智地使他自己和他的组织与英国国内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清楚地看到，作为他的继任者，斯图尔特·孟西斯以后还能够干二十五年，所以，将国内和国外情报工作分开是绝对有必要的。预见到工党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并从工党以一种值得称道的温和方式积极为此不懈努力这一点，卡明断言，将他的组织与军情五处合并，并参与秘密情报机构反对国内政治目标，可能会使整个情报机器招致公众和议会的攻击，从而危及国外情报工作的效率。至于他对汽车、快艇和飞机的热情，卡明，作为一位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一个充满活力的20世纪技术进步的兴趣，可能会比他同时代的许多人更愿意接受政治变革；也许，他只是意识到，对反右翼政治派别的积极拥护可能损害到他心爱的情报局的工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决定让情报局与国内安全和情报工作保持距离是绝对明智之举。
曼斯菲尔德·卡明在秘密情报局前十四年的成就并不是创建一个完美的英国对外情报机构。这个创建于1909年10月的特情局（秘密情报局的前身）主要是应对德意志帝国对英国的特定的暂时性挑战。这是一种传统而务实的英国式应急措施。由于是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自然就没有太多地（如果有的话）考虑到较为长远的未来。语言学家弗农·凯尔被委任来执掌英国国内的情报事务，而不懂任何外语的卡明却奉命担负起搜集外国情报的责任。这种任命很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它只反映了当时各部门所面临的当务之急。陆军部特别关心本土防御的脆弱性，而海军部则一如既往地将眼光放在了更为广袤的天际。在开始的时候，卡明和凯尔只是被告知要从事这项工作，负责将各个情报部门随意安插在那里的现有秘密情报提供者一股脑集中起来。两人当时都没有得到详细的交代，也没有要求他们准备任何业务计划书，甚至没有考虑英国的安全和情报要求该如何进行最佳部署。如果他们当初真的得到了任何指示，那么，秘密情报局和军情五处随后的历史可能就会截然不同。1925年的秘密情报委员会（同意辛克莱的意见）“毫不迟疑”地阐明说，如果再要求他们从头开始组建一个情报机构的话，他们就不会采用“现行体制作为我们的模式”，而是尽可能去“建立一个单一的情报部门”。“然而，不同的情报机构的多重利益、交流与合作、传统和职责已经形成了一种体制。虽然人们认为这种体制并不理想，但它运转得非常良好，无可替代。”那种一贯倡导的“创建一个单一的部门”的提议多次遇到了反对意见，认为它不会带来任何改善，而且（据1925年的评述）很可能是一次“事实上的失败”。在这里，英国的务实做法又一次派上了用场：根据某种业已废弃的理论思想进行彻底改革，以便形成一种切实可行的（即使是不完善）体制。
但是，情况并没有就此了结。首先，一股残余势力反对在英国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安全和情报机构，他们似乎也坚定了反对这一动议的决心。巴西尔·汤姆森在1919年至1921年创建一个强大的国内安全机构的远大抱负无疑也有了同样的遭遇。其二，考虑到相关人员的个性特征和可能领导任何统一的组织的人——自然包括汤姆森，也包括20年代中期的辛克莱——也会对这种决策过程产生影响。大臣和官员们都尽量避免将权力集中到明显有些雄心勃勃的人手中。其三，尽管所期望的机构合并可能出于一种官僚主义的观点——它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的行政管理层的整合——但从情报处理角度来看，也有不少反对这一看法的强有力论据。正如卡明理解的那样，国内和对外事务的合并不仅会带来一些政治风险，而且会把英国政府情报篮子里的所有鸡蛋，都放到一个提供所有情报的超级机构的篮子里，可能会削弱用户部门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和评估的能力。只是在联合情报委员会制度于30年代末成立之前，这一过程尚不完善而已。1925年，陆军情报局局长敏锐地指出，不同情报组织的存在具有“对彼此的情报成果进行相互制约的优势”。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个月，直到他作为局长的任期几乎结束时，卡明多次面临试图要掌控秘密情报局，最起码想要蚕食其业务的强大的部门利益（尤其是但决不仅限于陆军部）。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他的成功，与凯尔的军情五处或汤姆森的情报理事会不同，“军情一处（c）”从未遭遇过被彻底裁撤的威胁。但另一方面，它却面临着随时被接管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卡明的非凡功绩就是要创立、培育并保护一个秘密搜集外国情报的组织，在外交部的支持监管下享有一个既定的自主生存机会，并享有充分的地位和声誉。到20世纪20年代初，人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它，英国政府将会怎样。
休·辛克莱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
