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4纵的阵地在包围圈的东面，和10纵、冀鲁豫独立旅共同防守。在战备休整期间，陶勇命令部队加紧进行作战准备，对敌据点遍挖坑道，把条条坑道挖到敌人阵地前几十米的地方。这种通过壕沟坑道逼近敌人的办法，叫做“迫近作业”，对于歼灭平原被围之敌非常有效。
12月份的中原大地，已是隆冬时节，加之天空阴云密布，大雪纷飞，淮海平原到处是一片白茫茫大雪铺地。国民党军飞机因风雪无法空投粮弹，杜聿明20多万军队已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人民解放军却依靠解放区后方人民昼夜不停的运送支援，始终保持粮弹充足，人强马壮。
1949年1月6日，陶勇接到命令，华野的10个纵队加上一个独立旅，向被围困多日的杜聿明部发起攻击。当晚，陶勇率领部队南东向西突击，经过20来天的休整，陶纵精力旺盛，攻击部队万炮齐轰，炮弹似狂风暴雨，一簇簇地倾泻在敌人阵地上，鹿砦炸翻了，地堡摧毁了，霎时间敌阵地变成了一片火海。各部队随着呼啸的炮火迅速出击。陶纵与坦克密切协同，在密集的炮火支援下，加上利用交通壕，部队似利剑钢刀，插入敌阵。
6日当晚，陶勇指挥第12师迅速攻占了鲁老家、小阎庄、吴楼。次日，敌李弥兵团开始动摇。陶勇乘胜展开猛攻，紧接着，陶勇不断收到胜利的喜讯：第10师和第11师分别攻克了朱庄、竹安楼、朱楼等据点；崔庄之敌41师2000多人，由副师长率领，向我第12师34团投降；35团攻占黄庄户后到10日拂晓，攻占了杜聿明集团总部所在地陈官庄。
陶纵已经杀到了杜聿明的大本营。杜聿明、邱清泉不得不逃到陈庄第5军军部。35团乘胜追击，在攻占陈官庄的同时，迅速攻占了敌李弥兵团部陈庄，杜聿明、邱清泉、李弥等人落荒而逃。至此，杜聿明集团已土崩瓦解。陶勇的心情格外兴奋，决战淮海大功告成，可是杜聿明还没踪影呢？
这时，第11师政治部陈茂辉向陶勇报告，该师在张老庄抓到一个名叫高文明的俘虏，他自称是第13兵团军需官，却说不出第13兵团机关几个处长名字。陈茂辉告诉陶勇说，高文明衣着考究，别着派克钢笔，戴着进口防水游泳手表。
陶勇心想，这个“军需官”是不是杜聿明呢？他命令陈茂辉立即将这个“高文明”带到纵队司令部。郭化若和杜聿明是黄埔军校同学，带到纵队司令部，这个“高文明”的身份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两个小时以后，一辆吉普车开到纵队指挥部门前，陈茂辉押着“高文明”走进来。
陶勇上下打量着身穿士兵棉服和破大衣的“军需官”，只见他嘴里叼着骆驼牌香烟，额角上贴着一块白纱布，早已没有了昔日的威风。郭化若走到杜聿明面前，以同学身份与他交谈起来，郭化若说道：“这一仗没打之前，就注定了你们失败的命运；打仗的开始就是你们失败的开始，因为你们打仗是为帝国主义服务……”
郭化若一口气说完，见杜聿明额头出汗，再也不讲话了。杜聿明接过陶勇递过来的香烟，面部的表情十分尴尬。面对同学和对手，他一时不知说什么，低着头一个劲地吸烟。
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陶勇所率4纵共歼敌7万余人，其中俘敌5万余人，缴获各种枪炮2万多件，部队从开战时的2万人增加到了5万人。淮海战役以它的伟大胜利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淮海战役之后，陶勇奉命率领4纵来到峄县整训。对峄县，陶勇并不陌生。两年前的鲁南战役就是在这一带进行的。部队一驻下，陶勇便开始了淮海战役总结，他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1949年1月作出的《关于目前形势与1949年任务的决议》，并对部队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作出了安排。
1949年2月，中央军委决定对人民解放军进行统一整编，将野战军部队统一整编为五大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四个兵团和一个特种兵纵队，陶勇率领的4纵改为第23军，属7兵团建制，下辖67师、68师、69师。陶勇为军长，卢胜为政委，梅嘉生为副军长，刘文学为副政委。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陶勇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取得了赫赫战功。
部队进行整编后，中央军委指示，加紧进行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原淮海战役总前委继续行使统一领导渡江作战的职能。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率领二野、三野百万大军，纷纷南下长江北岸，开始整训和渡江准备。
