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的中学生活，恍如隔世。如今的少年，怕难以想象那时校园的情景和氛围，我自己也不免疑惑，有过那样的生活么？四五十年前，四五十年之前了……
我念的中学，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办的，坐落在市区南部，上海人所谓贫穷的“下只角”，周围净是平房或棚户。学校办在这里，为了方便就近的穷苦孩子入学。她的诞生，时代色彩很浓，人民翻身做主人了，教育要彻底为工人阶级服务，连教学楼也盖成“工”字形，两排长长的教室，拦腰连接的几间是医务室、阅览室。学校的级别定为区重点，各校调集来的教师，要么是富于经验的长者，要么是年轻有为的新秀。他们不止课教得好，而且各具个性。教师有个性是很重要的，可惜许多校长不能理解。教我们物理的朱老师，每次上课只带张小纸片，上面是几行字的授课提纲，内容已烂熟于心，因果关系一环套着一环，那层次感，那严密度，叫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王老师瘦瘦高高，斯斯文文，课却讲得富于激情，听他的自然地理课，像讲游览，像读游记。陆老师的历史，虽没有什么故事，但条理明晰，议论风生，你油然跟着思索起千年来的得失。另外一位不教我班历史的唐老师，课外讲座为我们讲了一个又一个苏联的侦探小说，《红色保险箱》的扑朔迷离，扣人心弦，记忆至今。才分配来的周老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扎两个刷锅把短辫，衣着朴素。第一次课她早早端着实验器皿等在教室门口，我们以为是帮老师服务的职工。随铃声她站上讲台，竟然不下来了，调皮的同学起哄轰人，她却不恼，甜甜地一笑：“不要我上课呀？”大家惊讶，立即安静下来。以后周老师时不时地一笑，学生答错了提问，也是这么一笑。除了讲课好，这一笑，使她成为我们很欢迎的特别融洽的老师，像个大姐姐。几年后她随丈夫调到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我也考上北京的一所大学，校园距周老师家不远，常在周末去她家玩，总能喝到她现煮的咖啡，满屋浓香。很难忘的还有鲁琪琼老师，她当时年近半百了，操浓浓的四川或贵州口音。鲁老师讲析莫泊桑的《项链》，细腻透彻，一个外国妇人的似寻常又不寻常的经历启迪我们开始懂事。初一还是初二的时候，是出墙报还是为了别的，我仿报刊上的作品写了首小诗《祖国》。稚嫩的抒情，意外地得到鲁老师表扬，这就是我一生与文学结缘的起点。作文得鲁老师表扬，在我是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后来我自以为写得更好的作文，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期待着表扬，但一次次落空，反而得到不断的提醒和批评：谨防骄傲，或不要骄傲。当时我觉得委屈不已，现在则感激不尽。不知为什么，我无端地猜测，鲁老师一定出身大户人家，出于什么变故才流落到上海来的。她住西部“上只角”的富民新村，我毕业后几次徘徊在新村大门口，想看望老人，然而记不清门牌号码，只得怅然而归。
那时下午两节课以后便是学生的天下。我们不大见到班主任影子，初中三年常混在一起的是高中学生担任的少先队中队辅导员，记得他姓关。我念的私立小学没有建立少先队，上了初中才戴上红领巾，“六一”那天，一批学生同时入队，学校举行了队日晚会。请来一位少尉军官朗诵《肩上的一颗星》，解放军刚施行军衔制，他的新肩章金光闪闪。少尉嗓音洪亮浑厚，有高有低，时徐时疾。于是我晓得，原来话可以说得这么好听。
我们的课外活动真多，歌咏队，故事会，美术班，文学社，航模小组，无线电小组。还自编油印的小报，用俄文写信给苏联学生——和我通信的是喀山一个技术学校的女生。学校还组织集体看话剧，要好的自发搭伴去看电影。音乐会上表演琵琶独奏的谢家国学长，后来进了上海民族乐团成为演奏家。
