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6月，中日间的冲突不断升级，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正为此事忙得焦头烂额。这时，李鸿章的幕僚盛宣怀找到他，说有个很有才华的年轻人想来见他。别人说某人有才华，李鸿章或许要怀疑一下，但盛宣怀毕竟是他的亲信，所以，李鸿章便放下手头公务，让盛宣怀讲讲这个年轻人有何才华。
盛宣怀告诉李鸿章，这个年轻人28岁，是从广东来的，在香港学过西医，是个不错的医生。听到这里，李鸿章就迷糊了：这个人是想来我的部队当军医吗？李鸿章耐着性子继续听盛宣怀说下去。盛宣怀接着说，这个年轻人给总督大人写了一封近8000字的信，信里希望政府能够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兴办学校，培养人才；设立管理农业的机构，发展农业生产；开矿山，修铁路，开办近代工业；实行保护近代工商业的政策……
盛宣怀说到这里，李鸿章把他打断了：一个年纪轻轻的医生大谈治国之道，这不是开玩笑嘛！一个28岁的医生跟一个71岁的封疆大吏谈治国，确实有班门弄斧的嫌疑，更何况，总督大人还得考虑和日本人打仗的事。虽然盛宣怀极力推荐，但是，总督大人还是不愿意抽出时间见见这个年轻人，也懒得看年轻人的治国之道。
一腔热血的年轻人被总督大人浇了一盆冷水，这可伤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看来这个朝廷是没希望了，既然你们这么不思进取，那么就只能送你们上路了。至此，1895年至1911年间的中国头号“反政府分子”宣告诞生。这个人就是孙中山。
得不到李鸿章赏识的孙中山于当年底去了檀香山，也就是今天的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在那里，孙中山组织起了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从1895年开始，孙中山就不断在国内组织武装起义，试图以武力推翻清政府，孙中山也成了清政府的通缉对象。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一大批维新派人士逃亡海外，其中多数集中在日本。这个时候，孙中山也流亡到了日本。日本为什么喜欢接纳这些中国的通缉犯呢？主要是日本人有“远见”。日本人盘算着，如果这些反政府分子将来真的推翻了清政府、掌握了政权，那么，日本作为他们曾经的“朋友”，必然能获得他们的好感，这对于日本未来在中国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所以，尽管清政府一再要求日本方面配合打击反清分子，但是，日本方面却是一直在敷衍，反清人士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扰。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阻碍变法，这令维新派对她恨之入骨；革命党一心要推翻清政府，慈禧太后是清政府实际掌权者，自然是他们首要的“打击”对象。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流亡日本的维新派和革命党走到了一起，他们都想除掉慈禧。
1899年，孙中山正在计划着新的起义，而康有为也计划着组织人员在长江流域起义，以便解救被困的光绪皇帝。为了避免孤军作战，康有为派出他的得力助手唐才常去日本横滨会见孙中山，讨论一起发动起义的相关事宜。唐才常是湖南人，戊戌变法时他是个非常积极的参与者，光绪皇帝还一度下旨召见他，只不过，他还没到北京，变法就失败了。变法失败后，他被迫流亡日本。
孙中山本来是打算在广东发动起义的，不过，对孙中山来说，起义这种事自然是多多益善，所以，他并不反对康有为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的计划。为了表示对康有为的支持，孙中山特意派出他手下的吴禄贞（1880—1911）等人配合唐才常。吴禄贞当时在日本读军校，是起义急需的军事人才。孙中山此举，可见他对起义的重视。
维新派和革命党达成共识，准备以武汉为中心，在长江中游各省同时发动起义。1899年底，唐才常等人离开日本回国，孙中山、梁启超等人亲自为他们送行，孙中山还将兴中会在汉口的秘密地址告诉了唐才常等人。
唐才常把起义地点选在张之洞驻守的武汉，倒不是因为他认为张之洞软弱可欺，而是他在幻想把张之洞拉下水。
唐才常是湖南人，曾经在张之洞办的两湖书院读书，可以说和张之洞有师生关系。张之洞早年当过几次学政，期间对学子们很是照顾，后来当了湖广总督，依旧很重视读书人，这使得张之洞给学子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张之洞在谋求“东南互保”，这是公然反抗朝廷。此事在唐才常看来，更像是一种“革命”行为。唐才常想，此时如果他去武汉搞起义，也许会有意外惊喜。
另外，武汉是“九省通衢”，占据重要的战略位置，交通非常便利，一旦起义成功，可以迅速影响到全国。
再者，长江流域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而英国人是同情维新派的。汉口就有英国人的租界。唐才常设想，如果他们在武汉起义，英国人也许会给予他们“保护”。
