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要以极大的勇气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是邓小平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他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自北方谈话以来，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推进理论与时俱进，使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推进理论与时俱进。面向21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实施“三步走”战略，继续把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因此，推进理论与时俱进尤为必要。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不断开拓前进。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这一思想路线。
北方谈话和南方谈话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晶。实践证明：有没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关系着我党事业的兴衰成败。在北方谈话和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始终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这一关键问题，就能从根本上推动改革。我们的胜利成功得益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失误挫折都是因为违背了这条思想路线。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打破思想束缚，增强理论创新的勇气、胆识，从原则上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才能做到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才能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不断吸取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成果，对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贡献。
愈是在重大历史关头，就愈能显现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大作用。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我们将会面对许多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复杂的课题，实践要求我们不断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开创理论与时俱进的新局面，以求真务实的精神状态，推进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五、邓小平关于党风建设重要性的思想
党风建设在党的事业中处于极为关键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有着极为丰富的思想。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在新的实践条件下搞好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依然具有深刻的理论启迪意义。
（一）党的作风直接关系到党的领导成败
在革命年代，邓小平就把党的作风和党的革命事业成败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由于没有多少经验，屡屡犯“左”的或右的错误，使党的革命事业屡屡遭受挫折。1943年，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指出：“现在，我们党有二十二年多的历史了，其间经过了三次大的革命战争，我党始终站在最前线，为着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我党始终引导着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向前迈进。但是我们也有好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教训，而每次的挫折或失败，都是学风、党风、文风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形成的恶果。”邓小平的这番讲话，意在强调进行整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在实际上开始把党风和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加以思考。1948年，面对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邓小平分析了今后的政策、策略，更强调了党风在革命胜利中的作用，他说：“我们党内组织上和思想上不纯的情况是严重的，它会使党丧失战斗力，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中强调指出：共产党有没有资格领导，这决定于党自己。人家承认不承认是另外一回事，不承认也不要紧。如果你合格，人家不承认也合格；如果不合格，人家承认了也还是不合格。归根到底在于我们自己。如果共产党用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态度领导人家，再说共产党能领导也领导不起来。“总之，共产党的领导够不够格，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可以说，邓小平在不同时期，都十分强调党的作风对党的领导的重大作用。
（二）党风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所在
毛泽东早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明确提出三大作风的重要性。邓小平更是强调党风对于保持同群众的密切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并指出党风不良是我们党脱离群众的根本原因。1948年6月6日，他在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我们许多外来干部作风很坏，对本地干部的作用认识不够，没有一心一意地去发现正派的积极分子，大量地培养他们成为区村干部，反而提升了一批流氓坏人来当干部，这也是我们脱离群众的重要原因”。在主政大西南时期，为了克服当时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邓小平要求共产党员除了成为执行共同纲领和遵纪守法的模范外，还需要具有纯正的作风，拥有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他指出了领导者作风不良和群众的态度：“有些同志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一切要服从我们。这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群众不一定会服从你。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不批准。领导作风恶劣，群众就不会服从；领导犯了错误，群众就不批准。或者有人说，我革命时间长，本领大。但群众不跟你走，你就一事无成。”邓小平严肃批评了这种不良现象所带来的后果，那就是这种人老是拿共产党员的牌子和革命多少年的资格去压别人，硬要党外人士服从自己，说话态度生硬，架子摆得很大，以为这就是“领导”。其实只能令人讨厌，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地步。
粉碎“四人帮”后，历史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更加强调要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同过去革命时期相比，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党，变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在外部封锁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变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但党的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是不能变的。邓小平说：“现在，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工作，比‘文化大革命’以前是有些减弱，工作方法也有一些粗糙的地方，这些都妨碍党与群众的联系。只有大力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深入到群众中去做思想政治工作，经济调整中的许多困难才容易克服。极少数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非常不利于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并且，他进一步指出党风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性，“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的近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四件工作……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整党要遵照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决定，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四者缺一不可。党章对这些都有明确的规定，每个党组织应该要求每个党员逐条对照，开展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必要的时候要采取纪律措施。每个党员都能以身作则，我们的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因此可见，邓小平反复强调了党风与党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与紧迫性。
（三）良好的作风使党能够在国际上树立尽职尽责的形象
邓小平不但具有深厚的理论维度，更具有广阔的理论视野。他认为党的优良作风不但在国内是党的形象，在国际更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在国际上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高举革命的旗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高举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我们党在国际方面能否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归根到底，首先决定于能否把我们国内的工作搞好。要搞好国内建设，搞好国内各方面的工作，又首先决定于我们党的领导”。然而，党能否在国际上担负起不可逃避的责任呢？在邓小平看来，由于党具有五个优点，有五好，即“有好的指导思想，有好的中央，有大批好的骨干，有好的传统，有好的信赖党的人民。这样的党，既然能够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也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既然能够把国内工作搞好，也一定能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担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
（四）党的优良作风也是党成熟的表现
要使我党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党，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党，是不容易的。1965年12月27日，邓小平在《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中指出，“所谓全党成熟，首先是在思想上，我们党有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广大干部和党员掌握了这个思想”。在政治上，从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虽然有过错误的路线，但是毛泽东总是用正确的路线去克服错误的路线，因此，从那以后党的方针和政策都是正确的。体现了正确路线的方针和政策，变成了群众的行动，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最后，“在组织上，形成了一个健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树立了一个正确的党风”。这正确的党风就是毛泽东所倡导的三条：第一，这个党必须是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党；第二，这个党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第三，这个党必须是建立在自我批评基础上的党。由此不难看出，邓小平把优良党风作为党成熟的条件与标志之一。
（五）党风建设事关党的生死存亡
党风以及党风建设不但关系到党的形象和地位，而且执政党的地位更使党风建设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早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我们党内也不是比前几年减少而是比前几年增加了。”同样在这篇报告中，邓小平还从党的团结和统一的角度谈了党风的重要性，他指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经常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邓小平从执政党的地位来看待党风建设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所谓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亡党亡国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面临的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发展经济的考验，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更是从党的生死存亡的角度来看待党风建设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面对党内思想僵化在党的思想作风上，邓小平首先强调了党的思想作风的重要性：“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在这里，邓小平把我党的思想作风看得及其重要，并上升到亡党亡国的地步。也正是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开辟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革命前途，密切了党和人们的关系，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
（六）党风建设事关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由于我党面临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等，党风建设更是事关改革成败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1978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他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