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疾病成为情节推进的动力
首先，疾病成为品特戏剧的故事的原点。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指出，戏剧主要是由“情节、性格、措辞、思想、特技及歌曲”组成。而“情节是行动的摹仿，是事件的安排”，[93]它的重要性排在六大要素的首位。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戏剧的完整性，他认为所谓的完整，是指事件要“有头、有身、有尾”。所谓的“头”，是指“事之不必然上承他事，但自然引起他事发生者”。[94]通常认为，故事的开头是事件的交待。“开头既需要作为叙事的一部分处于故事之内，又需要作为先于故事存在的生成基础而身处故事之外，这种生成基础是父子关系的源头，或是吐丝织网的母蜘蛛”。[95]“开头实际上更像形成生命体的一个细胞，小小的核体内，已经包含了今后生长成型的所有可能性的信息密码”。[96]虽然，部分评论家认为荒诞戏剧是缺乏情节的戏剧，表现的只是一种处境。例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只是复调叙事的运用，全剧其实只是等待的反复循环，而没有情节的推进。其实，这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情节论的断章取义，情节缺乏并不等于没有情节。虽然，荒诞戏剧中的事件往往是一个事件的截取，然而，它仍然有头、身、尾部分，虽然尾有可能重复头的意象，但是这样的“尾”也是一种“结局”。评论家们公认的另一个事实是，与其他荒诞剧作家相比，品特的戏剧具有更完整的情节，因而在他的戏剧中，情节仍然是反映主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疾病在品特戏剧情节的推进中，起着多方面的作用。品特戏剧中的部分疾病在戏剧开头之时便已呈现，疾病作为话语时间，成为推动故事时间发展的介质，疾病联结起各个故事时空，引发了戏剧的其他情节。以《月光》一剧为例，病人安迪（ Andy ）躺在病床上，处于临死状态，他的妻子贝尔（ Bel）陪伴在旁，安迪迟迟没有咽气，他正在等待两个儿子来看望自己。戏剧的情节正是围绕着病床上的安迪展开。在等待的过程中，安迪跟床前的妻子的回忆将时空拉回到了从前，在从前的时空中，他们最初曾经有过美好浪漫的生活，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的情爱有所褪色，他们相互背叛，各跟对方的好友发展成了情人关系。通过病床上安迪对儿子看望的期待，剧情自然进入了另一时空，在这一时空中是安迪的两个儿子弗雷德（ Fred ）和杰克（ Jake ）对父亲的回忆，他们生活在一个破旧简陋的房间中，与安迪装修豪华的房间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他们生活的窘迫状态，他们以晦涩隐秘的语言谈论他们的父亲，从他们的谈论中发现，他们对父亲爱恨交织、情感复杂。在他们眼里，父亲既代表着精明能干、意志坚强、事业成功的正面力量，又代表着生活腐化、强权专横的反面力量，他们无法摒弃父亲在他们话语和生命之中巨大的影响，却又对父亲所代表的一切深感厌恶。在父亲即将死亡之际，虽经母亲多番联系，他们也不愿去面对或弥合这情感构成的鸿沟。以病人安迪为原点，戏剧还呈现出第四个时空，在这个时空中，是安迪与贝尔的女儿布里奇特，她仿佛虚无缥缈，却又似乎触手可及，连接起青春与衰老，生命与死亡。通过安迪的患病在床，引发了他与妻子对过往生活的回忆，再而引发了他的儿子们对父亲的追忆，同时还有他们对女儿布里奇特的追忆，戏剧的情节不断向前发展。
而在品特的另一戏剧《一种阿拉斯加》中，疾病同样是一开始就展现在观众面前。女主角德柏拉（ Deborah）患上了一种叫做“阿拉斯加”的睡眠症，她从儿时开始入睡，已一睡29 年，此刻，她从沉睡中开始醒来。坐在她面前的是她的医生姐夫。故事正是以此为开端，以德柏拉的回忆倒叙展开情节。根据品特的创作附注，阿拉斯加这种疾病是1916年至1917年始流行于欧洲的一种疾病，患病人数接近500万，这种疾病的特征是病人长期处于睡眠状态，不能说话，不能行动，没有希望与愿望，这些人通常被送进精神病院。直到5 年后，一种新药的发明，才将这些人的生命复苏。品特在叙述自己的创作动机时说：“我通常是从一种处境和一对相关人物的一种形象出发”，正是基于睡眠症的启发，品特创作了《一种阿拉斯加》。随着医生的启发，德柏拉的29年前的行动逐渐展现，以疾病为开端，品特将我们引入了过去世界，引发了我们对于时间及存在的哲学思索。
