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到北京，但没有到长城，心里老惦记着这个遗憾，沉沉地，有时会突然在梦里出现幻象，感觉几次到过长城。这些年，我又两次来到北京，最终如愿成行，踏上了长城。我扶着城墙远眺，仿佛在泛黄的竹简里嗅到了书香，一时迷茫，一时陶醉，心头一时没了着落，脚下有了失重的感觉。我想放声大喊：长城，我来了，让飘飞的心思落到长城上。但我没能这么做，我感觉到了心灵的沉重，我甚至感慨一个人的念力是可以至少改变他自己的人生的。
站在八达岭长城上，就是站在中国的地标上。我想象着来自月球的目光看着我看着长城的美丽夜景，应该是一首幽美的诗。诗里的月光是洁净的，如雪一样的冷静，如害着相思的处子的幽怨。诗里还有夜色，是蓝色的夜，大海一般潮起潮落，犹如五线谱上的音符在飘动。一条巨龙，在八达岭的山脉上逶迤蜿蜒，盘旋而上，形成一条绵延不断的龙脉，激励着中华儿女慷慨长歌，壮烈满怀。我这样感受长城，化磅礴为坦荡，化雄浑为执著，藏一个长城在心中，挺直腰杆也有一股精神气贯彻全身。2007年10月，正值不惑之年的我，一个人来到这里，留下了我的足迹，带回了我和长城的合影。毛泽东他老人家在长征途经六盘山时，曾经写下一首著名的诗篇《清平乐·六盘山》，其中有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成为千古佳句，广为流传。更主要的是这句话成为一种世俗文化，作为一条做好汉的标准，被人们津津乐道。这对于一个到过长城的人来说，无疑是很值得夸耀的资本。然而，我又一次经历了一种熟悉的心理体验：怀揣怦怦跳动的心，满脑子极具感情的想象，来到长城脚下，当真切地看到长城的那一刻，心竟很快地平静下来，没有了其他的想法，反倒多少有些失重的感觉。
1987年，我到陕西的骊山就有过这样的心情。当时我和我的文学老师都是第一次去，他比我更失落。尤其想起白居易的《骊山行》，失落的感觉更强烈。这种感受其实就是唐代诗人崔颢在他的《黄鹤楼》一诗中表达的心情。“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淡淡的愁绪就是一句话“人去楼空”产生的失落。人是物的灵性和精魂，人在创造物的同时完成自我创造。没有了人的活动，创造性的活动，无论怎样繁华，也只是一种喧闹。就譬如眼下，长城脚下游人络绎不绝，熙熙攘攘，一片繁华，但是对于长城来说，这些都是一派虚假的繁荣，远不如当年几个兵卒，一营哨队更能体现它的价值。长城，作为一个实体存在，它只属于那一段历史。
无法想象，万里长城的修筑是怎样一项浩大的工程。在那个冷兵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又是以怎样的豪情挑起这副重担的？不敢说这是历史的重荷，但在当时肯定是时代的需求。一代人只能负担一代人的历史责任，但是长城显然是几代人共同完成的。公元前7世纪的战国时期，中国北方诸侯割据，他们防御邻近诸侯的侵袭，在各自的领土上先后筑起了一段段防卫墙。与此同时，燕、赵、秦三个诸侯国的北方，又与少数民族中以游牧为主的匈奴族为邻，为了防御匈奴的骚扰，三国各自都在他们的北方修筑了长城。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为防御东胡，“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秦早在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就曾“堑洛”，即沿洛河修城以防魏。秦惠文王后元元年（公元前324年），又曾“筑上郡塞”以御赵。秦昭襄王时，还在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看来效果不错，到了公元前3世纪统一了中国，尝到甜头的秦始皇命大将蒙恬把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用来防御新建立的庞大的秦帝国更为辽阔的北方边境的胡人。秦把长城的战略防御功能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惜国力民力，一举完成了万里长城的伟大壮举。从此，中国历史上再也抹不掉长城的身影，而且历朝历代都会浓墨重彩地绘上自己的一笔。及至明朝，比秦始皇更看重长城的战略地位，更是不遗余力，甚至不惜血本修筑长城。先后命几位大将指挥这项大的战役，一个是开国名将徐达，另一个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明长城东起渤海湾的山海关，经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到甘肃的嘉峪关，穿过崇山峻岭，山涧峡谷，绵延起伏，长约12000多华里。很显然，长城是冷兵器时代的硬兵器。但是，如果说秦筑长城以“拒胡”，人为地制造民族隔离，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还没有找到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的话，历史走了近二千年，还没有找到就不能不说先人的智慧的确出了问题。其实，中华民族的交汇融合不知经历了多少次血与火的洗礼，但是，长期滞留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中原地区并没有能够引领时代风流，而是一次又一次地陷入不能自拔的酱缸文化，自我陶醉，自我消磨。我一直都把安史之乱作为一条分水岭，大唐之后的一蹶不振，让整个历史都沉溺于颓废，一直徘徊在一种模糊之中，搞不清是病恹恹，还是懒洋洋，让你找不到一副猛药，出不了那一身的臭汗，憋屈得很。
