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银环”追忆野火春风斗日寇——访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银环”的原型张淑文
直到敲开她家门的那一刻，我脑子里萦绕着的依旧是王晓棠塑造的那个年轻美丽的银环。
然而，当老人家迎到我面前时，“王晓棠”立刻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这位革命的老妈妈身材很高，也很挺拔，眉清目秀的面孔，流露出超凡的刚强与坚毅，如雪的白发为这刚强与坚毅做了极形象的注脚：她和革命一起从无涯的沧桑里走来。这就是我的第一个直觉。
这时，我不由得又想起保定市委党史办主任朱赤讲的一段话：“作家李英儒生前曾对我说：‘多年来一直有人问我，谁是杨晓冬，谁是银环。我不大愿意回答，其实我就是杨晓冬，我爱人张淑文也该算是银环。《野火春风斗古城》是根据我们夫妇当年在保定做地下工作时候的斗争生活写成的！’”
“张老，是保定市委的老朱介绍我来的，我想了解一下当年的地下斗争的情况。”
老人听了，热情地把我让进了客厅。寒喧几句之后，她慢慢地讲起了那逝去的峥嵘岁月……
A、18岁与“杨晓东”结婚，根据上级指示，夫妻打进保定城
我今年75岁，1926年生人，老家河北省安平县。1939年我念高小的时候参加了抗日斗争，当儿童团的副团长，那年我13岁。1942年日本鬼子搞“五一”大扫荡，斗争到了最残酷的阶段，我也没有妥协，抱着“打日本救穷人”的信念继续努力工作，站岗、放哨、演节目。正是在这一年，我入了党，当时，我只有16岁。李英儒那时已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了，他经常活动在我们那一带。由于他常在我们学校里打篮球，也常看我们演的宣传抗日节目。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他比我大13岁。他也是苦出身，幼年丧父，家里勉勉强强地供他念私塾。十几岁的时候，他母亲借钱送他到保定私立志存中学读书。1937年高中毕业后，就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中，在我们党领导的晋察冀边区从事“动员会”、“抗日救国会”的工作。1938年参加了八路军，开始时是办报纸搞宣传。后来又当步兵团长。晋察冀中央局国工部第一处长。他也是1942年入的党，我当时呢，就是非常想继续学习、深造。我向清苑县县长要求到平汉铁路西去上学。可是，组织上却分配我做地下工作。组织上的决定，只好服从，党员嘛！这样，我就和李英儒他们一起工作了，白天在青纱帐里躲着，晚上出来抄写材料。面对日本鬼子的疯狂大“扫荡”，晋察冀军区党委号召向敌后进军。当时，除大量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后外，党政军派遣了一批干部到平、津、保、石等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搞地下工作。1942年底，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同志指示李英儒打进保定城，开展敌后工作，任务是掩护干部，保存力量，另一方面是建立一条由冀中通往山区根据地的安全交通线，打通冀中往路西的道路。我呢，是协助李英儒工作，当他的助手。根据组织上的安排，进城之前我和李英儒结了婚。那年我18岁。当时，一切都是为了服从组织，本来我不愿到保定去，我还是想到平汉铁路西上学。另外地下工作纪律太严不许上街，不许和别人交谈，这对于一个年轻活泼的姑娘来说，是不太适应的。但既是组织的安排，就啥话也不能说。
1943年初，我和李英儒进了保定。我们住在淮军公所南门西边一个大套砖房里，这套房子是三层院，后院里有原来的一个防空洞，有了情况隐蔽比较方便。
B、战斗在敌人心脏，送情报，瓦解敌人，有一次“杨晓东”差点被捕
在敌人心脏里落脚是很困难的，李英儒通过一家与我方有关系的粮店老板，几次到伪省府经理科科长面前疏通，才在经理科给他安插了一个差事。每月可怜的一点收入，差不多有一半要送到这个科长的手里才行，这个科长，后来就成了《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李歪鼻。