采用同样手法还有品特的戏剧《归于尘土》，该剧也是以患上了心理疾病的女主角丽贝卡（ Rebecca）在心理治疗师的催眠下的回忆作为情节推进的构架。同样的，在催眠这一短暂的时距中，通过利用人物的回忆，品特巧妙地将人物过去各个时期的行为联结起来，戏剧所有的情节均为丽贝卡在心理治疗师引导下的回忆。回忆之一是丽贝卡前男友对她的人身摧残。在回忆中，丽贝卡叙述了她的前男友，一名纳粹军官的对她以及被统治地人民的暴行。他经常用双手扼住丽贝卡的脖子，胁迫她服从，以至于丽贝卡形成了条件反射，治疗师在丽贝卡不愿意叙述的时候，只要仿照她的前男友扼住她的脖子，刺激她的神经，她就会继续叙述，展现出了暴力对于她个人的身心伤害。回忆之二是丽贝卡前男友对犹太人的杀戮。作为纳粹军官，他推崇个人崇拜，大肆迫害他人，集体杀戮犹太人。回忆之三是纳粹士兵是从民众手中抢夺孩子，甚至于丽贝卡也未能幸免，在逃亡的过程中孩子也被抢走。整个故事就是躺在椅子上接受催眠术的丽贝卡的叙述，虽然，有时她可能是清醒的，有时是催眠状态的，这加深了故事的不可靠性，然而，毫无疑问，她的心理疾病是故事得以推进的原点，沿着这一原点，事件在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中不断穿梭行进。
依据费伦所说的叙事进程的力产生于“人物之间或内部的冲突关系导致的不稳定性”，[97]将病人放置于故事的开头，就是将人物冲突的焦点突出呈现，进而引发情节的推进。“疾病是人的非正常状态”，在《月光》中，病人安迪的临死状态引发了不稳定性，由于患病在床，安迪以一种临死病人的心态去考虑从前与妻子的种种生活，以及该如何对待面前的妻子，是宽容，还是仇恨？而贝尔也以一种面对临死病人的状态思考如何对待丈夫，疾病导入了这对夫妻的情感世界。安迪临死前希望见上儿子一面的心愿还引发了儿子来不来看父亲的冲突，从而将叙事导入了另一时空。也是由于临死，安迪的思维与代表纯真情感的女儿布里奇特（ Bridget）连接。而在《一种阿拉斯加》中，故事的不稳定性也正产生于长期病睡在床的德柏拉的醒来，于是人物的冲突得以展开。在《归于尘土》中，丽贝卡患上了心理疾病，于是引发了对她的催眠治疗，而该剧所有的情节几乎都产生于她在催眠后的叙述。可见，正是疾病带来的环境的不稳定性，故事情节得以展开，情节进而步步推进。
其次，以疾病的不断发展成为戏剧情节推进的动力。在品特的戏剧中，有时，疾病并不是一开始就已产生，而是随着剧情的发展逐渐产生，疾病发生在情节的“身”部分。所谓的“身”，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事之承前启后”者。[98]发生在“身”的疾病在情节的推进中，也起着承前启后、诱发情节的作用。品特戏剧既有以思想意识为线索的“碎片式”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通常存在于他的“记忆剧”中，又有具有统一的叙事线条的线性叙事，然而，这种线性叙事也绝非直线型的平铺直叙，而是接力式的曲线叙事，很多时候，疾病成为了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接力棒。“……叙事的趣味在于插曲或者节外生枝，这些插曲可以图示为圆环，结扣、线条的中断或者曲线。与毫无特色的直线相对照，弯弯的曲线成为构成情节、富有意义的符号。”[99]以病名命名的《微痛》正是通过眼疾的不断发展，诱发情节的。疾病在该剧中一共出现了三次，一次是在爱德华与妻子绊嘴后不久，爱德华的眼睛出现了微痛的症状，这一症状印证了戏剧的标题，同时引起了悬念。随着爱德华疑心的加剧，他的眼疾也逐渐加深，变得充满血丝。最后，弗洛拉拉住了老人的手一起向花园深处走去，而爱德华则眼前变得一片模糊。眼疾的加深是该剧情节的发展方向，爱德华眼疾的三次变化、加深不断地将情节向前推进。当然，如果从叙述的模式来看，这也是一种比喻叙事，即“象征物直接进入作品的结构并推动着作品的发展……作品紧紧围绕象征物展开”。[100]眼疾在这里还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既可能象征着爱德华对妻子不信任，也可能象征着他与弗洛拉之间的关系，当爱德华眼前一片模糊，可能是他深受疑虑的煎熬，也可能代表着他与弗洛拉夫妻关系的终结。
