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好的读书”，见诸鲁迅《三闲集》中的《读书杂谈》。这位大师在文中说，读书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比如单纯为升学、为就业而读书，往往很被动，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二是嗜好的读书，纯粹出于自愿，出于兴趣，是在做一件爱好的事情，这样就很主动，好比有人搓麻将，天天打、夜夜搓，感到一副牌里蕴藏着无穷的变化，从中能享受到无穷的乐趣。我在湖南长沙雅礼中学读书期间，对语文课的爱好就好比赌徒爱麻将，有一股即使“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要打”的劲头。
雅礼中学是一所跟美国耶鲁大学有着历史渊源的教会学校，到今年（二○○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已有一百零六年历史。校歌唱道：“昆仑渤海之间，五千年民族。万里长江大河，助文明发育。地球旋转无停，惜光明易逝。吸取欧美文明，乃吾修素质。东方西方圣人，劝为善则一。悠久博厚高明，惟至诚无息。校中彝训长垂，尚公勤诚朴。君子中日乾乾，集大成可志。”副歌是：“经天纬地才能，由学问成就；及时奋发精神，好担当宇宙。”校歌前两段的歌词内涵我并不懂得，但副歌中的这四句话我却铭记了大半生，激励我身处逆境而毫不退缩。
雅礼中学位处湖南长沙，二○○九年九月二十九日迎来了她的百年诞辰。因为小学升中学时跳了一班，入学后立马留了一级，所以我在这所名校整整待了六年半。那时家庭穷困，因为交不起学费，开学时常常最后才能领到布制的校徽；数理化又都学得不好，特别是数学，曾多次补考，在“白天鹅”般的学友群中是一只名副其实的“丑小鸭”。只有作文稍微能够给我赢得一点自尊，一点自信，支撑我终于修完了中学的学业。
除了母亲的养育，老师的鼓励和培养对我的成长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至今仍牢牢记着了刘浩然、刘佩文、郑小从这三位恩师的姓名。据说郑小从先生是徐特立的弟子，李维汉的同窗。他讷于言，但温文尔雅，国学根底极为深厚，让他给我们这些毛孩子讲课，完全是“用大炮打蚊子——屈才”。他曾经跟我的伯外祖父王启湘同任湖南大学教授，因此对我更多了一番关照。刘浩然先生身材高大，前额宽阔，讲课时声情并茂。他给我们朗读马烽的小说《韩梅梅》，读到动情处，声音哽咽，两眼润湿，学生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我也当过十四年中学教师，师承了刘浩然老师的教法，在讲课时十分注重情感灌注，使不少学生从被动型的“要我学”转变为主动型的“我要学”。刘佩文先生跟刘浩然先生风格不同，他身材瘦长，讲课慢条斯理，透过那副跟他的思想同样有深度的镜片，能看到他充满智慧的双眼在不停地闪动。有一次，我以旧中国一位女性的悲剧命运为题材写了一篇小说，写满了整整一个作文本。刘佩文老师认真批改之后，先热情予以肯定，又委婉批评了习作中过于伤感的情调。这个作文本早已不知去向，但我却从此跟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通过这三位老师的言传身教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在人类之中，“通才”是十分罕见的，因而格外值得珍惜。但不厌弃“偏才”也是一种为师之道。因为在经过改良的瘠土上，同样能够结出果实。
根据我的切身体会，除开接受课堂教育，利用课余时间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也是一条成才的要津。在美丽的西雅村，绿草如茵、白鹭成行，绿色的鹭鸶蛋、黄色的银杏果，都给我留下了诗意盎然的记忆。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座别墅式的图书馆。从一位跟西雅村同样美丽的管理员手中，我接过了一册册厚重的苏俄文学名著——这是我最初吮吸的文学乳汁，至今仍给我留下了解不开的俄罗斯情结。我还跟几位志同道合者组织过一个文学小组，请刘浩然老师在阶梯教室朗读《阿Q正传》。鲁迅用那柄无形的解剖刀对国人灵魂入木三分的剖析，强烈震撼了我那稚嫩的心灵。