2月9日，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在徐州召开会议，对各部队的南下路线、集结地段、作战地点都进行了详细的部署。浩浩荡荡的大部队汇成向南挺进的洪流，千军万马渡过黄河、淮河、汉水，越过大别山、霍山等崇山峻岭。
已告别游击时代的人民解放军，此时已初步形成一支有一定机械化作战能力的大兵团。如今，在山谷和羊肠小道上南进的行军行列，除了精神振奋的士兵，大批的骡马、炮群，还有了一定数量的坦克。
部队就要横渡长江，进军江南了，全中国的解放指日可待。陶勇感到非常兴奋。在指挥部里，他在军用地图前认真研究敌我态势。
陶勇还清楚地记得，红军时期他曾随西路军西征渡过黄河，但黄河的情况与长江有很大不同，长江水的流速很大，又因长江水受月亮盈亏的影响。农历初一、十五为高潮，初八、二十三为低潮。潮涨潮落，直接影响船只入江和登岸靠岸。再说，长江上还设有敌人的许多要塞据点。
根据总前委对敌情的分析，陶勇认为，渡江作战的重点就在能不能迅速地登上对岸。历史上的渡江作战，对南京的进攻一般都将渡江点选在南京西南或以东地区，而且侧面渡江者多，正面渡江者少。
当面的敌情是，国民党军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的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上海至江西省湖口800多公里的地段上，重点置于南京、上海段，其中直接担任江防的有54个师，并以海军一个舰队，各型舰艇89艘，集结在长江下游，在长江上摆了一个长蛇阵，在上海、南京等地配置飞机250架，组成所谓“立体防御”。就其整体防御来说，国民党军的兵力根本就不够，70万人要守1400公里的正面，他是守不住的。为了渡江的成功，人民解放军可以避开国民党的要塞，哪里能渡江，我们就在哪里渡。只要能登上南岸，事情就好办了。
陶勇的思考与总前委的分析不谋而合。总前委对渡江作战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拟制了《京沪杭作战战役实施纲要》。纲要指示二、三野战军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准备渡江作战，直捣京、沪、杭敌人巢穴。
陶勇接到命令：率25军暂归叶飞任司令员的第十兵团指挥，南开江苏泰州地区集结，参加东线作战集团的渡江作战。
陶勇马上把这个命令传达下去，全军上下一片欢腾。400多公里行军不在话下，部队飞速向泰兴以南地区挺进。陶勇看到经过20多天整训的指战员们斗志昂扬，兵员和装备充足，兵强马壮，他的内心十分高兴。
离开整训地点时，解放区人民夹道欢送子弟兵远征。老百姓的信赖，家乡父老的深情激励着官兵的心。
陶勇挥手向百姓们告别，率队前行。经过整整20个昼夜不停的行军。3月11日，部队意气风发地到达泰州。一到驻地，陶勇看到全军官兵士气高涨、求战心切，心情振奋。同时，他也告诫大家，要破除北方籍战士“江无底、海无边”的翻船恐惧心理，既不要恐敌、惧敌，也不要轻敌。
陶勇在进行战斗动员时，反复告诫战士们，长江并不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防线。千里江面，防不胜防，顾东顾不了西。更何况这时渡江是在敌人走向全面失败，人民军队走向全面胜利的时刻，这更有利于人民军队的顺利渡江。
陶勇说，尽管据守江岸的国民党军队多为屡败之师，我军的渡江能力大大地得到提高。但浩荡奔腾的长江毕竟是名副其实的天堑。归根到底，过江还是得靠舟船摆渡。此时的解放军，不但没有现代化的渡河登岸器材，甚至在部队刚到江边时，连木船也被国民党破坏或抢劫到南岸。而且在这百万大军里，“旱鸭子”居多，有许多甚至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宽阔的水面，这都给我军的渡江作战带来极大的不便。
陶勇周密组织战前侦察，征集船只，制作机帆船和木排，以弥补沿江一带船少、水手少的不足。为了征集木船，陶勇抽调了大批干部和战士，协助地方党委和人民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深入的动员下，许多渔民船工驾船报名参加运送大军渡江的船队。我军付给参战船工一定的报酬，每个船工不但有自己一份工米，还可以领到家属的救济粮。管理船队的干部与船工平等相处，亲如家人。这和国民党军队抢船抓夫、烧船、抢掠、残害百姓的种种暴行，形成鲜明的对照。影响所及，各地群众纷纷向渡江部队提供船只，有些渔民船工甚至全家驾船从百里之外赶来参战支前。在培训水手方面，原是海防纵队的新四军水兵有了用武之地，陶勇特意把他们安排在各艘船上掌舵驾船。