正是基于以上种种考虑，唐才常等人选择了在武汉发动起义。可是，他们全想错了。
回国后的唐才常并没有直扑武汉，他先是在上海活动。1900年初，他借日本人的名义组织了一个“正气会”。所谓正气，源于宋末文天祥所作的《正气歌》，意在表明他们恢复中华的决心。正气会成立后，便积极活动，准备在长江流域起兵勤王。尽管“正气会”是由革命党和维新派联合组成的，但是，孙中山并没有强调革命派一定要掌握大权，他要求革命党尽量配合唐才常。
正当唐才常等人积极奔走时，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对于义和团，不论是革命党还是维新派，都持反对态度。但是，他们也一致认为，义和团运动引起的混乱局面对于他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帮助。革命党可以趁乱起义，维新派也想借机鼓动南方各省组织军队北上救驾。
根据形势的变化，康有为指示唐才常，要他把“正气会”改为“自立会”，并宣布成立“自立军”，以显示他们要和慈禧太后的政府分庭抗礼。康有为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身上，幻想这些封疆大吏能够抛弃慈禧太后，转而拥护光绪皇帝。尤其是“东南互保”以后，维新派认为，鼓动这些地方大员对抗慈禧太后的可能性更大了。
唐才常通过“自立会”，在上海闹出了一些动静，甚至还组织了一次由80多人参加的“中国会议”，简称为“国会”。唐才常宣称此次会议以“保国保种”为目的，要维护中国的主权，反对清政府的统治，但是，他却还说要恢复光绪皇帝的统治。这种自相矛盾的论调让参会者很是不满，不过，这并不妨碍唐才常继续他的事业。
唐才常不仅开了“国会”，还建立了他的自立军，并把自立军的指挥机关设在了汉口。组成自立军的人员主要有两类，一是长江流域的会党、进步军人；二是唐才常的旧同事、同学。这些曾经和他一起战斗的朋友再一次义无反顾地投身自立军的旗下，成为自立军的骨干。
唐才常所招募的会党其实就是帮派成员。这些人重义气，经常劫富济贫，又有严密的组织，是存在于底层社会的重要力量。唐才常以义气为先，有意结交这些帮派成员，而中国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又属于高高在上的一类人，这些帮派成员也很乐意结交这些读书人。所以，唐才常很容易就和这些帮派成员打成一片。当然，组织帮派成员发动起义的不止是唐才常，孙中山组织的起义大多数也是通过帮派发动的。
对于唐才常组织自立军一事，张之洞并非毫不知情，而且，他还发现湖北的官兵中，有不少人也加入了自立军。不过，对于自立军的发展，张之洞并没有干涉，而是任其发展，只是密切监视唐才常等人的动向。为了以防万一，张之洞还加强了防御措施。张之洞对自立军的发展采取不干涉态度，一方面是因为他忙于“东南互保”，不愿意在湖北大动干戈引发西方列强的担忧；另一方面是他摸透了所谓自立军的底细，根本就不相信他们能闹出什么乱子。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后，慈禧太后仓皇出逃，唐才常认为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立即发动起义。根据唐才常的计划，起义后，自立军首先要攻下汉阳兵工厂，以便获取枪械弹药，然后再去抓捕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湖北军政要员。当然，倘若张之洞等人能够主动合作，自然可以省去抓他们的麻烦。如果一切顺利，就可以挥师西安，解救光绪皇帝。
然而，事情并没有向唐才常设想的方向发展。随着起义日期的临近，唐才常给远在日本的康有为发电报，要求他赶紧把起义经费汇到国内。康有为自己是没有多少钱的，所谓的起义经费是他在海外为起义四处募捐而来的。海外华人出于对起义者的支持，踊跃捐款，据说有60万之多。面对这笔来之不易的巨款，康有为无论如何也舍不得交给唐才常，万一起义失败了，这60万可就打了水漂了，这可是60万呢！
拿不到起义经费，唐才常是不敢贸然行动的，他只能将起义的时间后延。延期起义，原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并不是只在武汉一地起事，而是在长江流域多省同时举行。由于通信不便，唐才常推迟起义日期的消息没有能够及时送到其他地区的自立军。于是，在原定的起义日当天，有人行动了。
安徽的自立军最先起事。他们攻击当地的税务机关，同时，在水军内应的配合下，夺取了8艘船。两江总督刘坤一得知此事后当即行动，他派遣大批军队前去支援，清军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安徽的自立军苦战三天后，被清军彻底击溃，起义组织者只能流亡海外。
安徽起义军被镇压的消息传到武汉后，唐才常决定不再等康有为的经费，他要立即起义。很快，起义人员集结于汉口，准备行动。不过，坐镇武汉的张之洞早就盯着唐才常和他的自立军了。不等唐才常等人采取行动，张之洞便抢先动手了。
汉口自立军的指挥部设于英国在汉口的租界里，原本是想让英国人保护他们。但是，张之洞跟英国方面打过招呼之后，英国巡捕便带着张之洞的清兵，把唐才常的起义指挥部围了个水泄不通。不过，当时唐才常并不在指挥部，清兵没能第一时间抓住他，而且唐才常很快就得知起义流产的消息。起义无望，唐才常本来是有时间逃走的，但是，他认为既然起义失败，逃走也没有意义，就决定等着张之洞派人来抓他。当清兵找到唐才常时，他已经做好了被捕的准备，跟着清兵出门而去。