如果把长城单纯地理解为军事防御体系，对于今天的我们就显得过于褊狭。历史上长城的防御功能一直都跟它身后的王朝综合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力强大，长城就会成为一道铜墙铁壁；国力羸弱，长城就会成为任其跨越的一道底线。站在长城上，看着眼前的壮景，我想到清王朝一统中国的起点山海关。应该说山海关不愧为一道雄关，但是清人几次绕过它，兵临北京城下，如入无人之境。袁崇焕驻守山海关也不能阻挡他们的铁骑。偏偏弱国最多疑，失去主心骨的明王朝最终失去了对山海关本来就不多的一点点信心，中了反间计，错杀袁崇焕，自毁长城。其实，明王朝毁的是长城的灵魂和精神。换了吴三桂驻守山海关，山海关仍然是明代万里长城东部的一个重要关隘，是中国华北与东北交通必经的关隘。仍然不失为“天下第一关”。正如这座雄关的缔造者，开国大将徐达在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设关所言：“枕山襟海，实辽蓟咽喉，”关城北倚峰峦叠翠的燕山山脉，南临波涛汹涌的渤海湾，地势险要，素有京都锁钥之称。但是拿钥匙的人并不能决定开不开门的事。在明王朝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消灭之后，吴三桂拱手把钥匙交给了清王朝。应该说，吴三桂的选择既是他个人的，也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已经无可回避地把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降低到了极限，中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各民族的大融合已经不可阻挡。当然，方式也许还有更好的，但是，在这片家园的土地上，当时我们只看到了三股力量，来自东北的清政权，活跃在中原地区的大顺政权和明王朝政权。这三股力量较量的结果也很简单。大顺农民军攻占了明王朝的心脏北京，明被大顺灭。清接过吴三桂的钥匙，轻松入关，与大顺会战，一举击败大顺。剩下的就是清王朝开始收拾残局，重新布局了。现在看来，清王朝前期的开局还算良好，疆域不断扩大，民族进一步融合，经济社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长城不再是中华民族的樊篱，它的精神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自此以后，长城就作为见证中华民族兴旺的象征，更作为全民族团结奋战的精神，更多地走进了中国人的心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也许，和我一样来到长城脚下的芸芸众生们，并不满足一个好汉的骄傲，更多地在这根脊梁上挺挺胸脯，昂昂头颅。至少，在长城上练练扩胸运动，做做深呼吸，用几千年的浩然正气涵养一下自己的灵魂，校正一下自己的脊梁骨，让它更端一些，更硬一些。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跟小人赌气，不要跟红人较劲，不要跟势利过不去。历史固然会给一些人以机会和运气，包括自己在内都可能会一帆风顺，或者很背时，但是时代的主流更需要正气，一个人的一生更需要骨气。这些做起来很难，主要是要牺牲掉一些个人的既得利益。那么，这样的牺牲值得吗？弯腰一辈子，挺直了也是一辈子，人究竟应该怎么活？
这让我想起清朝宰相张廷玉的一首短诗：“千里家书只为墙，再让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巧妙地解决了家人和邻里的一场争地纠纷，两家各让三尺，便有了“六尺巷”的佳话。有人还据此作了一首打油诗：“争一争，行不通；让一让，六尺巷。”这是借长城说事，但却一语道破长城的天机。秦始皇是何等人物，万里长城正是他执政时期的不朽工程，也算得上是他的丰功伟绩。但是，他却制造了他不能带走的东西，而且也不再是属于他的东西。还是在很年轻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哲学，很热衷于哲学话题的辩论。有一道辩题就很有挑战性：上帝是万能的，那么，上帝能不能制造一块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当时，我想不到会拿出这个例子来。真的是这样，人是伟大的，也是渺小的。当你很伟大的时候，最好学会能渺小。当你很渺小的时候，不能没有一点点伟大的抱负。终到了，为自己做点什么的时候，也想着给别人留点什么。往大里说，就是让你的价值也成为别人的利益。这也许就是张廷玉对长城的理解，我也愿意这样理解我心中的长城。
不管怎样，孟姜女哭长城，是万里长城最精彩的绝唱。因有这一哭，长城有了温度，有了生命，值得礼赞。长城就是中国男人的骨血，中国女人的泪，中华民族的脊梁。没有孟姜女哭长城，我们就听不到时代的脚步，读不懂历史的长卷，体会不出先人们的长啸。八百里长城被哭倒了，才会有万里长城的凌空出世。我们有修筑长城的男人，更有哭倒长城的女人。这是铮铮铁骨的中国男人的幸福，也是柔情似水的中国女人的幸福。我们的长城就得有人疼有人爱呀。
随着游人一路攀登，每每回头瞭望远处，在辽阔中体会苍茫和深远，让心情也随着开阔起来。但是，怎样才能更亲近长城呢？我想到了孟姜女，唯有这长城还有着亲人的骨血，还藏着爱人的体温，才可以放声痛哭，放声长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