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躲过了鬼子的屠刀，却没有躲过导演的“子弹”。
于是，电影里一声罪恶的枪响，村长“高老忠”似乎就永远地倒在了那棵古槐树下，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根敲钟的绳缆呢！
艺术跟历史开了个玩笑。
我来到《地道战》的故乡——河北省清苑县冉庄镇，来到那棵古槐树下，槐树已经枝秃皮落，但仍很苍劲，那口青铜钟仍挂在一个巨大的树杈上，只可惜它已不是原件，1958年大炼钢铁，那个文物被人投进了熔炉，如今悬挂着的是一件复制品，但只要挂在古槐树上，就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
然而高老忠的“英勇就义”总是要问一问的。还没等我问，地道战纪念馆的馆长王树林就神秘地开口了：“你记得电影里的村长高老忠吗？他其实没有死，是导演让他死的，当时导演做他的工作，说咱们这边得牺牲一个人才有感染力，才能唤起人们对鬼子的仇恨！于是咱们的老村长就为艺术而献身啦！他真名不叫高老忠，而是叫王玉龙，现住在北京，我给你个地址，你可以去跟他唠唠。”
北京酒仙桥。电子管厂宿舍里迎出一个高大健壮的老人，虽然住进北京城已近40年，但若系上白毛巾，他仍是个标准的河北农民的形象。很朴实、很直爽的，没有一丝京城老汉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连口音都还是纯粹冀中腔，不带半点京味。只是他的脸没有电影里高老忠那样圆，他是长方脸。
“我叫王玉龙，原先本来叫王印怀，参加革命后为躲避敌人抓捕才改的。咱冉庄人都叫我大炮，因为我性子直！”他直声直气地向我“宣告”。
这是一间一居室的房子，老人和老伴住在这里，老伴已经双目失明，饮食起居要靠他照顾，接了他的班，当上电子管厂工人的孙女也常常过来帮忙。
“采访我？我已经牺牲了！”老人不无幽默地这样说，说完之后，又禁不住大笑起来。
“拍电影的时候，导演确实跟我商量过，说是咱们中国这边得牺牲一个，才能增强艺术感染力，说是牺牲村长吧，激起人们对鬼子的仇恨。我说中！这样我就牺牲了！电影还是跟生活不一样的，就是我不姓高，也不是高传宝的父亲，高传宝其实是高振峰、高振福两个人合成的，他们都是我的同龄人。打鬼子那时，我是村长，高振福是党支部书记，高振峰是民兵队长！”
讲起昔日的战斗生活来，老人的兴致格外好，两眼笑眯眯的，脸上也都漾满了笑纹，有时他干脆就笑出声来，声音很洪大。
清苑县冉庄位于保定城西南25公里，西至望都20公里，东至张登10公里，南至唐河约6公里。抗日时期，全村407户人家，2040口人。共有土地6000多亩。地主、富农占全村人口总数的4%，却占全村土地总数的21%，贫苦农民占全村人口的50%，只占全村总地数的27%。1942年5月1日，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集中了5万多兵力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清苑县地处冀中要害位置，又紧扼保定门户，因此，敌人多次袭扰，清苑人民备受蹂躏，环境比其他县更加残酷。秋后，日寇在清苑县沿铁路、公路的据点上增兵，对整个清苑反复拉锯扫荡。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结合大规模扫荡，有计划地在全县农村设据点，建炮楼，挖封锁沟，修公路。据统计，仅1941年冬至1942春，共修炮楼67个，较大的据点就有张登、王胡庄、白团、罗丝庄4个，仅冉庄附近就有公路4条、炮楼9个。