在陶勇的精心组织下，部队征集和改制的机帆船，总共有大小船只539艘。为作战需要，军和第一梯队师团都成立了船管大队，配备了能干的军政干部，选调了一批优秀的班、排长任船长，和船工们开展“合同立功”。在拥有现代化的国民党军陆海空立体防御面前，人民解放军赖以强渡长江天堑的，竟是这些渔民船工驾驶的原始木船，这不仅是一个奇迹，而且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为了把渡江作战的各种准备做深做细，陶勇派出侦察部队，潜入江南敌后查明了当前敌情和敌人设防要点，发现敌军一个旅依托江堤构筑了很多野战工事，设置了大量防御。陶勇选择了渡江点，疏通了船舶入江的港汊航道，选择和构筑了观察所与炮兵阵地，部署了战时的后勤保障，完成了敌前的船只隐蔽。
1949年4月20日，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国民党政府在蒋介石幕后操纵下，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谈判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条件而破裂。
当晚8时前，在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个个目光中闪着兴奋的火花，两眼紧紧地盯着各自手中的怀表，在期盼着一个伟大时刻的到来。
与此同时，在渡江作战总前委的作战室里，前线指挥员们一双双眼睛都紧紧盯住闪闪发亮的秒针，大家屏住呼吸，也在等着同样一个伟大的时刻的到来！
当时针准时指向8点整时，总前委下达命令：向江南进军！伟大的渡江作战开始了。第三野战军担任中集团突击段，霎时间万炮齐发，天地震颤，火光映红了天空。千里江面上，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捷报。我军全力猛攻，势如破竹。敌人闻风丧胆，已经全线崩溃。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指示：渡江作战要实行靠前指挥，战斗部队过江一个营，师长就要过江，过江一个团，军长就要过江。
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在部队渡江的第二天凌晨，立即决定过江指挥。
4月21日晚7时30分，陶勇命令满载着23军突击部队的战船，按预定的战斗队形，在迷茫的夜色中迅速驶出各启渡点，乘风破浪，向南岸疾驶而去。陶勇和卢胜在指挥部里指挥着渡江战斗。陶勇看到，在千里江防线上，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千帆争渡，向着对岸奋勇冲击。
敌人的炮火十分猛烈，一些船被打翻了，一些同志牺牲了、负伤了。但指战员们的斗志是高昂的，毫不畏惧地勇往直前。篷杆被打断了不能升帆，就摇橹划船；船板被打穿漏水，就用衣服去堵，用身体挡住；船工牺牲了，水手接过舵继续渡江。官兵们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炮火，掩护船工。
按照原来的预计，利用现有的渡船，横渡4000米水面的长江，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由于官兵们无畏的勇敢精神，只用了20分钟，突击部队就突破了敌人的“天险防线”，迅速登上了南岸。
当电话里传来突击部队登陆成功的消息时，陶勇十分高兴，为了巩固滩头阵地，陶勇立即命令各炮群按预定火力计划，进行猛烈的压制射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登陆部队在炮火的支援下，英勇地冲进敌人碉堡，敌官兵有的连酒杯、麻将牌还没来得及放下就举手投降了。
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人民解放军渡江大军全线突破江防后，国民党军立即陷入混乱状态。陶勇指挥各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敌发起冲击。指战员们英勇奋战，展开肉搏，打乱了国民党军291师的指挥。击毙了敌师长，残敌逃往常州。
为了靠前指挥，陶勇迅速渡江，亲率部队追击敌人。听着耳边嗖嗖飞的子弹，眼见硝烟弥漫的战场，陶勇深深为胜利的前景所鼓舞。为战斗的气氛所感染，不禁独自率领警卫营的一个排，乘上缴获的汽艇，由金坛河南下溧阳，在董家舍、古渎附近用冲锋枪、手榴弹同西岸敌人进行战斗。
解放军将领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官与兵生死在一起，这是人民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只顾个人利益，在作战时你等我看，不能协调一致地配合作战，这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过江后，沪宁线上敌人已陷入一片混乱。无锡、苏州之敌向上海狼狈逃窜。南京、镇江之敌纷纷向浙江溃退。23日午夜，第8兵团解放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城。至此，统治中国22年之久的蒋家王朝宣告覆没。
