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堪的纳维亚
战后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不可避免地被苏联控制着，处于冷战的前线位置。在芬兰，情况尤其如此。芬兰担心苏联支持下政府共产主义势力的政变，这种担心与恐惧在20世纪40年代一直动荡着芬兰政局。1945年3月开始任赫尔辛基站负责人的雷克斯·博斯利，在芬兰战后的复杂局势下不得不小心翼翼。他发展了许多芬兰线人（据博斯利1949年底称，有“好几百人”），其中很多是哈里·凯尔在芬兰长期工作期间的线人，还有一些是其他战前线人。可发展的特工人选当然不缺，更主要的问题是对他们进行选拔、目标确定及管理，而这一切都要在苏联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苏联严密关注着英国与芬兰之间的联络）。芬兰军方希望英国支持其右翼政治干扰行为，对此必须非常小心地处理。同时博斯利更加倾向于保守的政治联络，尽管他尽可能广地发展着联络人。1948年1月，他告知凯尔（此时已成为百老汇的北部地区总监），“该国各种事务，几乎没有我们不清楚的”。而且，“我们时不时地设法从苏联搜集一些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尽管这本来是被禁止的”。不过在另一方面，情报站既没能刺探到芬兰共产党的情报，也没能获得赫尔辛基西南海岸的芬兰波卡拉战略领地的情报；到1949年中，除了一些幸运的突破外，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办法能够从苏联内部获取其政治、海军和陆军方面的情报。
在瑞典，秘密情报局战后的主要目标从德国转向了苏联。第三大目标是波兰，另外还有芬兰、丹麦、挪威等次要目标。伦敦指示，“你们绝对不可以进行任何反对瑞典的间谍活动”。1946年的另一个任务，是为可能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虽然我们估计英联邦在未来的十年间不会卷入大战，”百老汇（无疑铭记着“二战”的经历）指出，“但国际危机可能会瞬间爆发。因此，明智而必要的做法是提前做好安排，这样能够在危急时刻立即行动，以免我们的秘密组织与通讯完全瘫痪。”还应当提供能掩埋于地下使用的无线电通讯设备，“以运送到芬兰及波罗的海国家”，供“敌占区的后方特工”使用。不过伦敦也很坦然地表示，“根据以前的经历，确实有些怀疑这项计划成功的可能性。但是，仍然应该努力去实行这项计划，并且应寻找一些特工，将来对其进行培训后，能够操作这样的特殊无线电通讯设备”。
整个40年代末期，苏联一直是秘密情报局瑞典情报站的主要目标，这和其他地区的情况是一样的。1947年11月新指示将瑞典共产党列为了新目标，包括苏联对它的控制程度等情况。反瑞典的间谍活动仍然是禁止的，但这是基于秘密情报局更加普遍的准则之上的：“原则上，你不应该针对所驻国进行情报活动，但应该报告你所了解的任何信息。”关于与瑞典进行联络的指示，同样也适用于其他类似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斯德哥尔摩情报站负责人的任务，是“维持并发展与瑞典情报与安全局之间的亲密友好关系，目的是探查他们的情报工作，并通过这样的渠道获取尽可能多的情报……同时继续建立独立于瑞典的谍报网”。同样，瑞典战后情报T处档案记载表明，瑞典一直在对英国代表进行严密监视，即使双方保持着联络关系时也是这样[579]。对斯德哥尔摩作出的明确指示，同对其他情报站作出的指示一样，象征着情报局工作开展方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同时，总部清楚指示情报目标的新管理体制，与基本情报要求及政府政策是紧密相连的。1947年11月指示还明确强调，有必要将情报官、秘书，在恰当的时候，甚至包括非正式助理及特工派回英联邦，并“根据起草中的培训计划”进行培训。这些指示表明特情局越来越专业化，也清楚地体现了其工作目标与英国外交政策目标的一体化。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指令也不可避免地助长了特情局的官僚化，因为“目标”与“计划”也许会促使特情局战前的鲜明特性逐渐消失。
莱斯利·米切尔于1945年7月任哥本哈根站负责人。上级指示他为情报站制订一个三年计划，既要有短期计划也要有长期计划，这进一步反映了特情局的官僚主义做法。1948年7月，米切尔就情报站的任务问题很小心地指出，“关于我们的主要目标苏联，非常乐观的看法是：只要我们有机会便是成功的，而常驻特工的渗透是我们的最高目标”。米切尔还对各种渗透苏联的手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旅行推销员——“无法获得秘密情报”；商贸代表团成员——“热情不高”；波罗的海难民与逃亡者——“提供的情报少而且质量也不高”。他认为情报站“最成功的线路”是商船运输，并称“去苏联港口的丹麦船只，没有一条是情报站不知道的”。尽管米切尔专业知识非常娴熟，也很擅长于管理，但仍然遭到了伦敦的严厉批评，因为他的情报站提供的政治、军事、反间谍及科技方面的情报非常少。这同时也进一步表明，要获取关于苏联的有价值的情报，即使是对最杰出的情报站也是非常困难的。
“二战”期间，秘密情报局与挪威的关系十分亲密，因此战后秘密情报局在挪威的境况与在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有一些不一样。1945年6月，秘密情报局代表在奥斯陆情报站就职，第二年3月他开始任该站负责人，其主要任务是在战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1946年4月，该站授命充分利用与挪威情报部门的联络关系，“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虽然与其他地方情况一样，他被告知“不应该有反对所驻国的行动”，但显然这并不表示不能监视共产党或不能监视挪威的敌方情报行动，更不是说不能从挪威派出特工去攻击其他目标。1946年7月，伦敦特地鼓励奥斯陆在挪威“文化、劳动及党派组织”招募与苏联有联系的特工，因为这样的人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去苏联，能够在那里搜集情报。他们认为，“以这样的方式刺探情报是突破苏俄森严壁垒的最佳手段之一”。[580]
1947年1月，奥斯陆情报站负责人汇报称，挪威情报机构外交部二处的政策源于该国的传统，即“挪威人的挪威”，任何可能的敌对国家都是其情报行动的目标。因为英联邦对挪威的主权与安全都不构成威胁，它与秘密情报局的积极合作便成为很自然的事，双方甚至商议共同管理特工的事宜。虽然该负责人认为这“很不符合政府的官方政策”，但他感觉挪威政府不仅知道他们这种联络关系，而且还表示支持。而在1947年底发现有美国人贿赂挪威警察时，外交部二处负责人威廉·埃文上校则对秘密情报局表示他很愤怒，并将其中一个美国人驱逐出境。到1948年1月，埃文对苏联人已经没有任何好感，因为经常发现有苏联人在进行针对挪威的谍报活动。
1947年3月，秘密情报局同意每年向挪威方支付1000英镑，以帮助他们在挪威北部进行反苏联的情报截取行动，其结果表明“是非常有价值的”。提议的其他联合行动，包括在挪威与苏联边界摩尔曼斯克地区刺探情报，以及在斯匹茨卑尔根岛安排特工，以报告该地区的苏联活动情况。此外，上级还指示情报站独立进行一些没有挪威情报机构参与的行动。这包括，在挪威商船运输队，在与苏联联盟有贸易关系的公司，或在挪威至波兰的航空公司，安排或雇用特工进行谍报活动，同时包括针对挪威共产党的行动。奥斯陆情报站被控在挪威进行苏联情报与卫星任务的刺探行动，还被指控对当地反间谍行动方面的情报进行了录制、整理及定期汇报。1949年初，挪威官员来到伦敦，双方就战争计划（这也涉及美国的参与）、后方安排、秘密情报局提供培训与技术支持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商谈。[5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