敌人为实现“强化治安”，推行保甲制，成立了伪村公所、乡公所，并利用流氓、恶霸地主、叛徒特务组成伪新民会、自卫团、特务队，抓捕抗日干部，派粮派款，拉夫抓丁，敲诈勒索，鱼肉百姓。强迫青壮年集中训练，受反共亲日和“东亚共存共荣”的奴化教育，致使大部分土地荒芜，民生涂炭。
日寇采取军事清剿、镇压、政治软化、诱降、奴化教育。治安保甲等种种毒辣手段和无耻阴谋残害群众，使附近各村的乡亲死亡惨重，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900多人被埋在“万人井”中，财产损失无法计算。
1942年五六月份，绝大多数干部转移到暂驻蠡县的“干部后方留守处”。留下坚持斗争的党员、干部有的光荣牺牲，有的被迫出走。农村的党员，部分集体自首，极个别的成了可耻叛徒，抗日村政权被摧毁，清苑上空硝烟弥漫，乌云翻滚。
1942年下半年，清苑、之光两县开始整理、恢复党组织，斗争十分艰苦。清苑县委书记赵一芝和刘勃、朱信、兰生合等领导同志，带领工作队和敌人在张保公路以西地区周旋。之光县委书记曹洪涛等领导同志和敌人在张保公路以东地区周旋。年底九分区选拨了有战斗经验，有一定文化水平，懂政策的党员组成“武工队”。在队长杨寿增的带领下，到清、之两县配合地方干部开辟工作。1943年在我主力部队24团的配合下，消灭了县境内大部分炮楼内的敌人，拆毁了炮楼，镇压了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清洗了党内的危险分子，健全纯洁了县、区、村各级党组织，牵制了敌人，支援了山区反扫荡。抗日烽火风起云涌，越烧越旺。冉庄人民就是在这种形势鼓舞下，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的。
王玉龙，1916年出生在冉庄一个中农家庭，1941年，抗日烽火在冉庄烧起的时候，他已经25岁。
通过地下党的宣传鼓动，王玉龙不顾家里的反对，毅然投入了抗日斗争。起初他当公安员，后来大家见他办事稳重，机警，选他当了村长。
1941年，县里的敌伪组织任命了一个“新民会会长”。这小子混帐透顶，经常带人到乡下敲诈勒索，要钱，要“花姑娘”，去孝敬日本主子。冉庄的老百姓受害最深。
王玉龙忍无可忍，他找到县武工队27大队队长刘正，向他请求：“队长，请把你的手枪借给我，我不拿下那小子的脑袋，就拿下自己的脑袋！”刘正把手枪借给了他，再三叮嘱要见机行事，不要莽撞，王玉龙连连点头，一溜烟跑回冉庄。
一天，那个小子又来了，一张嘴还是要钱、要东西、要女人。王玉龙一边满口答应，一边把他安置在小学校里，“盛情”款待他，这小子喝到下午4点，喝得酩酊大醉。王玉龙找来两个抗日积极分子张金池、范登晓，三人“送”那小子回县里。走到半路，那家伙酒醒了，发现范登晓手里拿把铁锹，说什么也不走了。王玉龙使出牛劲，把那小子扛在身上，扔到野外的沟里，一枪打死了，然后埋起来。
第二天，一进27大队的院，王玉龙的大嗓门就叫了起来：“刘队长，我把那坏蛋解决了！”
“干得好！”刘队长的声音比他还大。两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
县里为这桩功劳，奖励王玉龙一把土造手枪。1942年，王玉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村里的党员高振福、东北军退伍老战士李贵喜等人准备组织起来，成立民兵大队，和鬼子干。王玉龙为了这个事，东奔西跑，积极性非常高。有人把这事告诉了他的家里的人，说：“听说你家玉龙不但入了党，还搞活动！好好劝劝他，弄不好要丢脑袋的！”王玉龙的父亲听了非常恼火，老人家把他找来，训斥说：“共产党是个穷党，能打过日本人吗？人家日本人的马蹄子比你们的脑袋都大，你们能得天下？如果你再跟他们来往，这个家就不用回来啦！你为什么非要往死路上走呢？”
王玉龙眼睛瞪得溜圆，张开大嘴放出一排响炮：“是中国人就得打鬼子，全民抗战，毛主席的话对我的心思，为这，死了我也愿意！”“滚！从今儿个这个家没有你这么个人！”王玉龙一跺脚走了。
