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秘密情报委员会审议期间，安德森曾经就秘密情报局在英国国内的活动询问过辛克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许辛克莱的政治“天线”不够敏感，没有捕捉到这一信息。也许他选择了对安德森态度中的含蓄警告采取完全置之不理的态度。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他犯下了一个严重错误。1931年，辛克莱在英国培植特工问题上与伦敦警察特工处发生了争执。虽然秘密情报委员会基本上站在了辛克莱一边，而且基本上将此事降格为个人冲突事件，并将那位叫卡特的上校警官形容为“生性缺乏远大目光，没能认识到这三个组织（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五处和特工处）其实都是为着同样的目标”[601]，但卡特和特工处显然都有正当理由。除了卡特所谓的左倾政治（得到了那位政治右翼分子麦克斯韦·奈特的同情，这也许只是反映了那位警察希望在政治上被公平对待的愿望）。除了辛克莱声称秘密情报局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在英国国内拓展业务外，秘密情报局没有任何简短的正式申明要在国内培植特工。而且，卡特怨恨和反对秘密情报局在国内的扩张也并不是孤立的，因为他得到了伦敦警察厅助理警察总监特雷弗·比格姆的支持。国内活动的继续以及临时特工的扩大直接导致了1931年1月的那次令人尴尬（对辛克莱来说）的会面。会谈中，他被安德森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而这次会面之后，建立一个统一情报组织的设想变得遥遥无期，而且秘密情报局的职权范围也因此受到了限制，它被剥夺了招募的临时特工，而作为一个安全机构的军情五处却被赋予了英国国内反间谍的新的责任。其实，辛克莱坚持秘密情报局在国内拓展业务的一个后果就是，最终使得他非常期望的统一情报组织的一切机会彻底丧失了。
在秘密情报局的前三任局长中，辛克莱最希望跨越法定情报职责之间的那条模糊界限：希望为政府提供秘密获得的情报，提供一个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早期预警系统，并在政治上参与决策过程。在季诺维也夫信函事件发生期间，辛克莱和他那精力充沛的属下德斯蒙德·莫顿（辛克莱忠实的支持者）都宣称这封信的真实性不容置疑。在某种程度上，这不仅是为了保护这个情报机构的声誉，而且它还给一项明确的反劳工政治议程增加了筹码。在慕尼黑危机期间，辛克莱（在这种情况下支持马尔科姆·伍尔科姆）愿意提供建议，非常露骨地支持了张伯伦政府奉行的绥靖政策。1938年至1939年，有其他迹象也表明，政治家们对他趋之若鹜，纷纷寻求政策咨询。这也反映出英国政府所面临问题的棘手程度，政府不得不倾向于寻求各方的意见。对辛克莱而言，他也愿意扮演一个比以前更为重要的咨询角色。
辛克莱喜欢锦衣玉食早已是名声在外。保存于英国国家航海博物馆的两本大事记剪贴簿中记录了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参加过的一次次宴饮和社交活动。1928年8月，他在萨瓦酒店为同僚举办了一次晚宴，与会者包括秘密情报局的孟西斯、伍尔科姆、拉塞尔、茂以及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丹尼斯顿、费特林和库珀。1938年8月18日的另一次萨瓦酒店的晚宴可能会给那些辛克莱视为最亲密的盟友和同僚们带来无上荣光。外交部的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和内维尔·布兰德应邀出席了晚宴，出席晚宴的还有赫伯特·克里迪爵士（陆军部常务次官）和约翰·迪尔将军（作战与情报局前局长，未来的大英帝国总参谋长）。弗农·凯尔爵士、布林克·霍尔和斯图尔特·孟西斯（除辛克莱本人外唯一的秘密情报局官员）到场，而沃伦·费舍尔爵士和莫里斯·汉基爵士虽被邀请但未能出席。这顿晚宴除了六道精美的菜肴外，还有多种高级葡萄酒供客人选择，包括奥比昂酒庄（1924）、丰塞卡波特（1912）和大香槟干邑（1865）。难怪海军上将珀西·诺布尔爵士（现任第四海军大臣，即将接任中国舰队总司令）事后写信感谢辛克莱“为我提供了多年来所吃过的最好的一顿晚宴”。[602]
