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数千年中，重庆城修筑的情况到底怎样？至今还能看到的重庆古城遗址，又修筑于何时何人？
古人笔下的重庆古城，气势雄伟，令人神往。她凿岩为城，雄踞半岛之巅，依山势蜿蜒而筑，险危天成，气势巍峨。天造地设，巴蜀之形胜也。
今天，驱车市区内，还可见到一段段残存的古城墙，以及古城门遗址。光秃秃的墙缝中爬满青藤，横伸着黄桷 树的枝垭。逝去的历史与常青的生命交相辉映，难解难分，显示出山城古老和青春的生命伟力。
春秋战国时代，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重庆都是巴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是，她并不是巴国的永久性国都，所以只称为“国邑”。正因为如此，目前还没有见到巴国大规模筑城的历史记载。
历史记载，重庆最早筑城是在秦惠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这时，巴国的国都已转移至阆中。
当时，巴国遭到蜀国（都成都）的军事征讨，求救于秦国。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率大军伐蜀救巴。《华阳国志·巴志》载：秦灭蜀，秦将张仪“贪巴道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县。”巴人求救于秦，反被秦所吞灭，江州成了巴郡治所。为巩固秦对巴郡的统治，张仪屯兵驻江州后，调集士兵和民众，第一次大规模筑城。史籍称为“仪城江州”。
《吴越春秋》载：“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古代修筑城池，主要为了防御敌人的攻击。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城池，为避免百姓刀兵之灾，促进城市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
张仪（？—前310），战国时期魏国人。曾师纵横家鬼谷子，学而有成。他游说诸侯，因才高被忌，屡不为用，后愤而说秦，得为大夫，创连横之术，助秦国对付关东六国，得秦王信任，后任秦相，专事对付东方六国的外交斗争。秦惠王九年（前316），与司马错奉命伐蜀，灭蜀国、巴国。后辞相职，任秦江州守将。
张仪到任江州，即率军民筑城，故史志称，“秦将张仪首筑江州城”。据载，张仪所筑江州城，地处两江环绕的渝中半岛前端，城区面积约2平方公里，四周筑有城墙，建有仓库、民居、军营，当时，拟作为伐楚的大本营。江州筑城改变了巴国以山为城的原始状态，在今朝天门、望龙门、千厮门、小什字之间筑就土城。筑城毕，就伐木造船，在两江中操练水军。楚国闻之，便派人入秦贿赂秦臣，进谗张仪。秦惠王深信张仪，不信谗言，召张仪回朝。张仪离开江州，复为秦相。后秦新君立，恐被诛，转投魏，任魏相，但因与魏将不合，忧虑成疾，于秦武王元年病死于魏。
张仪作为战国时一代名相，政治家，军事家，江州首筑城者，值得重庆人纪念。
重庆第二次大规模筑城在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蜀后主刘禅建兴四年（公元226年），大都护李严移护江州，嫌张仪所筑的城池太小，不便防御，乃扩建江州城。新城周围16里，范围已达到今通远门、打枪坝一带。该城南线为今朝天门至南纪门沿江一线，北线为今大梁子、人民公园、较场口一线。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能见到的古城遗址。李严气魄宏大，“欲穿后山，自汶江（长江）通入巴江（嘉陵江），使城为州”。江州者，乃江中之岛的意思。李严穿后山汇两江之水的目的，是使江州名副其实，成为四面环江的岛城，以便于加强军事防守能力。后因诸葛亮北伐中原，召李严回到汉中，使穿山汇水未能成就。据传，今浮图关鹅岭鹅岭项下尚有当年凿岩遗迹。