15个人的民兵队组织起来了，当时他们只有4支枪，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抗日热情。1942年“五一”大“扫荡”，鬼子打进冉庄，王玉龙领着民兵利用一个废弃的炮弹改装成地雷，炸死了一个连的敌人。鬼子恼羞成怒，把民兵当成打击的主要对象，一次又一次地进攻冉庄，企图消灭这支抗日武装力量。
1942年秋，冀中环境日益残酷，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王玉龙在区委领导下，带领干部群众开始挖掘隐蔽洞。区委书记张森林首先在自己家挖了一个洞。刚从部队负伤回家的共产党员高振福和区、县接上关系后，也在家挖了洞，并设了秘密联络站。县委书记赵一芝曾住在他家，西王庄联络员王喜生经常以卖葱为掩护来此联系。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区委书记张森林、李明贵、梁连恒、李碾子等和基本群众家里也都先后挖了隐蔽洞。在这些隐蔽洞里，县、区、村留下坚持斗争的干部，白天在洞里看指示、写报告、计划工作，夜里出来进行抗日活动。
1942年5月初，驻保定、白团一带的鬼子和汉奸以一个团的兵力进功冉庄。王玉龙带领民兵和群众隐蔽在他们刚刚挖好的“蛤蟆蹲”（一种小型隐蔽洞里）之后，他和几个民兵到村前沿向敌人放了一阵冷枪，撂倒几个鬼子，就跑进了村内地道躲起来。敌人像疯狗一样向村里扑来，一边追，一边寻找有地道痕迹的地方，企图把民兵给挖出来。正当鬼子用小镐破坏村东头地堡的时候，地道里的王玉龙和两个民兵用力拉了一下绳子，只听“轰”的一声，几个鬼子立即丧命。原来，这是他们昨天埋下的地雷。听到爆炸声，守在村北口的民兵，也从地道和高房工事里一起向敌人开火，在枪击和雷炸之下，鬼子丢下50多具尸体逃跑了。
敌人不甘心失败，过了几天又以两个团的兵力杀气腾腾冲进冉庄。这一次，鬼子改变了作战方式，在离村子很远的地方，架起了火炮，“轰轰”地把村子打得烟雾滚滚，大火熊熊。然后，队伍才开进村。可是，他们刚到村口，地雷又响了，有10多个鬼子倒在了地上，白白送了命。敌人仗着人多势众攻进了村子，他们在村里转了几个来回，却找不到一个民兵，只好东撞西撞地乱打枪。当一个伪团长带着一伙伪军闯进东街，刚到街口，就被守卫在小庙工事里的王玉龙发现了，举手一枪就把他的狗命结束了。另一个家伙想走过来搬尸体，王玉龙“啪”地又射出一颗子弹，那个家伙当即来个倒栽葱，倒在地上，连声都没吭一下就完蛋了。战斗越打越激烈，敌人光看到自己的人一个个被打倒，却找不到打枪的人在哪里，肺都快气炸了，他们又从村外搬来救兵。这帮家伙刚进村，就踩上了7颗地雷组成的雷阵，“轰隆隆”几声巨响，70多个敌人都飞上半空，炸个稀烂。王玉龙他们躲在地道里乐得直蹦高。王玉龙趁机鼓励大家说：“什么日军不可战胜，那是屁话，瞅瞅，地雷一响不也同样伸腿吗？”剩余的敌人，十分恐慌，有的躲在厕所里，有的趴在地上装死不动，村里一时十分寂静，鬼子不动，民兵们也不动。中午过去了，敌人这才醒了魂，他们想起要跑，刚退到十字路口，王玉龙就命高振福拉响了连环雷，敌人横七竖八地又倒下一大片。结果，敌人准备抢东西用的100多辆大马车，只好拉着80多具尸体狼狈地逃了回去。然而，隐蔽洞终于被敌人发现，我们受到一些损失。如梁连恒家的隐蔽洞被敌人发觉后，除弄走几个手榴弹、10多斤硫磺外，还烧了几间房子。李明贵家的洞被发觉后弄走了几个包袱，抓走了李洗。1942年春，县委书记苏冀，二区区委书记苏丙川、区长刘起等9人被敌人从隐蔽洞里抓走。这些情况使王玉龙非常焦急，他多次召开村干部会，研究对付敌人的办法，最后他们决定把一部分单口隐蔽洞，改成能进能出的双口洞。如李风合家通王新家，张森林家通张三喜家，李恒深家通李老虎家。还有的洞口直通往村边、道沟和河边。1944年春，李九云家通王振录家修了一条约70米长且比较宽的双口洞，这就是地道的雏形。
