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有些活动（绝不是全部）构成了瑞典和英国情报部门正式联络的基础。1947年后期，瑞典人问秘密情报局是否能帮助他们，为其行动弄一艘德国E型潜艇（鱼雷艇）。艇只德国有，恰好次年一位前德国海军军官提出为秘密情报局服务，他有战时进入波罗的海各国执行秘密行动的经验。从外交部得到“非正式许可”后，孟西斯批准将一艘潜艇及其乘员提供给瑞典情报局和秘密情报局使用。该艇被用于1949年5月瑞典的一次行动；10月，秘密情报局将两名接受过培训的拉脱维亚逃亡者渗透回国。两人“声称有可能与一些爱国者建立联系，这些人支持生活在拉脱维亚森林中的游击队组织”。秘密情报局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行动依赖于逃亡者的承诺，这说明了任何寻求渗透苏联的西方情报组织面临的巨大困难，以及冷战早期个人（从情报部门首脑到特工们自己）时刻准备承担的相应风险。碰巧苏联人也渗透了大多数的逃亡者组织，还渗透了一些情报部门，因而40年代末被寄予厚望而开展的行动，短短几年内便以灾难收场。
在苏联南侧的“登山者”行动也不例外。1948年设计了“登山者一号”行动，将两名“负有情报工作指令”的格鲁吉亚人渗透进苏维埃格鲁吉亚，但是两个倒霉蛋不明不白地死在边境上。1949年8月的“登山者二号”行动，旨在从土耳其东北山区再次将两名格鲁吉亚人塞进苏联。1949年春天，两名逃亡者，一个显然有四十好几岁，另一个三十出头，在法国被招募并被带到英国训练。他们接受了特殊专业技能培训，尤其着重于密写技能；两周的体能“强化”训练，在达特姆尔高原上徒步。此地上报的唯一问题涉及他们的军装：他们在当地人和度假者中显得与众不同。下一次，他们的教官建议“在餐厅和当地农舍吃饭时，灰色法兰绒长裤、浅色衬衣和运动夹克的装束恐怕更好”。这一始料未及的问题变得愈加严重，因为更年轻那位“接连几天不刮胡子，别人对他议论纷纷，认为不是个摩洛哥阿拉伯人就是个逃犯”。好在他们令人满意地完成了训练，用假护照到达伊斯坦布尔，以南美某酸乳酪厂厂主的身份访问土耳其，“为改进和拓展其生意来此洽谈几个项目”。
两人在伊斯坦布尔见到站长金·菲尔比，他安排好了当地安全部门成员和当地格鲁吉亚逃亡者群体的合作。起初的计划是给登山者小队配备土耳其军队制服，到边境安顿下来。菲尔比和秘密情报局特派员“化装为背着带固定刺刀步枪的土耳其哨兵，做例行的边境巡逻，由此勘察登山者的前进路线”。一旦跨越边境，在俄方有关系的这两个格鲁吉亚人应“脱下并埋藏他们的土耳其军装，以当地一般俄国人的形象出现”。随后他们在这次行动中的任务是“着手寻找线人、安全住所和信箱，并大体上开始建立组织的核心，以备将来之用”。估计这将花费六个月的时间，然后其中一人将返回，汇报据此建立的组织情况。同时“我们希望能带回大量边境情报、当地生活状况以及可能的工业情报等等”。尽管该计划准备周密，制订者们意识到边境行动自身的各种安排“肯定充满变数，依据当时能得到的信息，菲尔比有权做出临时决定”。
结果，两位登山者拒绝执行秘密情报局的计划，事到临头才提出一个更为简单的方案：他们和当地向导跨越边境，只在苏联境内呆五周。其间，他们“将建立关系，获得有关来年夏天的生活状况情报，到时他们会回去，继续建立组织和获取情报的工作”。这几乎已是既成事实，“尽管感到吃惊”，菲尔比同意了修改后的计划。他留在伊斯坦布尔，登山者在特派员的陪同下前往土耳其东部的埃尔泽拉姆。从那里出发，一行人经过了三天行程，一路乘坐轿车、吉普车，最后骑马八小时穿越海拔8000英尺的垭口，到达离边境两小时左右步行里程的营地。在最后的行程里，年长的格鲁吉亚人因高原反应强烈而身体崩溃，无法继续前行。后来估计他已接近60岁，而非自称的47岁。