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外务部批准后，秘密情报局开始认真着手该方案，在希腊和意大利联系持不同政见的阿尔巴尼亚人，制订计划在马耳他建设主要基地，在科孚建立前出基地（对此大家一致以为，必须要与希腊当局有某种联络）。训练于8月初在马耳他开始，初秋，29名南阿尔巴尼亚人被分为6个特遣队，乘船沿阿尔巴尼亚海岸在科孚附近登陆。与此同时，好不容易才得到阿尔巴尼亚持不同政见流亡者团体的同意，一个英美主导的自由阿尔巴尼亚委员会于8月26日在巴黎成立，为阿尔巴尼亚境内的反共行动提供美国人特别需要的掩护。这6个秘密情报局特遣队中，一队被歼灭，到1949年底另一队的命运“未卜”。三个特遣队“成为安全当局高度关注对象之后”，不到四周时间就撤退到希腊，但是第六队“成功坚持超过两个月”。但是“由于未能找到冬季宿营地，同时遭到现已全面警觉的阿尔巴尼亚警察不断袭扰”，它也于12月初撤回希腊。在所有特遣队的命运尚未完全清楚之前，一位外务部官员便乐观地总结说：“至少有四个配备轻武器的特遣小分队，携带着沉重的无线电设备，在当地人的有效帮助下坚持了数周时间，穿越了最艰难的地区，这一事实表明该国现状对我们有利。”
反思这次行动，秘密情报局总结，虽然有“憎恨共产党政权”的迹象，警察和军队的忠诚也“值得怀疑”，但行动“清楚地证明，在阿尔巴尼亚采取这类行动，实际上完全不可能保持安全”。关于此次行动泄密的报告注意到，在意大利和希腊的流亡者团体中普遍存在有事情要发生的迹象，而且传言英国人正在从巴里的难民营招募阿尔巴尼亚人。7月初有报告称，阿尔巴尼亚反间谍机构的俄国头子相信，英国人正在从科孚的一个基地派遣特工偷渡。9月末，意大利外交部一位代表在交谈中透露，他知道英国人“在马耳他训练阿尔巴尼亚人”，但是不知道“是否美国人在方案中也有一手”。1949年12月的一份报告称，“全国声援阿尔巴尼亚委员会”的成员们在“写给意大利、土耳其、叙利亚、埃及和法国境内政治追随者的信件中，一点也不谨慎”。“保密措施缺乏的最严重后果，就是早在特遣队实际渗透入境之前约两个月，阿尔巴尼亚政府显然就已经知道他们即将到来。”更有甚者，撤退到希腊的特遣队“对讯问他们的希腊官员口无遮拦”，因而危及将来以类似方式组织的行动。
1949年的“价值”行动效果欠佳，不能有效支持第二阶段行动的展开，因而原定“由训练有素的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员组成突击队，在1950年进入阿尔巴尼亚以鼓励积极的起义，反抗霍查政权”的试探性计划也被抛弃。外交大臣决定，将来英国的参与将仅限于“继续支持解放阿尔巴尼亚委员会”，宣传战、经济战和“招募少量阿尔巴尼亚人作为预备队，在必要时使用”。然而，在这些决定（为将来在阿尔巴尼亚的开展特工行动留下了门路）的限制之内，“对美国人自己为推进共同目标而决定采取的任何进一步行动，要不遗余力地支持”，而到1949年底，“预计这一目标将很快浮出水面”。
特别情报关系？
与外国情报机构的联系（包括亲密的盟国和不那么友好的国家）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为秘密情报局工作的根本。尤为重要的是二战中同盟国对抗轴心国的合作，以及40年代后期西方阵营内部的合作。大多数情况下，亲密的战时关系（比如与挪威和低地国家）为战后岁月的友好合作埋下了伏笔，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体系建立之后，其中一些得到了正式确认。除此之外，觉察到苏联显然不断增长的威胁，战时中立国（如瑞典）的情报和安全组织被迫与英国相应机构缔结了更为紧密的关系。过去被认为毫无疑问效忠英国的英联邦国家（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在正式国际对等关系的基础上，开始得到更多的平等对待。1947年11月，百老汇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代表们“渴望将我们的关系延伸到各英联邦自治领”，尤其对“各种手段，如身份掩护职位和（外交）邮包的使用”感兴趣。在变节者可能隐匿的地区，各自治领还可以提供特情人员和避风港。