毕业前夕，高十七班的我跟两位初中同学（高十六班的李惠黎、高十五班的陈赫）还合办过一期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墙报。刊名是陈赫起的，叫《鸿雁》，希望能在告别母校前夕一展才华，留下一点好名声。出版者署“南柯社”，是我起的，意思是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真实的社团，好比“南柯一梦”。我们那时少不更事，表现欲旺盛，锋芒毕露，文章在充满锐气的同时自然也会有偏颇。当时正值“反右”前夕，对于文字和言论难免有些过敏，但作为主编的我可以确认，这份墙报在张贴之前曾送校领导审查，校领导也写了审读文字，作为卷头语刊出。张贴这份刊物时，有很多同学围观。我们当时十分得意，一起哼着陈赫谱写的一首歌：“残月西沉，星星儿还在柳梢挂，捕鱼队出了港，太阳升起照渔家……”然而乐极生悲，这件事后来横生枝节，惹出了不少始料未及的麻烦，甚至株连了几位与此毫不相干的校友，如张文简、周慰祖，对此我至今仍怀着深深的歉疚……
回想起来，中学时代使我独立工作能力提高最大的是编辑全校的一份大型板报《五中青年》。记得是高二那年李惠黎拉我参加这一工作的。我负责文字，他负责美编。全校各班都有通讯员，负责人是比我高一年级的女生田莉芸。田莉芸个头不高，留着短发，她的长相可以用“精神”二字形容，性格可以用“内敛”二字形容。跟我不同的是，她不仅文章写得漂亮，而且数理化的成绩也很优秀。我们三人之间配合得相当默契。我保存有一个小记事本，封面印有“中苏友好”四字，画的是天安门和克里姆林宫。这是五中团委和五中校刊编委会给我的奖品，上面写了“关心报刊，积极工作”四个钢笔字。我将这个笔记本作为一种特殊荣誉转赠给我的母亲，母亲在上面记下了很多亲友的地址，作为“传家宝”保存了整整半个世纪。令人痛心的是，田莉芸升入华中工学院之后，在一九五八年“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中因精神抑郁而轻生。临终前，她将三本日记寄给了我的母亲，上面有这位早熟早慧的少女暗恋我的情感记录，而当时年仅十五六岁的我对此却毫不知晓。母亲看完日记如惊弓之鸟，未征得我的同意就将这三本日记烧了，但田莉芸的面影却像一幅瓷画，经过火的烧炼，却反而更加清晰地浮现在我生命的史册上。
我是一九五七年夏天从雅礼中学（当时已改称长沙五中）毕业的，那年考大学时的作文命题是《我的母亲》。然而我的生父当时在台湾。母亲受其牵连，于一九五五年六月作为“反动家属”被开除公职，直到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获平反。当时接到这份作文试卷，我既不能为母亲辩诬，又不能昧着天良写一篇针对母亲的大批判稿，因此在考场上整整愣了半个小时。使我摆脱考场困境的是被誉为时代鼓手的诗人田间的一首短诗《坚壁》：
狗强盗，∕你要问我吗：∕“枪、弹药，∕埋在哪儿？”∕来，我告诉你：∕“枪、弹药，∕统埋在我心里！”
我于是从慌乱中镇定下来，驰骋想象，编造了一个动人的革命故事：我母亲苦大仇深，老党员，抗战时期任村妇联主任。日寇扫荡时她掩护八路军伤员，埋藏枪支弹药。日寇拷问他，她严词斥敌：“狗强盗，枪、弹药，统埋在我心里。”于是，恼羞成怒的敌人把她吊死在树上。她牺牲前高呼共产党万岁，成了烈士。我于是成了烈士遗孤，在组织的培养下高中毕业。感谢当时执行的阶级路线，这篇作文得了高分，我因此做梦似的考入了“古老而又新型”的南开大学。如果当时记述一个作为“反动家属”的母亲在生死线上挣扎，我的人生经历肯定会是另一番景象。然而身为人子，硬认他人做母，毕竟是一种罪愆。我感到愧对母亲，一直隐瞒着这件事。如今感到庆幸的是，这种不能如实描写母亲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一日，母亲在平反十三年之后含笑离开了人世。
陈漱渝，祖籍湖南长沙，一九四一年七月生于四川重庆。一九六二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曾任语文教师。一九七六年调入北京鲁迅博物馆至今，历任副馆长、鲁迅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全国政协第九、十届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