曼斯菲尔德·卡明在1923年6月突然去世时，休·辛克莱就已经被指定为他的接班人。普遍认为，另一位海军军官将是这个职位最合适的人选，却是更高军阶的辛克莱接任了这一职位，这也证明，此机构的地位较之成立之时已有提高。尽管辛克莱已经有了改革的计划——1923年11月，他告诉英国外交部艾尔·克罗爵士说，他想“进行一定的机构重组”，以便使这个情报机构变得“更加有效”，并“为一个战争组织提供一个基础”——实际上，他并没有对卡明在1909年所引入的秘密情报总部总体构架作出什么变革：即一个情报生产处，负责海外情报机构的部署；一个情报传递处（后期改称“任务处”），负责为其情报网络提供用户部门。就像其他情报机构一样，由于经济原因，1923年至1924年，各处的科室数量均有所压缩，但这个组织的基本形态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出于同样的现实原因，随着情报机构整体规模的萎缩，卡明的区域督察制度随着一些副职转向协调海外事务也趋于消亡。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以及整个30年代，普遍存在的资金短缺现象严重地制约了情报机构的业务开展，而辛克莱无疑是想要拓展他的海外事务。正因如此，他于1927年派遣瓦伦丁·维维安去调查开展中东情报业务的可行性，并由此形成了由维维安起草的那篇冗长的计划（尽管最终胎死腹中）。
在国内，有了外交部的支持，辛克莱显然在心中酝酿着一个将会带来英国安全和情报机构大一统的雄心勃勃的计划。1925年，内维尔·布兰德认为，“这种统一的方向是我们应该努力的理想目标”。而在1927年，外交部常务次官威廉·蒂勒尔爵士告诉辛克莱，他从来“没有错过任何一个能够促成单一情报组织的机会”。辛克莱自己也在1927年的英国秘密情报委员会上说，秘密情报局和军情五处以及伦敦警察特工处应当合并。但是，无论一个单一的情报机构在理论上是什么，可辛克莱是目前最有资格问鼎这一机构的候选人这一事实似乎给安全和情报界的其他部门的同僚敲响了警钟，也因此树立了敌对情绪。在这方面，作战与情报局局长约翰·伯内特——斯图尔特爵士在1925年向秘密情报委员会发言时所表达的意见就非常能够说明问题。伯内特——斯图尔特宽泛地宣称，秘密情报局“在辛克莱的领导下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由于这一说法没有任何佐证，哪些方面以什么特别方式得到了“改善”尚不清楚。不过，从1923年开始有了证据。辛克莱接管政府译码学校的设想得到了陆海空三军种情报局局长的批准，这表明，身为一位前任情报局局长，他们认为他对各军种在情报方面的具体需求自然会持赞成的态度。尽管对辛克莱赞赏有加，但伯内特——斯图尔特却对情报机构的一切合并主张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因为他在想“是否将太多的权力投入到像‘C’一样精力非常充沛而又非常有能力的官员手中还十分犹豫”。
在秘密情报局内部，辛克莱是一个颇有见地的队长，但在白厅这个更广的范围却不是。当他寻求要扩大他自己和他的机构的权力范围时，他发现原来让他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指挥官的素质却起到了阻碍作用。他那作为一个领导者的优势——魅力、果断和活力——就下属而言，这形成了狂热的忠诚，加上他有不计后果奋然冒进的倾向，有时候就使得他和秘密情报局越过了白厅现有的分界线，擅自进入其他部门的地盘。发现并及时抓住了一个阻止共产党在英国的颠覆活动说明辛克莱（这也适合于辛克莱明显的政治倾向）具有一位优秀的战场指挥官的特质，在战争时期也许让人钦佩。这个时期迅速而果断的行动比任何官僚主义的理论约束更为重要。然而，在和平时期需要认真考虑到这些行动所潜在的政治代价时，这种个性其实就存在着某种风险。而且，没有征询或通知其他有关各方就贸然进行那是绝不会赢得朋友的。伦敦警察厅助理警察总监温德姆·蔡尔兹爵士在1924年发现秘密情报局在控制国内特工的季诺维也夫信函事件上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的确，就政治而言，辛克莱显然不像卡明那么谨言慎行，从他与内务部常务次官约翰·安德森爵士之间的关系就可略见一斑：他并不怎么关心国内情报搜集与国外情报搜集方面的区别所在。
在安德森身上，辛克莱看到了一位经验丰富又善于钻营的白厅政客。此人身处要职，对官场上那一套了然于心（对辛克莱构筑情报帝国大厦的意图显然无动于衷），是绝不会阻挠他的。在连续举行的秘密情报委员会部门陈述中，三位常客是安德森（内务部）、费舍尔（财政部）和汉基（内阁办公室），还有相继出席会议的几位外交部常务次官。沃伦·费舍尔爵士倾向于支持辛克莱和外交部的观点，而莫里斯·汉基爵士往往站在安德森一边，尤其是在安全和情报跨部门责任问题上。1925年，汉基坚持认为，给具体的政府部门（如外交部或内务部）设定一条并未截然分开的职责界线，比任何建立一个统一的情报机构的联合安排更为重要。这种坚持很可能受到了陆军部、海军部和外交部之间权限划分不清的负面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卡明的情报局。无论他的想法是什么，他和安德森虽然对将秘密情报局置于外交部管辖较为满意，但都不准备支持一个合并后的情报组织交由辛克莱来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