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历史远远长于一个个名人的历史。不过，要评价该机构在其前四十年的表现，那就必须把前三位局长曼斯菲尔德·卡明、休·辛克莱和斯图尔特·孟西斯的具体贡献考虑进去。对于这四十年中的前三十年，即1909年至1939年，这个规模较小的情报机构非常重视个别官员的作用，尤其是局长的作用。在初创阶段情况就是这样。那时候，卡明几乎一个人单打独斗，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不得不避开陆军部和海军部觊觎的目光。不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辛克莱也是如此。当这个急需资金的小型情报机构的独立生存继续受到威胁时，用户部门却对它提出了越来越不现实的要求。从1939年到1949年，孟西斯的境况则迥然不同。在经历了艰难的起步阶段之后，秘密情报局证明自己已经成为英国战争机器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但也不限于）因为越来越有价值的无线电情报是从布莱奇利庄园不断传来的。尽管秘密情报局在某些地区受到了特别行动处活动的挑战，但它作为一个自治机构的生存能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随后几年却从未受到威胁。它的独立性是如此的稳固，有了外交部的一贯支持，孟西斯打消了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1947年准备让陆军部接管该机构职责的图谋。到了1949年底，情况也是这样，根据1944年《布兰德报告》中那至关重要而又影响深远的建议（以及如孟西斯自己在1949年战后计划委员会解释的那样），秘密情报局已经以一种公认的现代专业形式和完备的制度展现在人们面前，而且还将会继续生存和繁荣很多年。
曼斯菲尔德·卡明和情报局的建立
我们不知道曼斯菲尔德·卡明是否是1909年入主这个新建的特别情报局外情处唯一的合适人选，我们也不知道那位海军情报局局长在7月24日帝国国防委员会决定成立这个局，到8月10日他写信给卡明说有“好事”相告，在这一个月间是否试探过其他人。不过，只要谈到秘密情报局的历史，人们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卡明。他不仅从一开始就掌握了秘密情报机构的工作要领，而且也被证明具有充沛体力和独立见解，以保证他这个毫无经验的情报机构始终如一地保持其自主权，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任命对于该机构的早期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研究南安普敦海防这个不起眼的职位上被提拔之后，他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却又恰如其分的隐匿式生活，把自己变成了一种人像拼片式谍报之王：神秘、隐蔽、专注于那些后来被称为间谍技术的各种门道——秘写、伪装、化名，诸如此类。而且，为了掩饰他那潘趣先生一样的外表，卡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惹人注目的现代派人物，一个对最新技术极为着迷的工作狂，喜欢高速汽车，还拿到了早期的飞机驾驶执照。
1914年8月底，曼斯菲尔德·卡明创建的特情局外情处已经被人们公认为后来的秘密情报局的开山鼻祖。该组织的基本形态、优先顺序和工作实践，对安全问题的过于苛刻，以及卡明激发起来的敬业精神始终贯穿于这个机构前四十年的历史。卡明还在其他方面给这个组织留下了永久的烙印。他是首位以“C”签名的人，几乎从一开始他的亲笔签名就这么写。在档案中，最早签有“C”的文件是1910年1月10日写给海军上将贝瑟尔的一份备忘录。而且，从卡明之后，历任局长都使用了这种签名的惯例。此外，从卡明开始，秘密情报局还沿用一种做法，即情报局局长都使用绿色墨水书写，其最早使用是在1910年9月5日的一份文件上所加的手写评注。用绿色墨水书写的习惯本是海军的传统，负责各个分支机构或处室的官员用它来显示自己优越的地位。例如，海军首席大臣约翰·费舍尔就用一支独特的绿色铅笔书写[592]。所以，卡明这么做可能同样也是以此来加强他的自主权，就像其他海军军官用它来达到其他目的一样。至于是否出于外在身份的原因，可以从一个事实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印证：在1916年1月之前，他并不是始终用绿色墨水写日记。不管是什么理由，他的那些局长继任者一直延续了这一惯例，直到今天。