1944年腊月二十五，县武委会主任陈树和指导员乔军受县委委托来到冉庄，他们在全村群众大会上讲明了敌人对我正在进行“冬季大打荡”的形势，讲了外地开展地道战的经验，号召冉庄人民积极修筑地道，开展地道战，保卫人民利益，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进攻，迎接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会议开完的第二天，王玉龙便带领群众先在十字街中心破土打了一眼井，然后顺东西南北大街挖了起来。从1月8日到24日共16天，全村群众不顾天寒地冻，不分昼夜，在沟通原有隐蔽洞的基础上，完成了主要干线约2公里多的地道。
妇救会主任李桂芬动员青年妇女20多人参加挖地道，她们和男同志一样，从李银虎家胡同一直挖到大街上的双庙工事。主要干线完成之后，根据作战需要，随战随挖，形成以十字街为中心，顺着东西南北大街的4 条干线。南北大街上，又东西顺街道延伸支线11条；东西大街上，又南北顺街道延伸支线13条。包括向西通东孙庄、东北通姜庄的联村地道和向东西通隋家坟和河坡的村外地道，全长约15里。
地道内有油灯和指挥路牌。在十字街北边三岔口地方设有陷阱，用中间带有活动圆轴的翻板盖住井口，如敌人走在上边，立刻翻下去地道和附近水井挖通，既可作气眼又可以取水。总指挥部设在十字街上，附近有储粮室、休息室、厨房和厕所等。
地道的出入口，分别设在屋内墙根壁、墙根地面、牲口槽、风箱底下、炕面锅台等处。伪装得与原来建筑物一样，敌人不易发觉。
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来犯之敌，全村重要路口修起高房工事7处，地平堡4个，庙宇工事6处，碾子工事两个，烧饼炉工事1个，锅台工事1个，暗室及墙角枪眼8处。各工事都与地道相通，既能观察敌情，又能冷枪杀敌。工事周围还有地雷，引线通入地道，拉雷非常方便。
这种战斗工事（即高房、院落、地道相通），有三交叉（即明暗火力、高房与地堡火力、墙壁与地面堡火力交叉），四好（即好打、好钻、好藏、好跑），五防（即防破坏、防封锁、防毒、防水、防烟）的优点，使村落战、地雷战、地道战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地上地下一起打”的战斗网。“小鬼子，你们来吧！”王玉龙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这样愤愤地说。
1945年3月底，保定日伪军侵袭冉庄一带。3月30日白团炮楼从保定增兵500人。冉庄村党支部立即动员民兵和群众做好战斗准备，王玉龙带人连夜检查地道工事，准备干粮、弹药及必备物品，埋好地雷。区委、区小队和各村民兵也前来协助。4月1日凌晨，日伪军占了距冉庄2.5公里的张庄、三间房两村。区小队和外村民兵按计划撤到村外。当时本村民兵思想上有些顾虑，认为人少枪少，担心地道无济于事，打不成狐狸惹身臊。王玉龙立即在村东北角梁家场内召开紧急干部会议，党支部书记高振福鼓励民兵们说：“区小队和各村民兵在村外扰乱敌人，支援我们，群众们辛辛苦苦挖地道，给咱们烙饼、送水、送鸡蛋，不打对得住乡亲们吗？”民兵干部统一了思想，坚定了信心。村武委会主任赵金刚，民兵队长高振峰、李恒木带领民兵钻进地道，进入战斗位置。支部书记高振福负责外线联系，王玉龙负责群众转移。
