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情报局代表在铁幕国家所面临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应设法从其邻国打入苏联阵营。南斯拉夫是一个情况很特殊的国家。1948年，为了建立稳定的政府，战时共产主义抵抗首领铁托元帅必须击败来自右翼组织的内部反抗。同年夏，他与苏联决裂后，他的政权是否还能得以持续，曾一度不得而知。7月，秘密情报局获悉，铁托亲自与瑞士当局进行交涉，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庇护。此后南斯拉夫政局稳定，铁托在这个民族联邦共和国又连续担任了三十年主席，只是它最终未能得以维持下去[571]。而秘密情报局20世纪40年代在该国的情报活动几乎没有什么进展。1947年，情报局利用一商业掩护下的特工，获得关于南斯拉夫民用与军用石油储存装置及储备量方面的详细情报。随后，他们雇用了一家西方石油公司的职员为非正式助理，希望能够继续获得相关情报，但没有获得任何成果。
从1946年到1949年10月，希腊皇族政府（在英国与美国的支持下）击败了共产党游击队的反抗而取得最终胜利[572]。秘密情报局在“二战”后的希腊占据了一席之地。1946年5月，百老汇决定在雅典建立一个情报总站（奈杰尔·克莱夫任负责人，此人战时在秘密情报局功勋卓著），并分别在萨洛尼卡与弗洛里纳设立分站，这两个北部城市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合对其共产主义邻国进行情报活动。其代表的主要任务是全力刺探关于希腊（特别是共产党人）、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亚南部的情报。由于伦敦对费用控制非常严格，特工的所有开支必须按财政预算进行，尽管情报站负责人被授权“在紧急需要的情况下”，“不需提前向总部申请”，可以自行开支最多150英镑（约相当于现在4000英镑）。
20世纪40年代末，秘密情报局在希腊的经历充分说明：即使是天衣无缝的精心安排与计划，在无法预测的意外事件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1948年夏，雅典一家航空公司的一名职员被雇为非正式助理（代号为“025”），他的任务是严密关注途经该城市的东方集团国家的空乘人员，希望以此能够寻找到可以雇为特工的人选。9月，他汇报也许可以考虑一位捷克斯洛伐克飞行员，战后初期他在巴黎工作时曾见过此人；伦敦让他继续调查其可能性。10月，“025”安排了一场社交聚会。聚会中他确切地了解到，该飞行员（已婚，有一个年幼的孩子）“愿意承担我们给他的任何工作，只要我们能帮助把他的家人从布拉格安全带到一个西方民主国家”。“025”安排下一程他们再见面，但1948年圣诞节前，这位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在飞往雅典的途中因天气原因坠毁。
另一次中途流产的行动发生在1948年至1949年，也与一位飞行员有关，他是塞尔维亚人，“二战”期间曾是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这位坚定的反共人士曾在1945年去过希腊，1948年9月他在希腊首都北部做一名工人。雅典情报站负责人发现他也许可以成为特工，在伦敦及秘密情报局贝尔格莱德情报站都确定他“没有不良记录”后，他便与此人进行了接触，并确定“他愿意成为一名常驻特工，搜集贝尔格莱德北部及东部地区的情报”。雅典认为，他在经过“全方位训练”后，一定会成为负责南斯拉夫情报的“潜力无限、很有价值的大特工”。雇用他后，伦敦和雅典开始考虑应该经海路还是陆路，从希腊还是德利亚斯特让其秘密潜入。1948年冬至1949年春，他进行了强化培训课程学习（包括无线电通讯学习）。一切进展都十分顺利，可就在这时，他“突然得了非常严重的结核病”并在1949年住进了医院，行动只好取消。另外还有一个代号为“沉思”的行动计划。这项行动需要希腊空军的密切合作，使用一架装有特殊设备的喷气式飞机，获取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亚边境的影像情报。但这项计划遭到一位希腊大使的否决，因此被迫暂时放弃。