卡明习惯于长时间工作。1910年8月，陆军作战处处长乔治·麦克多诺（他本人也是个出了名的工作狂）告诉卡明，他“准备从下周开始休假一两个星期。我说，我根本都不愿意离开。他说，这份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是一条纽带”。他在日记中向卡明吐露说，“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怀疑我一天得干多少小时的工作？我要说，从早晨九点半到晚上十一点半，除去两个小时的休息，那就是十二个小时。不过，星期六下午我有很短的休息，我没有星期天。这种情况肯定会持续一年或两年，但在此之后应该会渐渐地安顿下来”。其实，他这话说得过于乐观了。卡明在1910年几乎没有预料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要担负起那不可推卸的责任。看一下他在假期写下的日记就可以看出，他放不下（或者说不愿放下）肩上的担子达到了何种程度。1915年耶稣受难日，他在伦敦忙碌了一整天，第二天便前往法国，复活节的周末又在亚眠和巴黎出席会议。1916年圣诞节前夕（星期日），他“工作得很晚”，12月25日，他在日记中记道，“一天都呆在办公室里”。这里“相当安静”，他补充道，“没有很多工作人员在身边走动，只有凯尔上校打来了电话，与我聊了很长时间”。1917年8月的银行假日（8月6日），他又回到了法国，与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情报处长查特里斯将军进行会谈。随后，他便奔赴英国前线。
考虑到1914年10月那场毁灭性的车祸所带来的身体上的损失和丧子之痛，卡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功绩更是可歌可泣。但他绝不是这场战争中唯一遭受如此不幸的人。赫伯特·阿斯奎斯首相本人在索姆河战役中失去了他的长子雷蒙德。在一次与卡明极为相似的离奇车祸中，乔治·麦克多诺，这位英国陆军情报局驻法国情报处负责人，在1914年9月的一次车祸中由于锁骨断裂而暂时丧失工作能力，并在次年6月又因病失去了他唯一的七岁儿子，“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儿子身上”。据麦克多诺从事情报工作的同僚沃尔特·柯克讲，他以令人钦佩的坚忍性格承受了这一次沉重的打击[593]。坚忍，这种对极度悲伤所产生的英国式本能反应同样也表现在卡明身上。事后，他在日记中用简短的词条写道，“可怜的老艾利死了”。这种打击究竟对他的情绪产生多么大的打击很难估量，尤其是（拿卡明的情况来说）因丧失部分肢体而带来的身体上的损耗。然而，55岁的他不到六个星期时间便返回伦敦办公室，此事实证明了人的适应力和毅力是何等的强大。
显然，卡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1909年，他在主持新建特情局的同时，一边还坚决要求继续完成南安普敦栅栏防御工事。海军上将贝瑟尔要他全力履行特情局的职责。虽然卡明对这个新的任命显然很感兴趣，并最终准备答应贝瑟尔的要求，但他还是坚持己见，直到获准继续留任南安普敦。这表明他要承担相当多的责任，据栅栏防御实验委员会的记录确认，卡明从1909年开始仍然参与了这项工程，至少持续到1914年春[594]。虽然他是一名海军军官，他的任命最初也起源于海军情报局局长，但在1913年5月，卡明惊人地展现了他那始终如一的独立的开放心态。他曾公开表示不同意贝瑟尔的继任者杰克逊上尉任命罗伊·雷格纳特上尉作为秘密情报局派驻布鲁塞尔的情报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满足用户需求方面尽量做到在陆军部和海军部之间保持平衡，并确保得到外交部的支持，并且非常巧妙地维护了他本人（以及他的情报局）的独立性。
他在战争期间的同僚弗兰克·斯塔格在很久之后回忆说，“‘C’总是喜欢夸口说，他过去有三个东家，如今，他一个都没有了，因为他总是能让其他两个东家对抗任何一个反对者”。这可不是纯粹为了获取短期的行政便利而玩弄用一个东家对阵其他东家的把戏。卡明对他的特情局有着清晰的战略眼光，让它始终立足于一个跨部门和独立自主的机构。他的这一决心体现在1915年11月17日他从亚瑟·尼柯尔森爵士那里争取到的极为重要的“特许权”：确定卡明作为“特情局的首脑”，具有对所有秘密情报机构和国外的反间谍机构的“独家控制权”，而且，最关键的是（在外交部的监督下）对与秘密情报机构经费支出一切相关事宜具有“独家控制权”。这个文件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所以，1940年在讨论秘密情报局的境况时，斯图尔特·孟西斯很周到地将它复制了一份，交给了财政部常务次官贺瑞斯·威尔逊爵士。