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该提议是预制好的情报服务，显然恰好可以提供秘密情报局的客户们需要的这种信息和渗透。埃利斯认识到代价不菲，不过他完全被方案吸引住了，因而建议从秘密情报局别处的预算节约经费，削减中国国内现有站点的规模。建议得到采纳，行动代号“抢救”，尽管对有些地方还有疑虑，一位官员以中国区协调员的身份被派驻香港，他获得授权“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方案的执行。“抢救”行动开局不错。不计其数的报告，主要是共产党军队的部署得到客户们的好评。总部1949年5月发来电报：陆军部“绝对希望继续获得这一信息。几份报告的评价为‘A’”。据说建设了一个战术无线电网络（中方出人，秘密情报局出钱），将香港和中国大陆南部的台站联系起来。国民党人在敲定纸质协议时，设法加入了“抢救”行动在香港的总部免受香港政府干预的保证。其真实意图在1949年9月才暴露无遗，当时警察抓了不少人，证实国民党利用香港从事秘而不宣的情报和破坏活动，这一内幕的曝光严重损坏了秘密情报局和当地政府的关系。
到了这个阶段，对“抢救”行动报告的质疑也出现了。百老汇的政治任务处在8月份的备忘录中报告说：“‘抢救’行动迄今为止就重大政治和战略问题提供的情报相当不可靠，看起来更像是伪造的。”更多的疑虑还在于情报来源细节的缺失、报告内容在香港报纸文章中的频繁反映，而10月广东已落入共产党人之手，无线电网络随之解体，但战术情报依然源源不断。只是因为军队客户一直渴求着军事情报，并继续对“抢救”行动做出“极具价值”的评估，使计划得以继续执行。此外，到1949年末，英国和国民党政府的未来关系总体上不太确定。11月，总部预先通知驻新加坡的太平洋地区总监，政府即将承认共产党人建立的人民共和国，他或许得面对这种局面：一旦共产党人连台湾也攻占下来（看起来可能性极大），他不仅必须将那里专门为“抢救”行动建立的分站撤出，还要为这个岛屿准备潜伏计划。发报者希望警示能“使你得以如此处置‘抢救’行动的各种资源，从而保证他们甚至对台湾事务都还能持续提供支持”。这个要求太离谱，怪不得电报结尾都说“祝好运”。
1947年8月，秘密情报局在东京开设情报站，作为英国与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联络团的一部分。选中的站长是一名加拿大学者，在日本出生并长大成人。他为加拿大军队管理着一所日语学校，据说“是那种活泼、睿智的人，比一般的教授‘有人情味’得多”。这位官员以前没有情报工作经历，先在伦敦接受了两个月的“集成通用与专业技能”培训，才出发到日本担任大学教职。他对培训的看法经过深思熟虑，阐明了课程的教学大纲，又讲清了在日本从事情报工作的具体问题。他注意到培训课程里展示的资料都“不可避免地主要基于欧洲各站的成功行动”。尽管“诸如为了安全而分散、特工的培训和管理、情报来源的调查记录和归类等原则，涉及报告陈述之类的技巧，都是普遍适用的”，但是有“大量的技术性细节”对日本“仅部分”适用，或“完全不适用”。白人不能“融入当地环境”是个明显的例子。在“课程中学习过的每个地区，都有对大不列颠很友好的当地人，或是抱有善意的外国人，可以联络他们并毫不令人生疑地执行任务”。这在日本行不通。
更大的困难在于美国军管当局禁止任何形式的情报工作，即使同盟国也不例外。即将上任的站长觉得“整个课程里有一种低估美国人的倾向”，不过虽然他们可能“在欧洲舞台还是业余选手”，他们“很全面地研究了太平洋地区，无论从其过去的行动还是今天正在采取的行动来看，在远东任何地区，都不能掉以轻心把他们看成笨拙的业余选手”。因而“相较任何欧洲或中东地区而言（可能俄国除外），在当地管理机构鼻子底下开展非法秘密行动的任务要困难得多”。至于特工的招募，他观察到“在欧洲地区，显然到处都有愿意为报酬而工作的人，即使涉及其祖国也是完全可以用钱买通的”。他强调，在日本不是这样。尽管确实“中国人、韩国人，可能还有白俄可以在此基础上雇用”，不过必须得采取“极端保险的措施”，因为这些人，他断言，“完全不可靠，不讲原则”。至于日本人，他斗胆认为，“意识形态动机和充裕报酬相结合”可能奏效。最后他认为（这看法也被百老汇所接受），只有通过非常缓慢而谨慎的“基础工作”才可能成功，应允许在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之前花“两到三年的时间”。