被张之洞抓获的自立军成员除了唐才常之外，还有20多人，都是自立军的骨干力量，自立军的领导层被张之洞一网打尽。让人意外的是，这里面居然还有一个日本人。看来日本人对于中国的革命者当真是“不遗余力”地“支持”。此外，清军还收缴了名册、火药、旗帜等用于起义的物品。张之洞大获全胜。
抓到自立军的骨干人员后，张之洞并不愿意大开杀戒，毕竟，这些人中有不少都能算是他的学生，他还想着对这些人从轻治罪。但是，湖北当地的其他官员却不愿意饶恕这些人，湖北巡抚就极力主张把他们全部处死，毕竟，在湖北地界出现了这么多“乱党”，如果饶恕他们，这些官员将来难免要被政敌追究。众议难违，张之洞也不得不同意处死唐才常等人。经过一番审讯，在当天夜间，唐才常等人即被杀害。
在就义前，唐才常等人丝毫不惧，他们痛骂慈禧误国，声明自立军起义不过是要效仿日本明治维新，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面对刽子手的屠刀，他们高昂着头颅，催促侩子手快快动手。竟有人能如此从容潇洒地赴死，这是刽子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一时间，这些刽子手竟然心生畏惧。在行刑官的一再催促下，刽子手总算是举起了屠刀。
处理完这帮“乱党”，张之洞准备给慈禧太后汇报工作。在写到乱党们的名字时，张之洞犹豫了：这些人多数都是两湖地区的学子，和自己也算是师生关系。如果慈禧太后知道自己“培养”了一批“乱党”，她会怎么想？所以，张之洞索性只写了唐才常的名字，其他人一概略去姓名。此时的张之洞既怕自己成为亡国之臣，又为自己杀害学子而感到惭愧，可以说，他的心里是很纠结的。
唐才常等自立军领导人虽然被张之洞杀害，但是很多自立军成员并没有放弃继续起义。他们各自为战，冲击清王朝的地方政府。然而，自立军毕竟是临时拼凑而来，又缺乏统一指挥，面对清政府的正规部队，他们根本就不堪一击，零星的起义很快就被扑灭。
自立军起义彻底失败了，而且是还未发动就被镇压。造成这一后果的直接原因自然是张之洞的打击，但是根本原因却是起义条件不成熟。首先，作为起义组织者的资产阶级实力非常弱小，他们还不足以撼动强大的封建势力，一笔60万的起义经费就让康有为不舍，可见资产阶级的窘迫；其次，起义组织者不仅没有发动基层群众，甚至害怕群众的参与，对于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义和团运动，他们竟然持敌视态度；再者，他们幻想西方列强和封建官僚来协助他们，这无疑是与虎谋皮；最后，参加起义的人员多数是会党成员，这些人是在利益的趋势下参与起义的，而非抱着崇高的政治理想，起义不顺利，他们自然不会坚持到底。
孙中山等坚定的革命者并不在意一时一地的失败，他们继续在海外组织力量，准备起义。在海外的革命派当中，尤以留日学生最多，而张之洞则一向支持留学日本。结果，在海外的革命分子里，来自两湖地区的学子占了多数。也就是说，张之洞派出去的留学生，不少人都成了革命者，想着回国推翻张之洞一心要维护的大清朝。张之洞原本想让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后报效清王朝，如今却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这是他万万没有预料到的。
1903年，湖北籍的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办了《湖北学生界》杂志，他们宣传民族独立，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民族民主主义，宣称要推翻满清政府，再建新国家。《湖北学生界》的创办人都是利用湖北官费实现留学日本的，也就是说，是张之洞在资助他们。
张之洞得知他们居然要反对清政府后，非常生气，他要求湖北方面以后少派学生留学，同时电令《湖北学生界》的主办人员立即回国。此外，张之洞还指示清政府驻日本的外交人员对留学生严加约束，如果有学生胆敢抗命，就停发他们的学费，并遣送回国。
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张之洞只能像个救火队员一样四处灭火。而《湖北学生界》事件，则给张之洞以有力的回击，革命已经不可阻挡。
当然，张之洞作为一个忠于满清朝廷的地方大员，维护一方稳定是他的职责所在，而镇压起义则是他的必然选择。而且，张之洞是封建礼教的忠实拥护者，这是他的信仰所在。当有人试图颠覆他的信仰时，他为自己的信仰而战也不是什么不能理解的事情。可是，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张之洞镇压革命的行为，无疑是保守和反动的，他是在阻碍历史的进步。
张之洞爱国，这一点没有错，错就错在他把政府和国家混为一谈。千百年来，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但是，历史上把持着国家的政府却不计其数。而当时的中国所遭受的苦难，大多源自清政府的腐朽无能。这就意味着如果要挽救国家，就必须推翻反动的清政府。可是，张之洞分不清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府，他以为爱国就是维护清政府。于是，在不知不觉中，他就走向了历史的反动。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