但有的行动也很成功。1949年春，尽管不久后反叛者投降[573]，雅典报告其代号为“达摩克利斯”的行动获取了关于共产党行动的广泛情报，其中包括一些高层特工提供的情报。还有一个马其顿大麻走私者，他在南斯拉夫南部搜集到一些军事和经济情报（大多是军队部署与铁路运输方面的情报），伦敦认为这些情报“质量相当高”。他每三周去一次边界地区，获取的信息报告给当地特工负责人，每报告一次获得10英镑的报酬，该特工负责人则每月获得10英镑。伦敦认为“考虑到所承担的风险与所取得的成果，所给的费用确实太低”，而这位马其顿人是定期报告该地区情报的唯一线人，因此同意雅典继续以这种方式向两人支付报酬。在希腊东北部，雅典情报站还设法组成一支反共产主义的“骁勇而有决心的队伍”。1949年3月至4月他们跨过边界进入保加利亚，获得一些军队部署及保加利亚支持希腊共产党反叛行动方面的情报。但同年底，希腊内战结束，秘密情报局承认，“我们的用户似乎对保加利亚南部不再那么感兴趣”。因此，获取该地区情报的“努力与冒险”在将来也许“几乎没有什么价值”。
法国与西班牙
1944年10月，孟西斯对卡多根称与法国的战斗已经“结束了”，他希望外交部解除战争爆发前所作出的禁止刺探法国情报的规定。就此展开了一场有益的讨论：监视友好国家与同盟国是否恰当。外交部理查德·斯佩特想“无限期地”继续实行这条禁止秘密情报局在法国行动的规定，除非是在与法国当局合作的情况下。他指出，发展与法国的亲密友好关系是政府的政策，而且“我们认为，英法团结是我们未来安全的主要保障之一”。如果秘密情报局开始刺探法国情报，他强调，“迟早可能被发现，这对我们十分渴望建立的英法亲密合作关系，将是巨大的打击”。“从法国获取情报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大使馆或其广泛的附属机构”，他继续说，“如果我们在那里的公开代表方法得当，他们将能够提供特情局长希望以秘密方式获得的所有情报”。
这便是这位多疑的外交官对获取秘密情报的作用的愚蠢否定。卡文迪什——本廷克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在战争中因为禁止秘密情报局在某些国家开展工作，已经吃过很多苦头”，他一开始便说。这包括30年代初的意大利。至于法国，“在战争爆发前两年，我们的错误认识是愚蠢而令人难过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卡多根在听到这句话时说。）“我们本来早该知道……法国军队不会成为我们的安全保障。”卡文迪什——本廷克继续道。他认为，“几年后，也许还会更快”，法国可能会变得“极端民族主义并十分仇外，其结果便是，真正熟悉内幕的人跟外国人交谈时将没有以前那样自由”。卡文迪什——本廷克相信“在外国的一流情报源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形成”，而是需要“长时间精心培养”，因此他认为，孟西斯应该“对秘密情报局在法国的行动进行周密计划”，并将计划方案呈递给联合情报委员会，由他们来“考虑是否解除对法国秘密情报活动的禁令”。[574]
彼得·洛克斯利的看法也很相似。他提醒同事们，外交部在《布兰德报告》中已经给孟西斯安排了一系列战后任务，针对法国的包括：任何对德国有同情倾向的法国组织；在法国的“苏俄秘密行动”；“任何有极权主义倾向的法国组织或党派”。“我们不能自相矛盾，”他又说，“如果想要‘C’为我们从法国提供最有价值的情报，我们就必须或多或少地给他在那儿行动的自由。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斯佩特先生的提议得以批准，那我们只好取消已经向‘C’提出的任务指示。”虽然洛克斯利想改变战前的法国行动禁令，但他承认“为了与法国当局的关系，我们必须非常小心”，秘密情报局的基本行动计划在付诸行动前应该交卡多根过目。卡多根表示同意，并致函孟西斯以告知他这些情况。