虽然沃伦·费舍尔（1919年至1939年财政部常务次官兼内务部负责人）似乎已经成为了他的知心朋友——他的传记作者说，他和辛克莱在30年代彼此经常见面603——但他对改善秘密情报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并没有多少帮助。辛克莱抱怨说，秘密情报局自1919年以来“一直受到资金缺乏的困扰”，他在1935年10月对财政上的满腹牢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问题依然存在，尽管他在十几年的秘密情报局局长生涯中为了确保这个机构有一个更好的经济基础已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护照管理处内部情报工作的合并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就在卡明的主导下顺利解决了，这无疑给这个情报机构提供了掩护和一定的收入来源。但这种安排也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任何一个特定国家的护照管理部门的维持，都依赖于该国与英国之间当时的签证要求，秘密情报局对此没有什么控制权。1928年，一份要求取消到芬兰签证的建议使得这个问题更显突出，尽管最后还是决定在现有情况下保留使用签证。但有人提出动议，要辛克莱检讨一下现行的制度。他指出，一个秘密情报机构在国外的“基本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护照管理制度来保障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驻外代表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掩护，并为他们与总部通信提供了一个安全、快捷、固定的手段。有人宣称，情报事务和新闻掩护是行不通的，辛克莱辩解说，如果没有护照管理处，就必须提供其他某种掩护，如在一些必要的地方将秘密情报局的处置权转交给一个外交或领事馆。他说，其他国家秘密情报机构不仅动用了各军种武官，而且还有外交使团成员。此外，还涉及财务成本问题。如果取消这种护照管理制度，就必须另外寻找三万英镑的额外费用，以弥补秘密情报局驻外代表的薪金。这成了一块巨大的绊脚石，而且，外交部极不愿意提供外交掩护，所以，这个制度仍然保持不变。
1928年之后，辛克莱似乎没再努力提起护照管理制度问题以及秘密情报局与它的关系问题。虽然护照管理处的封皮变得越来越薄，但他似乎并没有为此感到忧心。正如他在1934年表面上坦然承认的那样，“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护照管理人员的活动完全是有目共睹的”。这种制度所存在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它缺乏灵活性，因为秘密情报局的海外代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那些已经与英国签署签证协议的国家紧密相连。如果——不如这么说——当秘密情报局的优先权发生变化时，将情报人士转移到其他地方就变得困难重重。例如，在30年代中期，由穆斯林扩张主义外交政策而引发的来自地中海的情报需求量突然增加，使得马耳他的情报活动随着资金的提供或撤回而相应地出现了扩大和受限的情况。显然，对于护照管理处制度内的大部分工作内容，辛克莱似乎只是在1936年成立Z组织之时才开始从战略角度考虑其海外事务。结果证明，Z组织成立得已经太晚了，而且，由于组建得过于仓促，它也不太适合于长期使用。
20年代以及30年代初期，在整个英国和秘密情报局内部，人们过分地强调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威胁。尽管这种挑战确实存在，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对英国的稳定构成了威胁。尽管这个帝国的某些地方可能潜在着较大的危险，开始抱有独立的想法，尽管有白俄的捏造和我们行动上的困难，但秘密情报局对共产国际革命活动的报道量还是相当可观的，而对苏联政策其他方面的报道却相对少得多。不过，从20年代末开始，这个情报机构开始从掩护这些目标中获取经验，并大大提高了对所搜集的情报进行分析和评估的能力。30年代，当人们真正认识到德国的重整军备和纳粹崛起这个双重威胁，却为时已晚。除了秘密情报局外，全国上下都存在着政治和心理上的种种顾虑。秘密情报局在某种程度上也考虑到此事，可主要用户部门却没有什么或根本没有有关的任务分配。显然是深受海军背景的影响，辛克莱自己对于英国利益所面临的主要威胁的看法——地中海的意大利和东方的日本——反映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军部的普遍关注。例如，陆军部认识到德国是一个重要的（更不要说最重要的）潜在的敌人就比空军部所花的时间长很多。在这一方面，辛克莱和秘密情报局只是简单地反映了他们的（至少）一个主要用户部门在情报服务上的优先权。秘密情报局提供有关欧洲政治事态发展的情报，也因为该机构地位低下以及英国外交官对它的不信任而受到了阻碍。加之对这些所在国实施的禁运，这些都是秘密情报局报告当地政治进展的不利因素，只有那些可以与当地联络事务处一起完成的共同事业（如同布尔什维克主义那样）的地方除外。30年代，法国就是这样一个合作伙伴，那里所建立的意义深远的反德共同事业无疑给情报工作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也导致了对法国情报报告的过度依赖。