一份典型的秘密情报局军事情报问卷，表明用户部门在战后所需情报类型
就秘密情报局在日本的行动所面临的困难以及任何网络建设的缓慢耗时而言，这位站长完全正确。此外，作为站长他又担任全职大学教授，难以兼顾，所以另一位情报局代表以更为传统的方式安排到在东京的英国使团。虽然他得到的指令是收集中朝情报以及苏联远东地区送上门来的情报，但其中心还是日本境内的共产党活动。1949年东京站长汇报该地区整体缺乏进展，抱怨说这都是因为美国人包揽了最佳的当地资源、缺乏讲日语的非官方助手和掩护工作不到位。1948年末，乔治·布莱克被派往汉城任新站长，受命监视中国东北和朝鲜境内的共产党活动。布莱克的父亲来自伊斯坦布尔，后入籍英国，母亲是荷兰人。他曾参加荷兰抵抗运动和皇家海军，1944年加入秘密情报局。至1949年底他未能取得多少进展。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他被北朝鲜人俘虏，后来被招募为苏联间谍。
秘密情报局获得成功的一个亚洲国家是缅甸。1947年末缅甸站成立，不久缅甸即脱离英联邦成为独立的共和国。缅甸战役期间，该站长爱德华·詹姆斯及助手都在缅甸战役中“被遗忘”的英国第十四军获得过战时情报工作历练，他们能将其对该地区的特别了解和当地的联络人带进任务之中。主要目的是渗透该国共产党组织，特别是亲苏的红旗党和亲华的白旗党。有位特工在警察中有些朋友，能得到特别支部的定期总结，另有个情报来源涉及克伦民族运动和红旗党之间的联络。获取的情报会与军情五处安全联络官员探讨，他是国际共产主义研究专家，后来被整合进缅甸站，获得的成果实例即秘密情报局声称的“对全世界任何国家共产党最深入的渗透”。在缅甸，秘密情报局还能提供有关少数民族克伦人的宝贵信息。40年代后期，他们的游击队暴动对仰光政府的存亡构成了威胁。1949年2月，克伦领导人索巴乌吉亲口告诉秘密情报局代表，他的人民正在“为基本生存而战”，而秘密情报局在1949年夏末提交了大量关于克伦军力量和部署的报告，得到陆军部陆军情报局的热情欢迎，因其准确性而获得“A”的评级。
渗透“苏联阵营”
1946年4月，英国驻莫斯科公使弗兰克·罗伯茨询问有关秘密行动的政策，得到证实“未采取任何针对苏联的秘密情报活动，目前该立场没有改变”。三年后，百老汇的一次工作会议注意到，依然禁止“对莫斯科采取任何秘密行动”。然而，早在1946年，外务部对苏联境内工作的限制就使得秘密情报局内部沮丧愤懑。8月，就在该地区加快行动速度的问题，工作部主任传阅了一份文件给各地区主任。“鉴于对首要目标信息的缺乏，以及与我们之间政治关系的不稳定”，他质疑是否“我们冒更大风险获取信息有何不妥”。他提出有两种风险：“（1）那些主要涉及特工本人的风险；（2）那些可能引起外交纠纷的风险。”他认为“很明显如果我们准备干到底，就可以在短得多的时间里获取多得多的信息”。说起“干到底”，他设想的是“战时”技法，比如“空降行动，大范围适用无线电，或许对领事馆的保险柜进行破拆等等”。这份文件在下一次地区主任会议（9月2日召开）上引起了“热议”，大家一致认为“更为积极进取的政策很有可能获得回报”。北方地区总监哈里·凯尔注意到莫斯科站长未被允许开展任何秘密工作，不过他觉得“如果这一限制能得到修改，存在可以利用的潜在战线，而且没有过度风险”。赫尔辛基的代表也同样被禁止从芬兰招募特工“派往俄国，他也感到更为积极的政策可能奏效”。他还认为，如果能为进入“波罗的海各国”的特工配备无线电会有所帮助，但“这一做法至今受到阻碍”。所有的主任都同意“应积极探索使用无线电报渗透俄国及其卫星国的可能性”，他们还考虑了“将这样的发报机伪装成美国的、波兰的或者法国的”。