但是关系最为紧密，相互支持最大的还是美国。双方的战略情报局、秘密情报局、特别行动处和无线电情报组织在战时建立的广泛（虽说未必完全亲密无间）关系得到了利用。1946年3月，秘密情报局将同美国的合作总结为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秘密情报合作，通过设在邓德代尔的特别联络监理处和美国战略情报局（自1945年10月战略情报局撤销后即接手情报职责）伦敦办事处进行。这种合作包括报告的交换，在1945年至1946年间，从数目上看来秘密情报局获益更丰，收到报告4403份，提供报告2063份。秘密情报局的报告中大半是政治类，大多数材料涉及欧洲，尽管根据孟西斯的指示，关于苏联的信息递交得相对很少。类似的秘密情报材料交换，还通过秘密情报局华盛顿站一位成员进行。秘密情报局反间谍部门R5（原来的“第五处”）在伦敦和美国的X2另有联络，后者和军情五处也有单独联系，主要针对共产党的活动。最后，行动时有一些与当地情报站之间的合作。所有这些都没有任何形式的协调，百老汇的意见是“本办公室应有专人负责协调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对战略情报局[原文如此]的政策和与其交换情报的细节”。不过对美国情报机关可能泄密也有担心，这就意味着秘密情报局必须“在递交美国人自己最想要的也即与苏联相关的信息时尤其慎重”。
1946年4月，迪克·埃利斯报告说，美国秘密情报局首脑强调了通过与秘密情报局交换“所得到情报的重要性”。英国一份近期报告“在陆军情报局所接收到的俄国战斗序列情报中，被评价为最具价值”。不过美国方面对此也有所保留。同月埃利斯去美国，会晤战略情报局局长约翰·马格鲁德，得知华盛顿有些人反对“与盟国情报部门进行任何直接接触，因为他们有可能通过其提供情报的方式而影响美国的政策”。然而，总体上这些担忧都被克服，“与委员会中那些更多疑、政治上更死板的委员们所谓的反对意见相比，技术上与实际的好处要大得多”。尽管如此，埃利斯发现“与战略情报局较为宽松、开放的倾向相反，美国战略情报局有种极其谨慎、公事公办的氛围”；他觉得这是因为新班子都是“新英格兰清教徒那种性格，众所周知他们对炫耀和饶舌极不感冒”。次月，罗斯福总统在国家情报局（负责协调联邦外国情报活动的机构）的私人代表、海军上将威廉·D.利希的陪同下来到英格兰，对延续密切的英美情报关系表达了热切愿望。与军情五处处长珀西·西利托爵士会见时，利希“感谢‘二战’时军情五处和所有英国情报机构的亲密且对美国而言卓有成效的合作”。还说他，“打算在下一次国家情报局的会议上，要求美国方面竭尽全力来延续这种合作”。
自1947年成立以来，中情局开始与秘密情报局构建越来越紧密的关系，这一过程因为西方盟国内部更为宽泛的联系而得到加强，反过来又受到逐渐浮现的与苏联及其盟国冷战的影响。1948年4月，秘密情报局副局长杰克·伊斯顿访问华盛顿，与中情局的同事们讨论了三天，涉及议题广泛，包括变节者的处置、可能开展的欺骗行动、无线电情报、特别行动和宣传等。例如，伊斯顿向美国人解释说，外交部意欲建立一个委员会来负责宣传，有点像战时政治执行委员会的方式；他还透露，秘密情报局一直在考虑，在不进入实际行动的前提下，和平时期的“黑色宣传”行动可以走到多远。至于特别行动，伊斯顿通报说，秘密情报局已经接收了“老的特别行动处的一小部分”，现在已是“一个集情报和特别行动于一身的组织”。他竭力主张，秘密情报局和中情局应该在特别行动上保持联系，以免重复劳动或者撞车。
访问结束时，伊斯顿与中情局约定，六个月之后在伦敦召开中情局——秘密情报局联合会议，来自中情局的强力团队（包括局长罗斯科·希伦科特少将）将参加会议。这次会议反映了可能与苏联发生严重冲突的现实忧虑，表明了合作并非只是纸上谈兵，也即著名的“伦敦战争计划”会议，尽管实际上所讨论的内容远远超过与公开的敌对行动相关的那些议题。会议开始前不久，就秘密情报局考虑与美国人合作的进展，伊斯顿给班子成员做了口头汇报，强调在未来的战争中美国人将会“一开始就参战，将是占主导地位的盟国”。双方均认为合作越紧密越好，这就定下了讨论的基调。