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邓小平理论创新的勇气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
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使命。在这方面邓小平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邓小平的理论创新反映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各个领域，本节拟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所进行的北方考察和退休之后所进行的南方考察的谈话为蓝本，管窥邓小平理论创新的勇气，分析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促进作用。
（一）邓小平敢于否定不合时宜、脱离实际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复杂思想矛盾和实践矛盾、存在着与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与教条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当中国历史行进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文革”这场深重灾难虽然结束了，但在理论方面，仍然有一些人坚持“左”的错误观点，中国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抉择。邓小平凭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非凡胆略和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凭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科学睿智，敢于否定不合时宜、脱离实际的理论，深入进行理论是非和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1978年9月13日至30日，邓小平视察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及唐山、天津等地，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即北方谈话。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以大无畏的勇气和求实精神，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抛弃“阶级斗争为纲”，旗帜鲜明地批判“两个凡是”错误的理论，明确指出：“什么叫高举？怎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阅读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强调指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否则，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高举。这就击中了“两个凡是”错误的实质，彻底揭露了“两个凡是”貌似高举实则损害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他还结合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进一步揭示了“两个凡是”错误的理论根源。“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们前边讲过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邓小平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制定时，总是把它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联系起来。他说：“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成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他一再强调：“我们改革的内容为什么那么广泛而深刻呢？因为我们有文革的教训。”
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严重挫折。国内改革经受着严峻形势的考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面临着新的考验。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以清醒的头脑、冷静的思维，在南方谈话中再一次为改革开放拨正了方向。邓小平打破了人们原有的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等于”这一重要论断，从理论上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的问题，澄清了人们的模糊认识，为解决改革开放以来计划与市场关系上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找到了正确答案，解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道路问题。针对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怕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观点，邓小平提出了三条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针对有人认为马列主义将在世界上消失的错误观点，邓小平掷地有声地做出回答：“不要惊慌、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有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部教科书，北方谈话和南方谈话说明，如果不敢于抛弃那些被实践证明是不符合社会实际的、过时的、甚至错误的理论，仍然抱残守缺，顽固地、教条式地照搬过去的理论，不敢发展，我们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邓小平正是立足中国实际，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敢于否定不合时宜的理论，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思想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理解，才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答案。
（二）邓小平善于结合实际，把理论推向前进
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的坚持者，同时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他在否定错误理论的基础上，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推进理论与时俱进。北方谈话和南方谈话就是创新的结晶。
1978年的北方谈话，集中反映了他在历史转折前夕的理论思考，是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时期展开的一次集中的理论创造活动，其理论结晶在随后邓小平亲自指导起草的开创新时期、新道路、新理论的宣言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历史的发展是何其相似！十三年后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贯思想的又一次体现和新发展，它系统总结、全面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理论结晶构成了十四大报告的主题，这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产生。如果说，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时以口述形式表现的开篇之作，那么南方谈话则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结合二者创新理论的学习，我们就能更深刻地体会到邓小平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内容上不断丰富，体系上不断完善，理论上不断创新。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现实问题——一个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现实问题。
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对此作了深入思考。他突破偏重于从生产关系角度来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而把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系起来，把经济建设提升到与社会主义命运息息相关的高度，在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有了较大突破。“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他从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历史高度，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一个初步概括：“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能战胜资本主义。”由此可见，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已经开始从更为实质的层面上去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第一次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最深刻的思考。
从邓小平理论发展的整个历程看，北方谈话抓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新开端和初步思索。而南方谈话则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理论总结和经典概括。“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把北方谈话和南方谈话贯通下来。
第二，关于经济建设中心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指出，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结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国家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样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实际上在理论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为集中精力搞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敲响了警钟：“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又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一以贯之的根本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振聋发聩的语言，更是发人深省，催人奋进。实践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要求，是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的关键。
第三，关于改革开放论。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一招。
邓小平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他对我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有着深刻的认识。1978年9月15日，他在哈尔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提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学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严重，“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随后的9月18日，在鞍山听取中共鞍山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进一步指出现在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这里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打破苏联经济、政治模式的改革任务，并且他还开始认识到改革将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具体看来，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关于体制改革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造、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政治管理体制、分配制度改革等各方面的改革。此外，邓小平对对外开放问题也作了深刻阐述：“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是真正的爬行主义。”“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的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可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已经认识到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们才得以制定出新政策，开辟出新道路。
实践在发展，理论也与时俱进。1992年春天，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都讲全了。”这就透彻地解释了改革为什么是革命的道理。关于开放，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综上所述，在北方谈话和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问题，在实践中不断把理论推向前进，提出一整套相互关联的理论观点。两篇谈话，充分反映了邓小平理论创新的勇气，为我们党和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三）邓小平理论创新的勇气的现实启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面临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国际形势，面临改革攻坚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面临着入世后诸多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弘扬邓小平理论创新的勇气，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