不过，在两位向导的护送下，年轻者继续前进穿越边境，没有遇到更多的意外。仅两周后这名格鲁吉亚人就在土耳其露面，与他的年长同事一起飞回英国，在秋天接受了详尽的询问。一切似乎都进展顺利，直到返回边境时格鲁吉亚人遭遇一支苏联巡逻队，他逃跑并（声称）射杀两位士兵。在格鲁吉亚他与反俄抵抗运动组织进行了联系。他对边境防卫和该地区的生活状况做了广泛汇报。还有黑海沿岸海军设施和看到几艘苏联潜艇的描述。尽管几座水电站的细节被认为大体准确，格鲁吉亚几个飞机制造厂的生产数量被斥为“胡说八道”，所报告的第比利斯坦克制造厂情况也一样。
虽然实际的情报成果相对微薄，“登山者二号”行动还是被看成一次成功，为更多此类渗透苏联的探险打下了有益的基础。但是行动的某些方面却极不保险。即使（如很久以后估计的那样）金·菲尔比已经把登山者行动的细节传递给其在莫斯科的主子，实际上行动是与土耳其安全人员联合进行的，启动实际渗透的小村庄（还有五名当地向导参与）也是越境的常用基地，而在巴黎和伊斯坦布尔多嘴多舌的格鲁吉亚逃亡者团体中，大家都知道了两名登山者在土耳其的存在，所有这些都给警觉的苏联当局得知这次任务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巴黎的一位格鲁吉亚老者（他从一开始就参与了秘密情报局的策划，知道越境的事情）报告说，逃亡者们“确信登山者们在执行去土耳其的秘密任务”。他相信这些谣言起于伊斯坦布尔，“有人一定从那里给巴黎的朋友写过信”。登山者们自己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回到伦敦时“皮箱里塞满各种土耳其美食，清楚地显示了其产地”，这些食物他们打算带给巴黎的朋友们。他们还带着“大量二手女性服装，是他们从土耳其的共同朋友那里带给巴黎流亡者们的”。甚至在他们初次出发前，他们显然已经“告诉了几个巴黎的朋友”将要去伊斯坦布尔。
旨在渗透阿尔巴尼亚的“价值”行动策划于1948年到1949年，它为贝文和艾德礼所支持的秘密行动提供了一个范本。自“二战”结束起，恩维尔·霍查（其反德抵抗运动得到了英国特别行动处的援助）就领导着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政权。1948年9月，英国的参谋长们设想，在不断发展的冷战中，阿尔巴尼亚是一个施加压力——“除战争外一切手段皆可”——的绝佳目标。因为霍查的政府试图以铁腕治国，阿尔巴尼亚自身一直动荡不安，而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境内的阿尔巴尼亚流亡群体，为各种反共产党行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招募对象。铁托1948年6月与苏联决裂，阿尔巴尼亚陷于孤立。至少从地理上来看，一步步削弱东方集团，它是开始的好地方。作为阿尔巴尼亚的另一个邻居，希腊可能也愿意支持任何动作，因为以阿尔巴尼亚为基地的希腊共产党叛军一直在边境发动袭击。外交部俄国局成立于1946年，它管理对东方集团的政策，情报局首脑们刚刚确保了在其中的发言权。1948年1月，俄国局决定探索对阿行动的可能性。[588]