会议主要致力于详细的实际事务，如在战区总部层面处理战术情报的联合安排、潜伏项目、特别行动计划、日常训练以及如何“在和平时期和战时应对法国人”。与法国人关系中潜在的烦心问题（如果“二战”中的经验足以为凭的话），希望可以由拟成立的西方国家联盟秘密委员会解决。1948年3月，英国、法国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经济同盟签订了西欧联盟集体自卫条约。在该条约的支持下，通过秘密委员会可以协调更为广泛的盟国合作。然而，总的说来，这次会议的英美协议构建了秘密情报局——中情局长期合作的基础，包括组建后来的北约盟国秘密委员会的工作。一旦欧洲将来爆发战争，该委员会负责潜伏事务的协调、秘密情报收集和特别行动。
虽然伦敦会议的结论体现了中情局和秘密情报局之间的高度一致，华盛顿这边还是有些担心，一旦出现严重的国际性危机，与英国关系过于紧密可能危害美国的自主权。1948年10月，派驻华盛顿联系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情报局官员彼得·德怀尔报告说，一位中情局官员承认，虽然他们（美国人）“战争期间严重依赖我们”，他们现在觉得中情局“必须立足自己，不然就别干了”。德怀尔认为一旦中情局“足以让自己满意地证明他们可以独立计划并达到所致力的目标，他们就为与我方更为紧密的合作做好了准备”。他继续说道，“换句话说，本地男孩决心靠自己闯世界”。孟西斯在德怀尔报告的空白处批注：“正是我反复说过的观点。”
在英国方面没有什么这样的担心，英美尽可能紧密合作的重要性得到一致认可。1949年3月，希伦科特要求孟西斯派专人去华盛顿商量特别行动事宜，结果孟西斯的首席参谋官员和情报局在外务部联络处的威廉·海特都去了。他们为讨论的“思想路线”勾勒出了冷战行动两个可能的战场：“保护世界各地免受共产党控制的防御性战场，使已被其降服的那些国家摆脱控制的进攻性战场。”在孟西斯提出的一项议事日程中，两位秘密情报局代表列入了“杜绝和平时期的竞争性行动，尤其是涉及潜伏计划的”，并举例说明：挪威和比利时发生了撞车越界行为，而希腊、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已经在开始计划“价值”行动。在华盛顿，孟西斯的参谋官发现“谈判的氛围非常友好”，而且他们已经“大体上与主要领导中的大多数达成了一致意见”，尽管“对时间安排还有异议”。在秘密情报局访问的同时，其第五处的莫里斯·奥德菲尔德也在这里拜访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后来还有加拿大情报部门），就共同感兴趣的反间谍事宜进行了广泛讨论。气氛依然友好和睦，奥德菲尔德“发现充满了友好合作的态度，令人满意”。
1949年5月英方的华盛顿之行，对巩固秘密情报局和中情局的关系大有裨益。希伦科特6月20日致信孟西斯，“依我们看来，与海特（孟西斯的首席参谋官）和奥德菲尔德两先生进行的一系列讨论非常令人满意”。会谈达成了更为广泛的共识，也坚定了中情局局长的观点：“在我们两局之间密切的工作关系必不可少，特别是就我们相对较为生疏的行动方面的职责而言。”孟西斯7月4日同样回复说：“非常感谢您的来信……主要不仅因为您的回应完全支持了我的观点，还因为其友好的氛围，预示着我们合作任务的良好开端。”他继续写道，“毫无疑问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障碍，但是我坚信，我们对共同目的和利益的坚定信念，能使我们扫清障碍”。孟西斯还提出，类似的方式可以运用到“我们联合行动的其他方面，比如对我们近期行动、未来计划和到时对宣传的情报支持”。西伦科特所说的秘密情报局和中情局之间的“密切工作关系”，在极其重要的英美战略和军事同盟中，将成为关键组成部分，并持续了许多个年头（尽管偶尔摇摆不定）。出于共同的自身利益，也许更出于共同的自我保护，这一“特殊情报关系”一直是历届英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首要特色，实际上在缔造它的冷战结束后，依然持续了很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