按照上级的交代，我们找到了内线张宗汉、张勃、郭濯等人，接上了关系。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接上党的关系的有六七个人，分成两个小组，还发展了一批人，此外还有好些人和我们建立了工作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保定地下工作站，李英儒任站长和书记。总之，上级交给我们的建立交通线的任务是完成了。这时候，李英儒奉命赴山区根据地参加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党指示他把内线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对敌伪军的争取教育上，从而来配合党的军事斗争。他回来以后，就在保定师范重新找了一份工作，以教师的职业作掩护。我俩同其他内线工作的同志，利用公开合法身份，广泛结交朋友，注意争取下层，教育基本群众。我们具体工作就是送情报。经常打扮成时髦的少妇样子，穿行于大街小巷，把一份份情报送出去，农村来的姑娘起初不大习惯，后来慢慢也就适应了，我从来没出过差错，更没有暴露过。尽管那时保定的汉奸特务遍布全城，街头巷尾动不动就戒严盘查，但我每次都平平安安地回来。这个期间，我们的工作是比较成功的。
比如搞军事情报，把各个时期的敌伪军增减情况，随时送到外边。我军在保北作战前，我们即将徐水漕河、定兴的敌军部署情况，武器配备情况，绘出图来，配合外线作战。把日伪时期的治安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的计划搞出来。把敌伪特务系统、伪县长、伪新民会长、保安队连队长以上的首要分子名单开出来，汇报给外边。还有策动伪军反正，搞武器，凡是我们进行工作的地方，虽然当时党政军不具备起义的条件，但最低限度，也能使一部分伪军官兵在打仗时不坚决抵抗，此外我们还搞出了大批枪械弹药。还有就是进行宣传，瓦解敌伪军士气，破坏敌人抢粮、肃正、昂扬士气等工作。如有一次，敌人在大舞台上演戏，演了一个八路军伤员被敌人俘虏后，为了软化他，叫他打扮得漂亮的妻子劝他，唱什么“哥哥你回来……”等黄色歌典，在生活上也百般体贴，结果那个八路军又偷着跑了。敌人企图污辱我军战士不懂人情，但适得其反，我们随即在观众中散布那个八路军为什么又跑了？真是他的妻子对他那么好还打不动他的心吗？反倒使得人们认识到“八路军真坚决，绝不为金钱美女所动！”最后，敌人认为那次演出的效果极坏，甚至还怀疑编剧有问题。又如在伪军中，常有开小差的现象，当官的为了人多、官大好发财，就叫弟兄们出去抓开小差的回来，回来后给弄点小鱼小虾吃一吃，算是犒赏了士兵。我们就编出“小鱼小虾当礼物，驱使部下鹰犬同”等口号，在士兵中散布，使士兵们知道“抓差”，只是给当官的卖命，合不着！后来人们就不愿再去抓差了。
因为怕暴露目标，平时我们多利用写信进行教育的方式，而公开宣传教育工作搞得不多，只是在伪省公署门前贴过一次标语。我们并不主张搞恐怖活动，但有时因控制不严，个别人搞过一些，如在电影院扔炸弹炸经理，在西关刺杀日本和尚等。因此，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1944年夏，敌人发现了我们。有一天，李英儒到路西汇报工作，我留在家抄写文件。张勃同志来通风了，他急急忙忙地进屋，脸刷白，告诉我赶紧跑，敌人来了。我把文件烧掉后，从后院的小门跑了出去，刚出去，敌人的摩托车就包围了我们家的小院。我出城后，跑到李英儒的亲戚家，正好，李英儒也在这里，他是汇报完工作后，顺路过来的。我对他说：“保定不能回去了，我们暴露了。”他说：“你去白洋淀找敌工部的史立德同志安排工作。我还得回保定向其他同志交代一下。”这样，他就回了保定，刚一进城，就被人家盯上了。李英儒很机智，三走两走，进了一家澡堂子，那家伙就在门口等着，等他洗完澡出来。可李英儒早就从后窗跳出去跑了。
C、转移白洋淀继续战斗，直到鬼子投降。解放后，夫妇合著《野火春风斗古城》
我们七八个人转移到了农村，城里留下郭濯、张勃、张宗汉等五六个人。李英儒他们在阜平，我到了白洋淀。组织安排我到抗日临时中学学习，那里有个“前哨剧社”，我主要是演剧、跳舞、唱歌，把农民都吸引过来看节目，向他们宣传抗日思想。我演过《小放牛》、《放下你的鞭子》等剧，老乡们都很爱看。我们白天躲在地洞里，老乡们给我们打掩护，做玉米饼子，到晚上出来工作。那时是很艰苦的，地洞里阴暗潮湿，见不到一点阳光，可同志们仍很乐观，大家在里面有说有笑，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晚上出来工作，个个都精神饱满。
鬼子投降后，我们又回到保定，直属晋察冀军区领导。我们终于迎来了保定的解放。李英儒这期间先后参加了攻打武强城、解放保定等30多次大小战役、战斗。在战斗中，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带领部队圆满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后来，他又随部队包围攻打北平，我留在保定照顾安排烈士家属们。