学校足球队闻名全市，获中学锦标赛的季军。过关斩将的选拔比赛，我几乎每次都去观战。守门员江永林站在球门前，一夫当关，看过去，要多神气有多神气。他不晓得，尾随球门边看比赛的小个儿的我是他忠实的“粉丝”。多少年后，江永林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进了国家队，父业子承，还都是门将，一时号称“上海足坛三门”。我在足球场只能当个看客，回到教室编辑黑板报便成了主角。唯恐天下不乱的我，班级里发生一点小事，马上鼓动同学写稿。你批评，我反驳，少年气盛，外加读了点鲁迅杂文，于是语含讥刺，乘机卖弄文采，班上实在热闹过几回。我不避抄黑板的辛苦，更不在乎一身粉笔灰。文章刚抄了个题目，身后同学渐渐围过来。我边抄，他们边看，七嘴八舌地评点，以至笔战演化为舌战。我此时不动声色，偷着乐在心里。好像乱纷纷了，班主任倒大度，并不来干涉。此后我参加了区文化馆的文学社，成员来自各机关行业的干部工人，学生就我一个，年龄最小。《萌芽》杂志举办“三面红旗万万岁”征文，我投了一篇三四千字的短小说《红管家》，编了个城市大跃进办街道集体食堂的故事，编辑约我到杂志社谈改稿，他诧异我竟是十六七岁的少年。我也诧异，小说编辑怎么是位大名鼎鼎的诗人王宁宇，《萌芽》正接连发表他的诗作呢！诗人编小说，我觉得不可思议。小说登出来了，并且目录中用了黑体字，重点推荐的意思，我的兴奋可想而知。稿费可观，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这钱要用得有些纪念意义才好。想了好多天，想了好几个方案，都不理想。实在想不出了，最后缴给学校财会室付清了拖欠的学费，倒也挺高兴。
不要以为我爱好文学就不好动，才进中学时很顽皮过一段日子。学校西墙外不远是座污水处理站，污水大闸正在改建，挖出二十来米宽几百米长的坑道，准备埋设一人高的水泥涵管。于是我们课后多了一个好去处，正读着关于月球科幻故事和《海底两万里》，实在想当一回探险家，便借这大坑道过瘾。每天盼着放学，三五成群，书包背后一甩，先在涵管上面奔呀跳的，再钻进管洞里面躲躲藏藏，又叫又喊，哪处危险朝哪处冲。碰块瘀青，破点腿皮，全不在乎，顿时生出一股男子汉气概。但更经常的活动还是在校内篮球场上踢“足球”。和我最要好的同学温业淳，一人一边，抢着追着一颗胡桃大的小玻璃球。各自既当守门员又兼后卫、前锋，目标在对方球门，篮球架下的两根脚柱间。我俩像赛大足球的校队球员们一样卖力。球小，鞋底在沙子地的球场挫来挫去，鞋子破了一双又一双。家里奇怪鞋咋坏得这么快，我当然不敢道出实情，找些牵强的理由搪塞，好在大人没有刨根问底。
学校里我最惬意的时候在午饭后上课前，自带午饭的同学多，吃过了，饭盒一扔，你追我打，叽叽喳喳。我们很少留在教室里，留教室的也极少看书，看书也是捧一本小说，没有谁手上捧的是数学、物理课本。两长排教室前面敞开绿茵茵的四块大草坪，我们便是草坪上的“麻雀”，这里唱那里喊。闹腾累了，就地躺下，晒晒灿烂的太阳，眯起眼睛，睨视头边的蒲公英。它们散落在一片绿色里，煞是可爱。或者仰望蓝天，真蓝；凝视白云，真白。云朵浮动，走了，又来。我想到了文学，别的同学大概想到卫星，想到航海，想到哪片云下的大厂房大电站。就是不会去想作业。因作业不多，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它。二○○三年我回母校参加五十周年庆典，足球场和大草坪都不见了，代之以高耸的大楼，是另一番世界了。
我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汲取六年的知识乳汁，教室明亮，球场宽阔，草坪可爱。终于将飞向新的校园，犹如从秧田移植到大田。填报高考志愿，语文教研组长彭老师动员我：“报北京大学！”我哪有这等胆量，认定了复旦大学交了志愿表，不意学校报上去的表格经彭老师手，他还是替我改成北大。彭老师怀有夙愿，我们中学的毕业生没人考上过北大中文系，他决心让我实现零的突破。我大呼不好，死了心地等着进第二志愿的师范学院吧。岂料福星高照，北大中文系开门接纳了我。卢湾中学改变了我人生航向，要不是彭老师代我做主，不知我以后将会行进在另外一条什么样的人生旅途。
陈学勇，教授，作家。一九四三年生，一九六八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今任教于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杂志专栏作家，八、九届南通市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