民兵刘大雨和李恒标，从十字街口进入地道，向东急进，当他们进入东头五道庙处地平堡时，从枪眼向东看，发现一股敌人已经扒着堵塞东街口的墙头，正向村内张望。刘大雨瞄准了一个戴钢盔的家伙打了一枪。一股敌人立即向地平堡射击，趁着枪声掩护蹿过墙头，绕到西南边的房上，向地平堡扔手榴弹；另一股敌人将地平堡北边的墙头推倒一段，支起机枪向地平堡扫射。过了一会儿，地平堡里没有一点动静了，七八个敌人押着五六个老大娘来破坏地平堡，刘大雨、李恒标透过烟尘看到老大娘里面，有刘大雨的母亲。当她们走到跟前时小声说：“你们闪开枪眼，别睬着地雷。”她们知道地平堡内有人，就不肯刨了。伪军拥过来把她们推到一边，老大娘们趁机躲开了。敌人举镐刚要刨，“轰隆！”“轰隆！”脚下的地雷响了，烟雾中敌人拖尸带伤跑掉了。
从北口、西口上来的敌人，先后闯进村内，梁连恒、赵金刚在十字街东北角工事内拉雷炸伤两个敌人；李明贵在十字街西南角工事拉雷炸死两个敌人；高连水在十字街南边大车店门口柜台下拉雷炸伤3个敌人。敌人被炸得晕头转向，只得慌忙逃走。当支部书记高振福带部队来支援时敌人已无踪影了。
我参战民兵不足20人，大枪10支、土枪6支，手枪1支、手榴弹92个，装好的地雷和爆炸品95件。
最后王玉龙和高振福一统计，这次战斗共毙伤敌人13个，而我们没有任何损失。地道战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民兵们的斗志，稳定了群众的情绪，开创了以弱胜强的战例。
1944年7月10日，伪缓靖集团军司令齐靖宇和清苑县伪县长丛殿墀，带领伪绥靖军16团和14团的一部分，共约千余兵力，30多挺轻重机枪，70多匹战马，到冉庄一带抢麦子。
14日上午9时，放哨的民兵发现敌人，王玉龙和高振福把民兵拉到村北，从三面把守。30多个敌人从东北方面冲上来，副队长李恒木等7人持枪守在这里，敌人离村约300米左右，副队长的枪响了，紧接着7条枪一齐开火把敌人打回到东北3里地的姜庄。
一会儿，约500多敌人在15挺机抢掩护下，成扇面向村里扑来。民兵们迅速撤到村内，进入地道。15个民兵英勇地同敌人展开了地道战。
敌人扑到村边不敢进村，先上到村边的房上，无目的乱放了一阵机枪。随后，30多个敌人在一挺机枪掩护下，从北边顺墙根鬼鬼崇崇地摸过来，没走多元就听见“轰轰”几声巨响，有4个伪军被炸倒，其余掉头往回跑。从东头上来的一群伪军被李风和看见，正要开枪被梁连恒拦住；“别着急！前头是尖兵，打后面当官的！”伪军们过去后没见当官的过来，李风和后悔刚才没打。又过了一会儿先过去的伪军又返回来了，李风和不容分说“叭！”一枪就放倒了一个。敌人转过身来4挺机枪同时吼叫，工事被打透了两个窟窿，王玉龙赶紫把两人拉进地道对他俩说：“先别打啦，免得吃亏，等等再说！”
村外的区小队和前来配合的村外民兵不断袭扰敌人，敌人在村内看不到人影，干挨炸、挨打，天快中午时，只好拉着6具死尸，12个受伤的滚回大白团据点。
1944年10月17日上午，700多名伪军，配有18挺机枪和掷弹筒，从东、北、西三面包围了冉庄。
地道里的民兵们接到王玉龙、高振福、高振峰的“三五步远再打，要一枪一个”的命令，在地道内观察着敌人的动静。
守东楼的李明贵、李春九和李景书眼看着20多个伪军从东北斜街探头探脑地上来了，挎着军刀穿着皮鞋的伪军官在后边督阵。李景书“叭”的一枪，一个伪军倒下了，敌人从西边由伪军官督促着冲了过来，李明贵一枪也结果了一个伪军官。敌人一阵大乱，齐着头往上冲，李明贵又一枪放倒了一个，敌人老实了。又过了一会儿，敌人用3挺机枪同时朝高房工事打来，砖墙被打了个斗大的窟窿，轰轰两枚手榴弹在紧挨工事的地方炸响，李时贵肩膀受了重伤，他带伤拉响了埋在工事附近的地雷，趁着烟雾，从地道里跑到了指挥部。参加这次地道战的妇女主任李桂芳、李秀芬和李翠芬3位女同志从西街地雷孔处赶来，安慰明贵，替他擦血、包扎伤口，扶他休息。王玉龙命令张德林接替李明贵和李春九、李景书，坚守阵地打退敌人的进攻。这时学校南边3个敌人踩响了连环雷。3条枪被炸断了，飞起来又落下，伪军的破军衣飞到了东坡。街道上枪声响成一片，地雷不断在敌群中爆炸，敌人被打得狼狈不堪，只好退到村边房上放火、打机枪。