对于秘密情报局来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是它朝专业化方面逐步发展的阶段，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搜集战术情报和第一手情报的相当成功的军情一处，发展到一个仍然在学习如何满足其政治和经济用户的需求以及各军种需求的情报机构。德斯蒙德·莫顿在提高报告等级方面的成就，军情五处和六处的创建，30年代末的飞快发展，尤其是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以及甘比尔——帕里领导下的技术方面的快速发展，都是非常积极的方面；相当一部分情报官员具备了一些非常有用的素质，如懂得各种语言，了解外国知识、人文，了解一个人的奉献度和勇敢度，要是幸运的话，还可以学会判断当地人的智商水平，可它在文化和财政上却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这主要是由于招聘不当或薪水问题而导致的效率低下和不良习惯造成的，而且在情报技能方面的系统培训几乎完全是空白。因此，它的许多官员不可避免地沦为“平庸之辈”。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弗兰克·福利1942年3月在土耳其所评述的那样。小小的总部与战场之间形成了很深的管理鸿沟，填补这一鸿沟只能靠几个优秀分子来完成。其最高领导层自然出类拔萃，然则疲于奔命，尚且自顾不暇，还要忙于改善秘密情报局与其东家和用户之间的关系。授权少得可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力推进下，秘密情报局蓬勃发展起来了，并最后走上了真正的专业化道路。
斯图尔特·孟西斯与“二战”期间及其后的秘密情报局
对于秘密情报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表现，任何评价都必须考虑到孟西斯作为局长在“二战”前两个月左右所扮演的角色。在那凡是被认为不合适的官员都要被定期更换的背景下（尤其是丘吉尔一旦成为首相），孟西斯可谓幸运之至。从1939年11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秘密情报局只有一个局长，而它的姊妹情报机构如军情五处和特别行动处都相继更换了三位局长。著名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一位二次大战期间的秘密情报局成员，虽然个人对孟西斯十分钦佩，但在其20世纪60年代的著书中将他描述为“一个缺乏判断力，只是苦苦地从狭隘的社交圈里挖掘私人顾问的人”，而且从来没有“真正理解他所投入的那次战争”[604]。比尔·卡文迪什——本廷克，联合情报分委会的战时主席，在20世纪80年代对他的传记作者说道，孟西斯之所以成为局长仅仅是因为他是接班人。“要不是因为布莱奇利庄园，他在那个位子上最多不会待上一年。”“他不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人，也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605]秘密情报局专业情报官约翰·布鲁斯·洛克哈特则宣称，孟西斯对间谍技术知之不多，但对白厅的政治却有良好的直觉。不过，他是一个精明的人，在官场上善于钻营，对那些重要性的人往往会铭记在心。爱德华·贝丁顿，1942年3月至1944年曾经在秘密情报局担任过负责陆军部的副局长（而他自己也绝不是傻瓜），担心他会完全忠诚于孟西斯，便在答应的同时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他要保留直接觐见帝国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的权利。贝丁顿在他的个人回忆录（写于50年代后期）中记述道，他知道孟西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位年轻军官，但对他不是十分信任。如果他间或能够庇护我的话，我认为，他会这样做的”，可“要是他知道我有权接近帝国参谋总长的话，他会更倾向于这么做，因为这等于向他挑明我有两个东家”。[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