几天后，洛克斯利就此事与驻巴黎英国大使达夫·库珀进行商议，他提出秘密情报局应该派一名代表到法国情报二局任职。但达夫·库珀还认为，如果秘密情报局在法国的任何秘密行动都不能让法国当局知道，那么他最好也应该对此不知情，卡多根对此的旁注是“同意”。但是，1945年2月孟西斯派A.J.“弗雷迪”·艾尔到巴黎时，达夫·库珀还是知道了此事。艾尔是牛津大学哲学家，一直在纽约与法国为特别行动处做事。他在大使身份掩护下的任务，并不是进行秘密行动，而是“准备性的、考察性的工作”，即建立一些秘密情报局将来可以利用的联络关系。1945年10月艾尔回到伦敦后，达夫·库珀就此安排致函卡多根，称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愿意“重复这个实验”。他说，“我很讨厌自己的组织里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明明是在大使馆工作，可是我对他的活动一无所知，对他的行动也不能加以控制”。他摆出那套曾让关系一度紧张的大使惯有的架势，称应该“在外交活动与秘密情报活动”之间，“划出一条严格的界线”。他写道，“一位外交官在被称作间谍时，有权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与伤害，就像一位士兵被称作谋杀犯时一样”。他“当然知道秘密情报机构是存在的”，但是他坚信“其成员绝不可以以大使馆秘书或馆员的身份为掩护”。大使馆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其任何成员的秘密活动都不可能永远隐藏下去。“没有永远的秘密，”他强调，“任何事最终都会被人知道。”[575]
1946年1月，约翰·布鲁斯·洛克哈特被任命为巴黎情报站负责人时，禁止秘密情报局刺探法国情报的规定显然已经没有那么严格了。布鲁斯·洛克哈特致函伦敦，汇报法国国内政治问题，包括法国共产党财政方面的详细情况，以及共产党对法国陆军与空军情报刺探方面的详细情况（想了解这些情况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共产党与左翼党派在法国战后大选中赢得的选票可都是超过四分之一的）。这些信息大多来自法国情报机构提供的文件资料，也包括布鲁斯·洛克哈特所说的“传闻”。1947年10月布鲁斯·洛克哈特的情报站负责人继任者，仍然把共产主义作为主要目标。一年后，驻伦敦西部地区总监强调，巴黎情报站主要有两大职责：“（1）与法国情报机构进行联络；（2）代表秘密情报局，通过秘密方式获取情报。”但是，这两大职责实际是相互矛盾的，因为要求情报站负责人联络的法国情报机构中，相当一部分都要防止外国情报机构进行秘密情报活动。为了降低秘密情报局行动受到损害的风险，巴黎接到指示，减少“可能会被地方当局理解为反法的”行动。对巴黎情报站“目前的情报刺探活动”进行简要分析后，西部地区总监最后得出结论，“巴黎情报站是在法国土地上攻击法国的敌人，除此之外，无法证明它在以某种方式进行着不利于法国的活动”。即使在邻国比利时、西班牙及意大利，目前也没有反对法国的情报刺探活动。
继达夫·库珀之后的大使奥利弗·哈维，对在法国的秘密情报活动同样持消极看法。1948年9月，他得知秘密情报局在法国进行的一次行动后，便对外交部提出了抗议。海特致函孟西斯，要求他“对目前在法国的行动作出简要的解释”，以此安抚哈维。海特表示，外交部西方事务处及贝文都不赞同哈维的观点。欧洲总监肯尼斯·科恩在征求孟西斯的意见后，草拟了回复海特的函件。函件强调，与法国的关系是“友好真诚而卓有成效的”。事实上，目前的主要困难是“与法国要求我们合作的步伐保持一致”。毫无疑问，“保持这样的关系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它同时指出，秘密情报局也保持着某种“有直接性质”的“联络关系”，并且“我从来没有向法国隐瞒，对法国共产党活动的情况，我并不打算完全依赖于他们的猜测，而是要对其进行直接的调查”。下一步行动是，“寻找出与巴勒斯坦争端相关的非法移民及军队组织”。函件称，秘密情报局在此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由于英法两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存在分歧，这些努力“有时候引起了一些摩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