《茶会》中，疾病也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疾病的初次出现是有一天，迪森叫秘书安迪用手帕蒙住自己的眼睛，说是眼睛不舒服，他似乎以此为借口对安迪动手动脚，达到玩弄女性的目的。他的这一动作带来了悬念，引发了不稳定性，读者或观众都不知他到底是真的眼睛不舒服还是以此为借口实现自己的目的。若说他是真的患有眼疾，他的私人医生，也就是他的老朋友迪尔森在替他检查时却丝毫不能发现他的眼睛外部有任何的变异。若说他没有眼疾，通过他与威利的两次打乒乓球对比，前一次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赢了威利，后一次他分明是不怎么看得清楚，因而败在了威利的手下。但凡在办公室，迪森都要用安迪的手帕蒙上眼睛，只要他蒙上眼睛了，安迪就允许他动手动脚。疾病既像是迪森的工具，也像是安迪的工具，他们都利用疾病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安迪对于迪森蒙上眼睛这一举动似乎很是鼓励，她允许迪森动手动脚就是对他蒙上眼睛的奖赏。在茶会上，眼睛上主动蒙着手帕的迪森仿佛看见了威利占据了他的位置，与他的老婆及秘书勾搭上了。当然，由于迪森所见都是以蒙着手帕的眼睛进行观察的，因而不能确定事情的真相，是真的如迪森所见，还是只是他的幻觉？但总而言之，在认为三个外人联合起来对付自己之后，迪森瘫倒在地，眼睛真的是什么也看不见了。在这一剧中，眼疾是全剧的一大疑点，让观众始终迷惑难解，从而牵引着观众步步向前，直至剧终也仍然梦萦魂牵。
在《看管人》中，疾病则以节外生枝的形式出现，大大延伸了作品的空间，同时，加深了情节发展的不稳定性。阿斯顿将流浪汉戴维斯带回了家，结束了流浪的生活，有了栖身之所，戴维斯刚开始之时对阿斯顿不乏感激之情，然而在知晓阿斯顿的弟弟米克才是房子的主宰之后，戴维斯对阿斯顿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时，阿斯顿给戴维斯讲了一个故事：
阿斯顿：……他们都比我年纪大一些，但是他们只是听我说。我认为……他们理解我说的东西。我意思是我常常跟他们聊天。我聊得太多了。这可能是个错误。这些人，总是在听，不管我说什么。这本来没什么，问题是我过去常常产生幻觉，他们不是幻觉，他们……我过去常常感觉自己能看一些东西，非常清楚的东西……都很清楚……很清楚……，也许我是错了吧，无论怎么样，肯定是有些人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但肯定是谎言，然后这个谎言传开了，我认为从那以后人们对我的态度变了。在小吃店，在工厂，我知道的。一天，他们把我拉到了医院，就是在伦敦外面的医院。他们把我弄到那儿，我不想去，无论如何。好多次，我都想跑出来，但是……，不是那么容易的。[101]
接下来，阿斯顿还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他在精神病院中的遭遇。包括医生不厌其烦地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他给母亲写信，要求放他出院，但母亲却签字批准医生对他进行治疗，他在那个晚上连锯了五个小时的栅栏想逃跑出来，然而失败了。后来，虽然拼命反抗，医生还是强制对他进行了电击治疗。每当想起电疗他就心有余悸：
他们向我走来，把我围住，他们叫我躺到床上去，我不听，靠墙站着。他们叫我到床上去，我知道他们肯定要叫我到床上去的。因为我站着的话，如果强迫我到床上去，他们就可能会弄断我的脊椎。因此我站着，这时，一两个人过来了。嗯，那时，我比现在年轻。我很强壮。我把他们当中的一个放倒了，然后我用手箍住了另一个人的脖子。这时，突然，那个医生把钳子钳到了我的头上，我原以为当我站着时候他不会那样做的，那就是为什么……然而，他那样做了。我的脊椎也没有断……从那以后，我的思维开始变得缓慢，我不能……再好好的……想东西，……我无法拼凑我的思维，嗯，我无法……拼凑……。从此，再也听不清别人说什么了。我无法向左或向右看，我只能看到自己的前面，因为我的头也不能转动了。我常常头痛，于是只好坐在房里。[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