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大量的人，包括有些干部在内，卷进了经济犯罪活动。对此，1982年4月，邓小平在《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讲话中指出：“好多钱落到了私人或者某些集体的腰包。如果把盗窃公家的财产等等都算在内，那就更要多得多。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这里讲的“改变面貌”就是指党变质、国变色，以至于改革走向邪路，社会主义国家走向灭亡。邓小平认为处理好党的干部的经济犯罪有四个方面的事情，四个方面的工作和斗争，要伴随着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走。这四个方面的工作，或者叫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即：“第一，体制改革；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第四，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前面三件事已经放到日程上了，后面一件事还没有放到日程上。但是，前面三件事也联系到党风问题。”
（七）党风建设事关社会风气的好坏
邓小平认为，党风不仅仅是党在思想、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等方面表现出来的风气和习惯，党风也不仅仅是关系党自身的形象和生死存亡，党风的好坏直接影响社会风气。邓小平强调：“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里，邓小平谆谆教导全党，党的高级干部就是社会的表率，党风就是社会风气的指示器和航标。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下梁不正倒下来。”作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党，要深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群众的视野中，都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都会给社会风气带来直接影响。
综上所述，邓小平所论述的党风建设重要性理论，有利于增强广大党员和干部在党风建设上的紧迫感、自觉性与坚定性，无论对改善党的领导、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还是对提高党的形象，都具有重要意义。
六、邓小平改革思想的辩证法分析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坚持辩证法的立场、观点、方法，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实质，也是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应用于实践，指导我们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最得心应手的工具。邓小平的改革理论处处充满辩证的光辉，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当代中国改革实践中的成功运用、发挥和发展。探索邓小平改革思想的辩证法，对于更好地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三者的关系，把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航程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下去具有重要意义。
（一）邓小平革命时期辩证思想的体现
邓小平的辩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这一思想在革命时期已得到充分的体现。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做的发言中说，总而言之，就是如太行山的同志所说的，要按照辩证法办事。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要按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办事。”从毛泽东的这两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邓小平在革命战争年代，已显示出他深悟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
“要按辩证法办事”是邓小平在太行山工作时的一句名言。当时任师政委的邓小平领导129师在太行山区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在领导军事斗争的同时，时刻不忘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问题首要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土地问题。因此，邓小平在每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时便立刻进行土地改革，通过劝说、强制的措施使地主减租减息，提高佃农工钱，从而维护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为实现军队自给自足，邓小平制定新的政策，每个单位都分到一块土地，这也许就是以后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萌芽。邓小平还认识到，没有文化是农民遭受剥削压迫而不知如何反抗的深层原因之一，给农民教育才能从根本上解放他们，战争或许可以解放他们的肉体压迫和桎梏，而教育却可以解放他们的灵魂——这对下一代更为重要。
可以说，邓小平在20世纪70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伟大改革措施，连同其娴熟的辩证思维由来已久。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待这段历史，并且将历史与现实对照一番就会发现：早在战争年代，邓小平就已经有了初步的社会改革思想，在烽火连天的岁月，已开始用辩证思维思考和探索解放生产力的问题了。这为他以后将辩证法运用于探索改革开放的实践奠定了基础。
（二）邓小平改革理论中蕴涵的辩证法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这是我党领导进行的又一次伟大革命的开端。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将辩证法娴熟运用改革进程，推动改革不断走向深入。
第一，改革经历了一个由点到面，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精辟地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邓小平深刻了解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矛盾问题的精髓，他说：“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正是基于对矛盾的共性与个性辩证关系的正确认识，我国才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之路。我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依靠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独具特色的经营方式实现了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进而，改革重心转向城市，实施了以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为中心的各项措施，实现了众多企业的扭亏增赢。在经济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政治体制领域的改革也稳妥地推进，二者共同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总之，由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由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从沿海经济特区到沿海开发区再到内地的开放，遵循了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的循环往复的认识论过程，体现了从点到面，从特殊到一般的辐射递进关系，是矛盾的特殊性到矛盾的普遍性的转化。
第二，改革实现了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
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任何矛盾都是斗争性和统一性的结合。一般来说，非对抗性矛盾突出的是同一性；对抗性矛盾，斗争性更为突出。在特定条件下，对抗性矛盾也可以突出同一性。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的思想往往受到姓资姓社问题的困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对抗性质的矛盾，斗争性占主要地位，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行合作与交流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引进资本主义社会的资金、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统一关系的成功运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法的矛盾则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统一性占主导地位。邓小平一贯强调统一性的作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把稳定（统一性）放到压倒一切的地位，这是他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从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从我们要有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集中力量把国内事情办好的重要角度而提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