李严（？—234），南阳人。初任刘璋的成都令，后转投刘备，章武二年（222年），拜尚书令。刘备临终托孤，他与诸葛亮同受遗诏，辅佐后主刘禅。建兴四年（226年），改任前将军，移屯江州。后在与曹魏的战争中，多有功劳。建兴十二年（234年）病逝。
重庆第三次大规模筑城在南宋末年。
南宋末，理宗赵昀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元军大举侵宋，攻破成都，宋军只得退守川东、川南。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彭大雅出任重庆府。他积极备战，抗击强蒙入侵。在蒙军兵临城下，打退蒙古大将海塔围攻的战争间隙，他带领重庆军民，日夜奋战，抢修重庆城。这是重庆城第一次建砖石结构的大城，并扩展到今天的临江门、通远门，奠定了古城的基本规模。
南宋末人邵桂子在他所著的《雪舟脞语》中记载：
“彭大雅，嘉熙初进士，后知重庆府，大兴城筑，僚属更谏不从。雅曰：‘不把钱做钱看，不把人做人看，无不可筑之理。’既而城成，乃请立碑从记之。大雅以为不必，但立四大石于四门之上，书曰某年某月彭大雅筑此城以为西蜀之根本。”
清代学者钱大昕亦在他的《十驾斋养新录》中说：嘉熙三年八月，彭大雅升任四川行政最高长官制置史，兼知重庆府，将制置移至重庆，领导全川军民，抗元保宋。
彭大雅远见卓识，及时修筑重庆城，使四川抗击蒙古入侵有了立足的大本营，支撑南宋残破的山河达40年之久，建树了丰功伟绩。南宋末人，爱国史学家胡三省，在他的《通鉴注》中称赞说：“我朝自绍定（宋理宗）失蜀，彭大雅遂建渝为制府，支持西蜀且四十年，盖亦归功大雅也”。
彭大雅，字孑文，江西鄱阳人，进士出身，曾出使蒙古，著有《黑鞑纪实》等著作。在蒙古军侵占川西、川北，四川行政长官战死的危急时刻，他以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历史上忠奸不分，是非颠倒的故事不绝于书。就在彭大雅筑城竣工，与敌鏖战之时，他因功高，受人嫉恨，被屡进谗言，昏庸的宋理宗将他革职查办。第二年，又被贬为庶人，发配赣州，不久，在忧愤中死去。
留连古城遗迹，当会涌起对彭大雅的忆念。
古城幸存的东水门位于城正东（现凯旋路），城门面对滔滔长江，故名东水门。从江边沿着高高的石阶拾级而上，仰望城门，门额上“东水门”三个古朴的大字，“东”字仍清晰可辨。入城门，转西，上城前行，即进入闹市。昔日的东水门，是古城通往南岸、连接川东、沟通商旅的重要门户。另一座幸存下来的古城门是通远门，它屹立于城正西的七星岗和平隧道处。通远门是古城的后门，也是古城17座城门中惟一通陆地的重要门户。它是重庆通往成都古驿道的起点，一直通向川中、川西，故名通远门。城门以地设险，建在城区制高点、原五福宫与神仙洞之间险要的隘口上，三面临陡岩，城榘绕山颠，城楼上建有瓮城、鼓楼和炮台，是重要的防守堡垒。
重庆最后一次筑城，是在明朝洪武年间。
清代乾隆《巴县志》记载：
“明洪武初，指挥戴鼎因旧址砌石城高十丈，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尺，环江为池，门十七，九开八闭，象九宫八卦。朝天、东水、太平、储奇、金紫、南纪、人和、凤凰、太安、定远、洪崖、西水八门闭。”既言戴鼎“因旧址砌石城”，可见，只是在原有规模上改建石城，并没有扩大。其后，清代、民国虽有所维修，城池再没有新筑或扩建了。
戴鼎，洪武4年（1371年）随明军攻占重庆，就任重庆卫指挥使。为了重建在战乱中毁损的城墙，他组织民工，在重庆原旧城的基础上，用巨大的石条修砌了约合13.5公里的城墙。重庆城西边靠山，北、东、南三面临水，故称“环江为池”。城墙不在江边，却在山上，又称“以山为城”。明城有城门17道，九开八闭，所谓八闭者，是说它只具城门的形式，即是不能开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