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中，格鲁门国际部詹姆斯、保延昭及王承栋3人借北京航展的机会来北京谈超7，中方刘国民、李泽蕃、牛新棠、任年及陈金琰参加。我另有会议，只与他们见了一面。詹姆斯给了一份格鲁门公司关于超7工作的现状和建议给我。格鲁门客人表示，初步设计未用完的钱仍保存着，待美国政府解除禁令后可继续合作。他们对参加超7第二阶段工作仍有兴趣，但不直接承担设计和制造。我方表示希望11月份卡兰觉拉能来看风洞试验。我们从其他渠道得知米格-29的发动机PД33的情况，并着手收集资料，以便超7有更多的候选发动机，11月写出了可行性分析。11月底我们超7风洞试验（低速）圆满结束，中航技孙总致电奥勃让，建议格鲁门派人来讨论试验结果和下一阶段的工作。
既然部内对超7与美合作已不寄过大希望，所以此时姜副部长要求成飞自己把初步设计搞完，1993年把原型机搞出来。可设想装苏联发动机，上天后装英国或意大利航电。
1990年2月，在中航技孙总为航电访苏前，我写了一个建议，请他在英顺便摸一下RB．199出口我国的可能性，以便选用发动机可两条腿走路，并寄了超7装RB．199的初步方案给他。
3月5日，沈泳沅、张达信了结在纽约的诸事，撤离回国。与美第二次合作至此终止。成飞为此赴美工作的工程师累计58人。未完成预定90人的计划。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最后结算我们成飞人赴美所花全部外汇费用，都由“佩刀”Ⅱ项目巴方向中方支付50万美元成飞分得的45万美元收益中开支。因我们处处节约用钱，故至今尚有节余。3年中，两次与格鲁门公司合作，取得了技术和信息，提高了我们的水平，增长了我们的见识。因此可以告慰全公司，这也是一个成功。
可以说在国际大三角形势下，我们能进入美国军用飞机设计领域做些有限的合作，是打成功了一次机会极其偶然的擦边球。虽然超7当时并未成功，但真正经历过的合作设计，无疑是空前的。
这个经历了3个年头的中、美军用飞机合作设计，由于具备了下述五个缺一不可的条件，因而产生了脆弱的“佩刀”Ⅱ/超7项目，以后也因其中条件起了变化，导致无法前进：
①成飞有个已打开国际市场的歼7M型飞机；
②巴方愿出钱搞用歼7M改型的“佩刀”Ⅱ，并打通美国关系；
③美国有一个富有军用飞机研制经验，但正走入困境尚未进入绝境的格鲁门公司；
④中航技、成飞及航空部机关有一批出于公心因而想法一致、热心此事的或许是天真的积极分子；
⑤在冷战时期大三角中，中、美关系政治气候比较好。
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历史应单独为它写出一章。
看了我的建议，中航技孙肇卿总裁于1990年3月在英国与马可尼公司、罗·罗公司以及英国皇家航空研究院（RAE）一起开会，探讨超7（对英叫歼7MM）在美受到制裁后与英国公司合作的可能性。英国这三家反应都很热烈，愿意积极参与。罗·罗公司认为RB．199的数据已向中国提供完了，但如感到还缺些什么，可以向他们提出来。马可尼希望日前还在讨论的航电系统快点定下来，否则可能跟不上飞机的计划。
4月份，格鲁门董事长奥勃让鉴于美国政府没有解除超7禁令的原因，致函孙总，除表示歉意外，准备把尚未用完的经费退回中国。这些，都加深了我们转向欧洲合作的决心。
成飞内部为完成超7的初步设计，对42项子系统报告正逐项进行讨论，以协调各子系统的关系，解决待定的问题。
4月6日，法国斯奈克玛公司又派人来谈M88发动机配装超7的事，我和陈金琰赴北京参加谈判，中航技由严天南主管。M88是可以装在超7上的，只是Ⅱ型推力小了一些，而Ⅲ型推力可以，目前还处于研制阶段，我们要求法国方面去请政府表态，是否可以向中国提供。在此以前，1988年3月和6月，斯奈克玛公司来成都谈过两次，我们感到M88不错，体积较小，质量较轻，技术也较新，只是费用可能较贵，在北京时，我们还找到606所的周总，了解他们涡喷14的进展情况，并主动提出改涡扇14的可能性。这样，超7配什么发动机就有了4种选择：美国的、英国的、苏联的、法国的。要加上我国自己的涡喷14，就5种了。美国的F404已给了8张蓝图，包括接口、信号交联、尺寸、两张电气原理图等，开展机械设计是够了，只是没有给性能数据。而罗·罗公司的RB．199，在多年历经12次接触后，于1988年7月给了性能磁带和用户手册，数据较全了。M88的数据也给了一些，只有苏联的PД33，数据还差得多。