这一天，陶勇奉陈、粟命令，统率各师在阴雨连绵、泥泞道路上分路追击，堵截溃逃之敌的退路。
陶勇率领23军指战员，乘胜追击，决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在解放杭州之后，率部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至27日拂晓，上海市全部解放。
在欢庆胜利的时刻，陶勇会心地笑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月3日，陶勇奉命率领部队到达平湖、海盐地区集结，投入海上练兵。陶勇奉命归七兵团指挥，攻歼舟山群岛残敌。12月，陶勇被任命为第九兵团副司令员。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并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把侵略的战争肆意扩大到中国边境。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中国人民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25日，揭开抗美援朝战争序幕。
11月，陶勇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辖第20、第26、第27军）作为第二批入朝参战的部队，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率领下，先后由集安、临江入朝参战。
第九兵团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在宋时轮和陶勇的率领下，来到东线战场。在兵团指挥所里，宋时轮和陶勇共商战斗部署，两人配合十分密切。宋时轮对陶勇的指挥才能十分称赞，而陶勇对宋时轮的军事理论也深为钦佩。
战斗部署一定，作为副司令的陶勇，亲临前线指挥部队作战，留宋时轮在后边统一指挥。
第九兵团入朝作战的第一仗，即长津湖之战。
长津湖是朝鲜美丽的湖泊，也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由发源于黄草岭的长津江向北在柳潭里和下碣隅里之间形成长津湖，最后注入鸭绿江。1950年11月，陶勇率志愿军第九兵团在这里与侵朝美军的较量，是一场改变历史进程的战斗。
第九兵团入朝时，志愿军发起的第一次战役刚刚结束，“联合国军”虽遭志愿军迎头阻击，但仍然认为中国是“象征性出兵”，“并不是不可悔的势力”。因此即迅速集中其全部侵朝部队兵力，发动一次能“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企图将志愿军赶过鸭绿江，占领全朝鲜，并要在12月25日前结束朝鲜战争。
长津湖畔，零下30度的严寒侵袭着这里的崇山峻岭。长津湖地区是朝鲜北部最为苦寒的地区，海拔在1000至2000米之间，林木茂密，道路狭窄，人烟稀少，夜间最低温度接近零下40度，当年又是50年不遇的寒冬。第九兵团的战士大多来自南方，战士们穿的都是南方的冬季服装，北方严寒地带的棉衣还没有发放。由于朝鲜战况紧急，九兵团的官兵在缺乏御寒服装的情况下，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隐没在朝鲜冰雪皑皑的群山中。因为美军的空中优势，部队白天无法行动，只能在夜间行军赶路。在入朝第一天行军中，就冻伤了700余人。志愿军每个班只有薄薄的棉被，士兵休息时，将它垫在雪地上，大家挤在被子上只是保持不被冻僵，根本谈不上取暖。战斗打响前，许多部队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吃上一顿热饭，有的战士冷得浑身发抖，渴了只能靠吃冰雪解渴。
陶勇看到不少人冻掉了耳朵、鼻子，手指变脆，有的脚上没穿袜子，脚和毛皮鞋冻连在一起，心情十分难受。他亲自看望守战壕的部队和冻伤残的官兵，关心、安慰、鼓舞伤员的斗志，又立即派出卫生队解决伤冻问题。部队仓促入朝，一切后勤组织与运输工具没来得及调整和补充。部队和后勤相距一百多公里路，经常吃不上、喝不上，陶勇和前沿部队同甘共苦，一把炒面，一把雪，有时还常常饿肚子。
陶勇看到，热爱自己祖国、深切同情朝鲜人民的志愿军钢铁战士们，在朝鲜的连绵无尽的山峦间进出。在冰雪的战壕里，战士们坐卧在冰冻的土地上，有些人吃着带着冰碴的马铃薯和雪团，但是，他们没有怨言。他们知道，如果要保卫可爱的祖国，就不能不在这样困难条件下进行反侵略的战争。