秘密情报局的肯尼斯·科恩愿意接过指挥棒。1948年12月，他思考的是“作为对俄国人攻势的一种反击，不论是特别行动还是准特别行动”，阿尔巴尼亚将会是“一个令人高兴的选择”。“该国原始的政治和经济状态”提供了“煽动部族骚乱的缺口”。现在有机会可以削弱“目前对希腊境内叛乱分子的支持”，而且给英国政府造成尴尬局面的风险极低，因为英国目前和阿尔巴尼亚没有外交关系。显然科恩已经有一位特工待命，他愿意接受任务，还建议在1949年1月将其空投入境。一旦进入阿尔巴尼亚，他可以评估在那里开展特别行动的可能性。不过孟西斯提出这一建议时，奥姆·萨金特敦促他就在阿尔巴尼亚行动的可能性提交进一步的报告。这一任务交给了理查德·布鲁曼——怀特，一位大家十分看重的官员。在调回总部任地中海区副总主任之前，他担任伊斯坦布尔站站长一年，“无与伦比”。布鲁曼——怀特设计的方案一稿标题为“施比受有福”，目的有二：通过针对阿尔巴尼亚南部希腊叛乱分子基地的游击行动以及挑起“该国其它地区的暴动”，减轻希腊的压力；要“在卫星国中最薄弱的国家，竭尽全力侵蚀共产党的阵地”，可能“在卫星国集团中产生反响，到时可以依次跟进并利用”。设想的办法包括从意大利或者希腊派遣武装团体或作战侦察队穿过边境、海上登陆或者空降。因为参谋长们青睐与美国人合作，而孟西斯担心美国人可能“正在以类似的方式进行策划”，布鲁曼——怀特插入了关于合作必要性的注释，因为“两个大国不能在希腊和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小国各行其是”。[589]
虽然秘密情报局的计划野心勃勃，超出了外务部觉得现阶段能够考虑的范围，它还是做出了建设性的回应。在外交部南方局工作的前特别行动处官员艾夫·波特准备了一份类似方式的“对应计划”，不过更注重情报收集，同时为随之而来的行动招募阿尔巴尼亚人。萨金特认为这是“我们希望能在阿尔巴尼亚做到并得到满意成果的极致”。他向孟西斯强调，在该国尝试任何行动之前，建起良好的情报网络至关重要，并告诉他贝文希望得到保证，“阿尔巴尼亚的局势足够有利，有理由让我们期盼一定程度的成功”。孟西斯赞成外务部的建议，同时他指出阿尔巴尼亚及其民族的本性如此，“以至于仅仅依靠情报手段，不能对抵抗的可能性作出充分的估计，也就是说，只派遣几个特工去评判公众情感或者传递部族首领的口头保证完全不够”。“唯一的办法”是“通过更为直接的探测方式，通过测试当地在最小规模下采取行动的备战状态”，来看是否“言之有物”。如果这种测试“提供了令人满意的反应”，“我们随后就可以走到下一阶段”。显然为使政府充分意识到在阿尔巴尼亚采取任何动作的后果，孟西斯也警告“不值得付出前期行动必需的辛劳和可能的牺牲，除非我们准备在发现的任何敏感点跟进并全力打击”。他补充说，这可能“牵涉以后相当广泛的援助行动”。[590]
威廉·斯特朗爵士（接替萨金特任外务部常务次官）将方案提交贝文，又在贝文的要求下提交艾德礼批准。4月28日，斯特朗致信孟西斯，传递外交大臣的意见，同意“在阿尔巴尼亚南部建立一个情报系统”，以测试当地对行动的预备状态，如结果“鼓舞人心”，就可以“派遣现代游击战教官潜入，以便招募、武装、训练反共产党支持者并提供衣食，对希腊叛乱分子基地和通讯线路采取军事行动”。“将行动延伸到阿尔巴尼亚北部及暴动层面的可行性，有待于根据进展做进一步分析。”在华盛顿的协商显示，中情局（成立于1947年）也有着对阿尔巴尼亚的计划，与英国的类似，“不过涵盖范围要广得多”。美国国务院和中情局建议共同开展行动，以一个联合政策委员会指导该项目。虽然担心美国的计划“过分华丽”，与持不同政见的阿尔巴尼亚流亡者的牵涉也过于广泛，秘密情报局还是一致认为有必要合作，“而且我们的原方案应该被视为合作行动的第一阶段”，虽然美国参与的直接影响就是扩大了最初侦察的范围，包括将特遣队渗透到阿尔巴尼亚中部、北部和南部。实际上，如果英国的行动要取得成功，就不可避免要与美国人合作。即使在1949年10月，约翰·梯格就在百老汇注意到“有撞车的迹象，由于美国对难民委员会的干涉和兴趣，几位秘密情报局人员的工作受到阻挠”。此外，在外务部里还有种看法，与美国人合作能有更多机会对其加以控制，“而如果后续行动超过必要程度，我们总是可以拒绝继续参与”。[5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