北平解放后，我来到北平，和李英儒团聚。不久，他到天津陆军医院当政委，我却做了组织干事。后来，他又到总后勤部文化部宣传部做副部长，我们又搬回北京。结婚十几年，我们夫妻俩一直是在斗争生活中颠沛流离，聚的时候少，分的时候多，这回解放了，总算可以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了。我觉得我还年轻，还是要求组织上让我去了华北军区速成中学，当时我已有了两儿两女，可我还是坚持到毕业。分配总后勤部管理老干部档案。这时李英儒更忙了，1955年他被授予了上校军衔，获得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他这时由于主管部队的文化宣传工作，所以，就开始了小说创作。《战斗在滹沱河上》、《野火春风斗古城》就是那个时期写成的，前者是1953年脱稿，后者是1958年脱稿。1958年的时候，我因为身体不好退了下来，回家后主要就是帮助李英儒抄写《野火春风斗古城》的稿子。34万字，我一个字一个字抄，出版后，引起了轰动，先后被翻译成日、俄、英等文字，还改编成话剧和几种地方戏上演。1964年，李英儒又把它改成同名电影，上映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这部作品之所以获得成功，也许就因为李英儒完全采用了第一手资料，书中故事完全是我们的亲身经历。
1980年，李英儒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任顾问，负责电影剧本的文学创作，他又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写本子，改本子，又创作了一些小说，1989年病逝之前，他还写了最后一部长篇《魂断秦城》呢！
老人讲述完了她和“杨晓冬”的全部故事，其间有几次她被自己的哽咽打断。
客厅很大，但却排满了书橱，因而更像书房。书橱里装满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也陈列着李英儒一生的作品；它们是：《战斗在滹沱河上》、《野火春风斗古城》、《女游击队长》、《还我河山》、《上一代人》、《燕赵群雄》、《女儿家》、《虎穴伉俪》、《李英儒短篇小说选》、《魂断秦城》等。
张淑文老人从书橱里拿出一本《八一电影》杂志递给我，那是1989年的4月号，篇首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王晓棠的文章，题目是《送李英儒同志远行》。
你乘着春风去了。
在午夜，你体贴地，连床边守护你的孩子也没惊动，飘然起身，掠过北京三月春意朦胧的树梢，抚过天安门的烈士纪念碑碑顶，拢半袖料峭春寒，揣满对尘世的眷恋、轻轻一叹，直上重霄而去……
你乘风而去，既高且远，远行复远行。
春风当然要送你，只为你此生与春同驻。你待人和煦像春风，诲人细润似春雨；温厚比春日，文思如春潮。连你知名的小说和电影也取名为《野火春风斗古城》。我有幸在其间塑造了两个姐妹人物，由此结识了你。
你此番远去，行色匆匆，我还未及告你：上月，加拿大国家电影局罗伯特夫妇来华选片，看此片后诸多褒奖，说它是一部各国观众都会接受的好影片。你的痴女小珑掩面低喃：“爸爸要听到会特别高兴。他去得太快，太屈了！”面对你的两个娇儿和爱妻淑文，我酸楚却又宽慰，他们在极度悲痛中仍庄重自持，显示出这个家庭的教养和品格。这是你留给社会的又一财富，也是你光华的折射。
春风当然要送你，只为你宠辱不惊的淡泊。得意时如斯，失意时也如斯；只为你不忘故旧的敦厚，鱼水乡情永记，贫贱之交不移。更为你的耿耿丹心，虽历尽苦难信仰始终不渝。然而，我也有过忧虑，你过细了。过细，使你当年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时化险为夷，也使你而今早生华发，一病不起。你为中华民族的兴衰长夜反侧，恨不能书尽人间不平事，唤起四海同此心。
你就这样乘风去了，携着你那支力重千钧的笔，直奔天路。从此，我将翘首仰望：当天际现出长虹，那就是你，是你在挥臂洋洋洒洒，为人间绘制七彩幸福之门！
1989年3月7日于北京
不知为什么，我倒觉得那个高大魁梧的身影并没有消失。他——：“杨晓冬”就在他自己这个馨香满室的书房里，这里甚至还可以听到他那“刷刷”的书写声。
张老听了我的这番奇想，轻轻叹了口气，然后又宽慰地笑了……（图为银环原型张淑文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