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情报任务及对特工的管理问题，可以从一位代号为“01010”的特工所接受的指示中窥见一斑。这位特工（秘密情报局一位情报官的弟弟）是西班牙的一个英国商人，他在1945年底开始从事谍报工作。考虑到其身份与经验，他的主要任务是经济方面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关于“西班牙、葡萄牙及美国民航”的背景资料；“如果西班牙或外国大公司在进行着幕后操控……与法国及瑞士的贸易谈判，情况会怎么样”；“对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贸易关系，任何来自国内或国外的暗中影响势力及其详细情况”。军事情报不是他的主要任务，但仍然要求他留心君主制运动、西班牙共产党，及“关于德国在西班牙隐藏其关键人物、计划方案、掠夺物品等方面的信息”。他的第一份报告显然包括许多来自开放源的信息，这引起了秘密情报局管理者的批评，也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才是特情局眼中的核心业务。这件事的主管人员写道，“应该记住，向外交部提供公开信息或某形势的总体情况，是大英联邦大使馆及领事馆的职责。因此，我们不需要自己的人去了解这些情况。我们需要的是真实、具体、绝对可靠的信息，是大使馆与领事馆通过公开渠道所无法获取的信息”。他还说，“最有价值的秘密政治情报是文件档案资料”，应该尽全力获取。同时，特情局“一直都很感兴趣的是一些未做记录的言辞，发表这些言辞的人是非常熟悉该方面内部情况的权威人士，而且他们不知道自己所说的话会传到我们国家来”。这样的情报尤其有价值，因为外交部不允许与佛朗哥[576]的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络。1948年6月，奥布里·哈尔福德表示，“自诩情报局代表不用通过大使馆便能与佛朗哥秘密警察进行私人联络，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些西班牙人一定会为自己提供的帮助而“索要点什么回报”。海特致函孟西斯，承认获得共产党行动及其手段方面的情报时是“令人兴奋的”，但是外交部认为“西班牙人要求的价格实在太高，也就是说，我们对这种制度（共产主义）似乎只能听之任之”。[577]
1948年底，一个曾在“二战”期间与情报局并肩战斗的英国人准备去西班牙度假，伦敦抓住机会向其提出了一些问题。百老汇政治情报任务处知道他有广泛的政治联系，向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及要求：“是否能够跟重要政治人物或佛朗哥身边的一些负责人进行密谈”；是否能够搜集到关于“左翼民主势力、君主制主义者及佛朗哥各自对君主复辟所采取的行动”方面的情报；罗马天主教堂对佛朗哥及其国内政治事务的态度；“苏联与佛朗哥之间秘密谈话的证据”。由于经济情报变得越来越重要，还要求他汇报对西班牙“混乱的经济状况”及“西阿（西班牙与阿根廷）商业关系”问题，西班牙官方所持的态度。
曾就任于法国与西班牙的一个秘密特工的事例，更进一步地说明了战后情报任务的重心，以及在实践中如何使用假蝇钓鱼技巧对目标进行引诱与迷惑。该事例中的目标在战时曾是情报联络人，现住在法国。1948年2月，马德里情报站负责人汇报，这位“消息总是特别灵通”的人已经去了西班牙，并在那里与秘密情报局的一位同事进行了“好几次长时间谈话”。考虑到他可能能提供许多法国政治情报，因此前期所采用的方法是基于国际共产主义“共同利益”之上的。他表示“愿意每周与一位代表见面一次”，以提供这方面的情报。马德里建议，“目前”他的主要任务应仅限于共产党事务，“并保持经常的联络与巨大的热情”，然后，“如果进展顺利，不久他便会自动进入普通政治事务领域”。马德里还认为需要恰当的心理态度，因此“不能让我们的目标感觉他正在被利用，因为这样他会逃避的”。根据这些指示，巴黎情报站在1948年春与该目标人物进行了一系列“完全是社交性质”的会晤。巴黎报告，此人现在在一个国际人道主义机构任职，这让他经常有机会到苏俄的东欧“卫星国”。他们认为，他在去东欧期间“愿意为我们执行一些观察任务”，并且会“接受报酬”，尽管“这两点都没有与之进行过直接谈论”。他将驻法国，而且，他显然乐意“向我们传送共产党渗透法国政府，及共产党对法国非共产党政治家的讹诈等诸如此类的情报”。惟一的明显问题是这样一种担忧：他可能“跟法国情报局也有联系”，而且可能“已经受雇于他们，执行着类似的任务”。
秘密情报局之前就考虑过用某个国际人道主义机构作为掩护。1946年4月，他们讨论过是否能够让一位特工到这样的机构去任职。尽管该机构可能已经被共产党人“彻底渗透”，但在某些国家，“比如巴尔干地区及其他苏俄控制下的国家，这可能是秘密情报局情报官能够接触到该国人员的唯一方式，因为大使馆完全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总部对此行动非常热心。“这看起来比我们所预料的会更有前景。”一位官员写道，尤其是因为该机构“据报告已被共产党人渗透”。即使他也在为法国情报机构做事，“我认为这也不能成为拒绝他的理由”。与此同时，巴黎站一位代表“已经与他建立起非常友好的关系”，该代表知道他在为英国做事，但同时有些“不安”，因为他们之间仅仅维持着一种“社交关系”，没有讨论过任何“实质性问题”。伦敦因此致电指示，现在“关系”应该是“基于商业基础上的”。本应该要求此拟用特工报告共产党渗透程度方面的情报，但伦敦认为“在我们对他进行进一步了解之前，最好暂时不管法国政治问题”。巴黎于是打算正式雇用这位急于做事的特工。巴黎报告，“情况似乎表明，我们很希望通过他建立起欧洲谍报网”。此特工称，这项计划有一大问题，即为人道主义机构提供资金的美国人“占据了机构的许多重要职务”，他“十分怀疑他们也在进行着类似的计划”。但另一方面，该项计划也有一个优势：人道主义机构被认为是“惟一有希望在战争爆发后数月内，仍然能在整个欧洲发挥作用的机构”。因此，“努力利用这种方式建立秘密谍报网是非常值得的”。
此特工还提供共产主义方面的情报。他称自己在法国内政部有情报源，能够弄到法国共产党的情报。在警方的威胁下，此人将提供“秘密报告与会议记录”。他还说，此人经常将“报告的要点”告诉他。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此特工开始争取主动，而秘密情报局担心事情发展变化太迅速，开始努力控制局势。1948年中，巴黎情报站建议告诉该特工，目前没有“努力实现其‘谍报网’计划”的打算，秘密情报局也不想继续发展该法国共产党情报源。巴黎站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该情报源是“虚假的”，其报告可以通过大使馆渠道获取。不过，此情报源看样子“非常真诚地愿意帮助我们，因此一味打击他是不明智的”，他们建议让他提供一些“不关痛痒的”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共产主义渗透方面的信息。[5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