[595]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位水手出身的卡明避开陆军部觊觎的目光自然不难理解，而他对固执己见、桀骜不驯、喜欢到处插手的战时海军情报局布林克·霍尔的驾驭无疑就显得非同寻常。尽管有海军背景，但他一旦接任这个秘密情报机构，他就清楚地认识到他的情报局是一个跨部门的机构，一方面要大量地（有时主要地）满足海军和陆军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要扮演一种明显的文职和“政治”角色。在霍尔看来，卡明和他的组织差不多就是海军情报帝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随时要听命于海军情报局的召唤（例如参与在西班牙的部署），这种过于直白的看法显然让卡明极为愤怒。霍尔和卡明的关系由此进入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1917年9月，乔治·麦克多诺（时任陆军情报局局长）“明确地暗示，如果被海军炒了鱿鱼，他会很乐意收留我”。但卡明留任该职的愿望，正如他在1915年1月针对俄罗斯情报部署所导致的情报机构之间一时的紧张关系时所述的那样，就是为了“避免陆军和海军之间的摩擦”，尽管偶尔也会与陆军和海军当局同舟共济。这一目的他总的来说是达到了。
卡明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得益于他那开朗平和的个性。无论专业上的分歧有多大，他都会而且似乎总是能够与同僚们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例如，尽管麦克多诺和柯克多次试图让陆军部来接管他的情报机构，但卡明仍然与他们保持正常的交往。在秘密情报局内部，卡明的声誉颇高。这也得到了有关他的一些回忆录的一致印证。“我们大家无不爱戴他，”爱德华·诺布洛克，这位在派驻希腊时曾效力于康普顿·麦肯齐后来又回伦敦总部任职的剧作家写道，“他对我们大家非常非常善良，不仅是我们这些男人们，就连他手下的那些女孩们至今都还记得他。”[596]作家瓦伦丁·威廉姆斯认为卡明“显著的个性”就是“温和”。他回忆说，“他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胆识……他的沉着与冷静无人可以撼动。在最黑暗的时刻，看到他坐在办公桌前，冷静、和蔼、幽默而又毫不畏惧，对他的同僚们来说是一剂强心剂”[597]。谈到第一次相遇，保罗·杜克斯爵士这样说道，“卡明看起来非常严厉”；言语也显得很唐突，而且是一副“谁惹他生气谁就会倒霉的样子”。不过，“那严肃的面孔也可以变成和蔼可亲的笑容，那温和的眼睛和嘴唇展现出他那宽广博大的胸襟”[598]。卡明对小装置和最新的技术发明所表现出的孩童般的热情扣动了许多人的心弦，而一位（男性）同僚还无所顾忌地记录他那“粗俗的另一面”：对爱德华时代色情画的嗜好。他会非常神秘地邀请一个人到他的办公室，然后从办公桌下一个秘不示人的抽屉里取出一本《裸体沙龙》画册，里面刊登了各种“吸引眼球的”复制品。有幸看到这些照片对于应邀者来说颇有受宠若惊之感，而这位老人则给他们详细讲述着那“神圣的女性人体”之美。[599]
爱，这个字眼在秘密情报局这种环境下似乎并不太强烈，而他的工作人员感受到的对卡明的感情，必然大大地提高了他在那更为宽广的白厅世界的声誉。因为他驾着一艘快乐而难以驾驭的航船。外交部的东家们对他充满信心，他不仅可靠，而且对于这个攸关国家利益的重要使命，完全能够胜任。这项使命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假如外交部官员如尼科尔森、哈丁和克罗不认为卡明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手，那么，当这个新生的秘密情报局的独立生存危在旦夕之时，他们就不会一个个心甘情愿地支持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几年也和战争期间一样，如果不是发现他的工作很好地体现了他那顽强的精神力量，而且对他自己的不可或缺表现出可爱的（即使是有点虚伪）谦逊态度，卡明可能在这时候就准备下台了。不过，他对自己这么多年来的良好表现显然充满了信心。这在1919年2月得到了哈丁的证实。他向寇松勋爵保证说，“将在国外的秘密情报活动交由外交部来掌控不仅至关重要，而且政府能得到现任局长的情报服务也是幸运至极”。1919年7月，卡明被授予了一个爵士头衔——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爵士。这种头衔一般都是授予英国驻外大使或殖民总督等显要人物，显然，这是对他所享有的崇高声望的一种明确无误的公开褒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