地道内民兵枪声不断，在村西、村南、小南关外援的区小队和民兵们，跟着敌人的屁股打，伪军们晕头转向，有的气得直骂大街：“娘的，不行就别来，干他娘的挨打！”最后，敌人狼狈地撤走了。
乡亲们回来看见民兵们满身土，满身汗，一边替他们打扫、擦拭，一边说：“不要房子了，多打死几个敌人就行。”王玉龙说：“谢谢乡亲们，等打走了鬼子，我们给大家盖新房子！”这次战斗敌人共死伤15人，伪16团团副负重伤，一名伪副营长被击毙。
战斗结束后，县里在冉庄召开表奖大会，县武委会发给奖旗一面，县政府奖给冉庄手枪一支，县大队奖给冉庄大枪两支，并受到冀中军区的表扬和嘉奖。
王玉龙他们依托地道进行伏击、追击战斗55次，毙敌106名，伤敌161名。当时，一提起冉庄，敌人就闻风丧胆，他们当时曾传下这样的禁令：“宁绕黑风口，不从冉庄走。”
“敌人不来，我们出击！”王玉龙和村干部研究决定，走出地道去端敌人的炮楼，冉庄附近有10多个炮楼，敌人蹲在里面虽然不经常出来，但却随时威胁着乡亲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王玉龙他们造了一种土坦克，就是在四轮木头车上围上五层湿棉被，民兵们躲在后面，怀抱炸药，向炮楼一步一步逼近。鬼子起初弄不懂是什么新式武器，愣了半天，打出了一排枪弹，那“武器”没停，继续向前，一直开到炮楼跟前。王玉龙迅速从“土坦克”后面闪出，将炸药埋在炮楼的墙根下，然后，一招手，大家滚到一旁。只见火光一闪，炮楼就上了天。
用这种方法，王玉龙他们共端掉8个炮楼。
冉庄人的地道战让敌人胆战心惊，冉庄的民兵冲出地道，主动出击，同样打出了威风。
就这样，几年来，英雄的冉庄民兵先后作战157次，其中地道战17次，依托地道进行伏击、追击战斗55次，配合地方武装出村作战85次，杀敌2100余人，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村长，王玉龙自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当年冀中军区吕正操等领导人曾多次给予冉庄民兵嘉奖。
解放后，王玉龙任乡长。1957年成立高级社，又任社长。后来因老伴眼睛失明，加之孩子需要照顾，辞去工作。1958年，王玉龙带着老伴、孩子到北京，在酒仙桥电子管厂当工人，做过锅炉工，后来，又到食堂工作。当年他的上级领导区委书记张森林来到北京铁路分局做党委书记，张书记曾多次找到他，说根据他的资历和贡献，可考虑给他重新安排工作，王玉龙都谢绝了。他对记者说：“我没有文化，横竖不能当官，那容易误事，我还是当工人好！”就这样，他一直在食堂工作到离休。
今年老人78岁了，每月拿离休金500多元，他说：“这些钱足够了！”的确，他的生活很简朴，屋内的一切陈设都是老老年的，除了那盆剑兰，几乎没有什么带色彩的东西。
“这很好，当初打日本时，不就是为求这样的日子吗？”他大着嗓门这样说。
老人有时还到郊外挖点野菜，回来和老伴一起吃个新鲜，也品尝品尝乡下的生活气息。前两年他还常回冉庄，看看那里的父老乡亲，现在，他不大回去了，腿脚不灵便，但冉庄人一进京，那是一定要来看他们的老村长的。“去找拍电影的，咱们没死为什么让鬼子把咱打死？”有些年轻的乡亲这样对他说。他听了哈哈一笑，“我哪有功夫啊！再说，当年是我同意的！”
老人家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凡是中日合资的东西，他不用！
“什么都中日合资，饺子也中日合资，饺子咱中国是正宗，用得着合资吗？醋也搞中日合资，有必要吗？”他的声音嗡嗡的，他的老伴在一旁直扯他的衣角。
临行时，老人对记者讲了一句话：“人哪，活一辈子就是要为国家，为大伙卖点力气！”说着，他向记者露出后腰上的枪疤。
记者若有所悟地点点头，不由得又想起冉庄的那棵苍劲的老古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