1990年4月24日，航空航天工业部林宗棠部长，王总工程师一行来成飞检查工作，专门听取了我们关于超7的汇报。我们汇报完后，林部长说，我脑子里过去没有超7，今天听了是意外的大收获。我主张超7要和国外合作干，超7一定要搞，我们要有战略眼光，出口占领国际市场。王总说，我到苏联去，看到了PД33，也谈了一下，他们说如用于单发飞机，要改一改，故要合作。但王总还是强调第一要有意向性用户。这个难题，大家都知道。
罗·罗公司有了积极性，于6月11日再次派人访华。我和陈金琰赴北京参加谈判，中航技的严天南、牛新棠参加。11月再次在北京与罗·罗公司谈，这次罗·罗公司的马丁先生很积极，要参与飞机合作，共同向国际上销售。最后在成都达成了用3个月时间作可行性研究的理解备忘录。年底双方正式签署了备忘录。这个可行性研究主要是分析存在什么风险，以供双方决策。RB．199发动机恼人的问题是价格比较贵，它是英、德、意三国联合生产的，罗·罗公司一家说了不算。
出口后继机要快上，航空航天工业部内上上下下都赞成。部里同志认为过去搞“佩刀”Ⅱ，现在搞超7，目前发动机换了，应该论证后报告立项，“八五”计划草案里没有它的位置。后来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列入了“八五”计划。1991年1号文件当年计划里出现了超7项目，只是没有任何资金保证。
在此之前，部里于1990年9月决定由杨宝树同志于1992年初接成飞总经理的班，故杨已着手公司全面工作，不再具体指挥超7项目。1990年底，经侯、杨二位研究，告诉中航技，超7项目今后由常务副总经理成志明、总设计师陈金琰、公司高级顾问屠基达三人管。
1991年1月17日晨，影响今后航空武器发展的海湾战争爆发。
林宗棠部长应超7项目的要求，写信给苏联航空工业部部长西斯佐夫，提出欢迎苏方参加超7合作和我方拟进口苏方的PД33发动机，建议双方进行实质性谈判。苏方很快回了信，并于3月1日派出米高扬设计局总体专家恰普金等4人来北京洽谈合作。我和陈金琰赴京参加。我们要他们的发动机，他们不派发动机设计局的人却派搞飞机设计的人来，令我们奇怪。他们来后说，原因是发动机不可能直接装上我们的飞机，发动机要改，飞机上要装，故首先要有飞机设计的合作。我们一听就知道了他们要扩大合作，控制我们的飞机，并多赚我们的钱，虽然说的也有一点道理。双方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情况以后，苏方专家又专程到成都看了成飞之后，在北京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在谈的中间，恰普金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来的单发战斗机，当然应该比F-16好。我们急忙解释说，我们资金不多，用户又感到够了，所以我们不追求那么先进，他最后表示理解。当然，我们也知道，从米高扬设计局的水平来讲，应超过F-16的想法是很自然的，而且他们合作出来的飞机水平低也有损其形象。这一点也提醒我们，今后要与米高扬合作，要防止这一倾向。在谈判中，我们才知道PД33发动机的重量1050千克是一个理论重量，叫净重，实际上装到飞机上要重到1221千克，这与西方的重量定义不一样，它号称推重比8一级，实际反不到7，这使我们感到失望。在成都我们用投影仪向他们介绍超7方案时，苏联人似乎第一次看到这种设备，他们很好奇地仔细看后，问我们要多少钱一台，并相互间说，看结构并不复杂。