一切仇恨都指向敌人。陶勇与战士们一起在战壕中研究敌情，分析美国这只“纸老虎”的弱点和短处。陶勇说，大家都看不起美国侵略军，但是大家都不要轻敌。
按照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总部的命令，第九兵团的部署是20军、27军为第一梯队，26军为第二梯队。面对的是美帝侵略者吹嘘的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美海军陆战第1师和步兵第7师等部队。
黑夜，繁星和弯月照亮积雪的山路，无数人流涌向敌人。很显然，在朝鲜战场上，反攻的日子已经到了。白天，战士们坚决守住已得的阵地。夜里，战士们向敌人进行新的、无情的攻击。在苍茫的群山中，有敌人的地方也就有我们，到处都是枪炮与喊杀声。
面对美军和南朝鲜军气势汹汹发起的“圣诞总攻势”，志愿军在东线战场上的反攻开始了，陶勇指挥三个军作战。由于志愿军没有制空权，九兵团的前线指挥所经常遭到敌机轰炸，屋顶上的碎石瓦片扑簌簌滑进脖子里、头上、身上，爆炸声震耳欲聋。陶勇临危不惧，密切注意战场情况，及时掌握敌情，命令部队一次次反击。
沿长津湖行进的美军部队主力是海军陆战一师，美军以坦克开路，穷凶极恶地一次次反扑。
11月27日，长津湖一带开始普降大雪，气温到了摄氏零下40多度，恶劣的气候给作战和弹药补给都带来了极大困难，但是为了抓住美军兵力拉得分散、尚未发现志愿军集结的有利时机，陶勇与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商量，果断决定发动进攻。
战争进行得异常艰苦，入朝初期，陶勇连续饿了七天，得了胃病，他强忍着仍然坚持在一线指挥。为了使供应系统畅通无阻，陶勇绞尽脑汁亲自帮助后勤筹划布置，计算运输力和检查督促将兵站分别移到前线，保证部队吃饭。
部队在陶勇的关怀和指挥下，英勇无畏地战斗着。陶勇指挥的兵团所属第20军和第27军经过一夜战斗，把一字纵队行进的机械化美军陆战第1师切成了四段。战士们冒着严寒，打得英勇顽强，很多美国兵都是在睡袋里面被打死或者俘虏的。
陶勇看到，由于重型火炮全部未能跟进，冲在前面的战士们只有少量轻便火炮伴随步兵行动，无法对迅速用坦克防护起来的美军防御阵地形成实质性威胁。志愿军携带的迫击炮炮管因受冻收缩炮弹根本放不进去，轻机枪必须时常拨动枪机撞针才能保证随时都能打响，陶勇命令各部队，充分发挥步枪、冲锋枪、刺刀和手榴弹这些轻武器的作用，把手榴弹当成“重武器”使用。陶勇指挥部队兵成多路，分割围歼美军。一次次战果报到前线指挥所。
激烈的战斗中，相对于美军的自动武器和坦克装甲车，陶勇深感志愿军火力严重不足。他命令各军，要依靠丰富的战斗经验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尽可能隐蔽接近到手榴弹投掷距离，然后突然投出大量手榴弹，紧接着发动猛烈冲击，以此战术打垮对手。
陶勇的这一招果然奏效，有个部队指挥员高兴地对陶勇报告说：“我们靠夜战、近战，消灭了美军一个营，缴获了美军鸭绒被等御寒物资，还有美军准备过圣诞节的高级点心和巧克力。”
陶勇把国内战争中的近战、夜战和游击战等战术用到了朝鲜战场，而夜幕是这种战术最好的保护伞，战士们利用夜色风雪掩护，隐蔽接近公路上的美军，经常打得美军措手不及。美军指挥官向上级报告时说：“我们遇上了极其强硬的对手，中国军队是亚洲的一支游击军队，来自农民的士兵每天只吃很少一点口粮就能作长途行军。他们的士兵在中国的多年内战中已经习惯于夜间行军、作战和昼间隐蔽了。”
经过数天的顽强激战，陶勇指挥九兵团部队迎头痛击从咸兴向长津地区进犯的美军和南朝鲜军部队。敌人在中朝部队的密切配合作战下顶不住了，在其海空军的火力掩护下从海上撤回朝鲜南部。总攻势成了总溃退，向咸兴南道逃窜。
陶勇指挥所属部队乘胜追击、围歼，从长津湖地区打起，一直打到东部沿海咸兴、兴南地区。美军丢盔弃甲，乘船从海上狼狈逃窜。
经过20多天的激战，长津湖战斗胜利结束了。陶勇指挥第九兵团入朝作战首战告捷。
长津湖之战结束后，陶勇率领九兵团在朝鲜战场上英勇征战，战绩辉煌，在东线战场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第九兵团打出了“老虎兵团”的称号。
在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战争中，陶勇和第九兵团指战员同甘共苦，在坑道里指挥作战。那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坑道，如同温暖的家紧紧维系着他与指战员的感情和生命。
1952年11月，第九兵团胜利完成抗美援朝的光荣使命，凯旋回国。回国前，陶勇荣获了金日成主席亲自颁发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一级勋章两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