情报收集研究室主任迪克·埃利斯对“在俄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入室行窃”有许多主意，以“他的组织在美洲采取的好几次这种性质的行动”为例。他说任何“此类行动都不应该由一般的分站来执行”，而是要建立一个单独的组织，“有点像特别行动队的方式，采用暴力的入室行窃方式获取情报”。他认为“一场精心谋划的入室行窃可能需要约六个月的准备”。秘密情报局副局长辛克莱“同意这值得一试”，不过警告“俄国大使馆等很可能是不好啃的硬骨头，建议先从卫星国的公使馆开始”。其它提议包括“通过英国叛逃者（当时为数不少）的途径，给俄国人安插双面间谍”，还可以“组建一个反共产党人联盟，总部可设在瑞士，为使用暴力的方法找到适当的掩护”。
10月7日的地区总监会议上，就无线电使用和针对苏联目标入室行窃的可能性准备了相关文件。通过实事求是地权衡得失，文件给上月的蓬勃热情降了点温。即使对无线电设备做了最精心的伪装，并通过设在中立国的自动关机站点转发信号，一旦特工被“现场抓获”，毫无疑问他最终会被“压垮”。要想英国在幕后操控不暴露，就必须谨慎从事。至于特工和无线电设备的投送，感觉实际上可能没那么困难。不过，空军可能不会同意任何涉及“以军方飞行器长途飞越俄国或俄占领土”的行动。再者，“载回特工是个更为棘手的难题”，因为这需要“更为细致的地面组织”。然而秘密情报局局长助理杰克·伊斯顿自己就是位飞行员，他认为皇家空军的合作可以“将特工空投到敌方国境线内数英里之处。假定导航差错或者不利天气（可能）使飞机稍微偏离正确航线，可以为此做好各种安排”。这样“我们可能得以在诸如俄占德国、俄国本土、乌克兰、波兰或立陶宛国境线内侧空投人员和物资”。由于各种条件限制，加以有充分理由担心其他政府部门可能反对因而不提供任何支持，这些意见被束之高阁。
关于入室行窃的讨论也弥漫着同样的气氛。虽然这可能是“获取有价值信息的捷径，但根本的潜在障碍却是，一旦罪案的责任落实到秘密情报局头上，所引起的外交事件与所获信息价值相比，完全得不偿失”。策划这种行动的唯一正当理由，是“所获情报应该非常重要，风险降至最低”，此种情况下“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求有内应，而如果确有内应，就完全没有必要实施通常意义上的入室行窃了”。虽然同意这一观点，埃利斯（现为远东区总监）认为，行动可能“在技术上如此完美”，以至于入室行窃永远也不会被发现。他引用了自称在战争期间组织过的两次入室行动加以证明，“渗透了两个大使馆，获得了极其令人满意的结果”。尽管有这样的例证，做出的结论显然是有条件的：“如果让入室行窃的对象意识到失窃了，那么这一行动就几乎肯定不值得尝试”。如果能“在仔细权衡各种风险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可以认定为合理行动，不过仅能“在特定情况下”开展。总之，“内应最为必要”。
对秘密情报局在苏联工作的禁令被理解为不得在该国境内采取行动（如自莫斯科站发起）。对旨在从周边国家渗透苏联和苏维埃集团的行动，包括雇用心怀不满的少数民族成员，限制不那么严格。1945年6月末，一位新官员接手斯德哥尔摩站。他被告知其主要任务是针对苏联，“除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本国之外，所有国家都可以”，这被定义为包括“过去的波罗的海诸国”和“寇松线以东的波兰”。现阶段他只是要“尽力建立联系，为的是一旦将来得到允许可以渗透俄国”。11月，总部通知他“现已批准从周边渗透俄国”。次年春天，总部发出的最新指令强调了要为渗透苏联做好准备，指出“当务之急”在于“所提议的远征波罗的海诸国”，如果成功则“完全能作为固定渠道的基础，对俄国进行实质性渗透”。该官员受命探索“我们的特工实际进入俄国及其势力范围的每一种可能性”。战时赫尔辛基流亡站使用过一些波罗的海国家线人，以收集针对德国目标的情报（效果参差不齐），他捡起了这些关系。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反俄集团是特工招募的可能来源，但是到20世纪40年代末，他们还希望得到武器、医药和其他实际支持，以对1940年8月占领他们国家的俄国人采取积极抵抗行动。而在战争期间，瑞典情报部门也与同样的一些流亡组织合作，开展横跨波罗的海的行动并在战后继续，这使得情况更为错综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