决定发动机合作对象，成为超7前进中的最大关键，我于1991年2月9日写了一个书面意见，经公司领导看后给中航技孙、刘两位局长，主张RB．199及PД33都抓，两条腿走路。他们看后，基本同意我的意见。我这次去北京后，又当面向他们谈了。
4月份，法国SAGEM公司派人来成飞，介绍他们航电设备的情况。月底，陈金琰在北京会见了因其他项目来华的苏联克里莫夫发动机设计局总设计师萨基索夫，初步了解了其PД33发动机机匣由上方移往下方技术上是可行的，只是改动量较大。萨基索夫说，只要你能购置100台发动机，我就什么都可以改。但要改，必须和米高扬设计局合作才行。这口气，看来他们在国内统一过口径，而且的确在苏联内部，飞机设计局是老大。陈在京还遇到格鲁门公司的王承栋，由牛新棠出面，请他一起吃了饭。王前些日子发现有肠癌，做了手术，现在又到中国来出差了。
经过一年的努力，对苏合作关系疏通好之后，中航技决定5月由孙肇卿带队组团赴苏联和英国去谈两个发动机的事，与米高扬设计局、马可尼公司的合作，以及卢卡斯系统成品，可能涉及RAE的关系等。在此之前，中航技严天南已出访过罗·罗公司及斯奈克玛公司，我和陈金琰要访罗·罗公司及马可尼公司的签证已办过一次，因对苏合作关系未疏通好而拖了下来。
赴苏、英团组，成飞由我、陈金琰、成志明参加。我们三人于出访前写了一个谈判中掌握若干具体策略和原则的报告，报侯、杨二位领导批示同意。
1991年5月17日，我们一行飞北京，在北京会同孙肇卿、马承麟、牛新棠于20日坐CA909航班波音767飞机直飞莫斯科。下午5点起飞，飞行8小时40分之后在国际机场着陆。下机出关，驱车去莫斯科国内机场，坐米高扬设计局自己的飞机雅克-40去列宁格勒。上了飞机，一直不飞，才知道因苏联物价飞涨，航调要求增加三倍工资，还在谈判，如谈判不成，将于21日凌晨起罢工。幸好不久谈判胜利，我们起飞了，飞了一个半小时到列宁格勒，克里莫夫设计局的车来接。途中车又被涅瓦河上的大桥所阻，原来此桥中间可开启，让大船通过，凌晨2点至3点05分为通船时间。如此折腾到克里莫夫设计局的招待所，吃夜宵后睡下，已是凌晨4点多。
在北京时，听有人介绍，去苏联要准备饿肚子，我们半信半疑。上了我们国内的航班，空中小姐说，大家饮料杯要节约用，因飞机到莫斯科，没有供应可上，留一些杯子回去用。我们一听预感情况不妙，故大家把飞机上的供应尽量吃掉。下了飞机改乘雅克-40时，接待的小姐给我们拿来矿泉水和三明治，只普通1/4的两小块黑面包中夹了一小块香肠，大家都不吃。我饿了，吃了两块。大多数同志已8个多小时未进食。当时苏联卢布官价在机场看到是1美元换1．7卢布，但在莫斯科黑市1美元可换30多卢布。物价上涨两三倍后，国家决定每个职工补贴100卢布，每个小孩补贴60卢布，当然跟不上物价。设计局专家的工资不满1000卢布，总设计师才1500卢布。按黑市汇率，1元人民币约等于6个卢布，与他们过去比，其工资极为微薄了。黑市1千克香肠40卢布，用美元只1元多，则很便宜了。
睡了两三个小时，21日早上8点半，我们赴克里莫夫设计局。它的全称是以克里莫夫命名的列宁格勒科研生产联合体。今年正好是成立75周年，现在的总设计师是第三任，在大楼口有获得两次“苏联英雄”称号的克里莫夫中将的半身铜像。我们是他们历史上第一次接待的中国客人。到了克里莫夫设计局我们首先吃早饭。克里莫夫设计局参加谈判的有一大帮人，为首的是相当于总工程师的总设计师，叫斯达罗伏伊钦科夫，还有几位联合体的副总经理（他们设计局总负责人是总设计师（GeneralDesigner），改制后对外称总裁或总经理，还有一位管技术的副手，也译为总设计师（ChiefDesigner）。米高扬设计局的副总设计师动力装置专家别兹留特柯也专程来参加了。
谈判开始斯达罗伏伊钦科夫即反对将发动机附件机匣由上头改到下头。孙总直截了当地问斯达罗伏伊钦科夫，你们准备给我们的发动机是不是最新的型号，斯达罗伏伊钦科夫说，是的（这里斯达罗伏伊钦科夫撒了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