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第一次评审做准备，中、美双方都在紧张工作。初步设计方案要在这阶段冻结布局技术状态，问题固然不少，如找不到用户，9个月初步设计格鲁门是否会做到底，也有些危险。因为格鲁门公司内部有人议论，如几个月之内找不到用户，格鲁门应停止这个项目不再花钱。3月31日卡兰觉拉以书面形式向中方马、屠、陈、牛4位发出备忘录，除陈述若干关键技术问题外，还专门提出了商务问题，建议中航技及成飞领导慎重考虑，在没有找到用户之前，不要再花更多资金。例如不再在5月份向格鲁门支付第二个100万美元。这备忘录也送格鲁门领导层。4月6日，格鲁门董事长奥勃让决定，格鲁门不能主动不干，只是给中方一个机会，中方考虑不干了，格鲁门可同意不干。
1989年4月5日，成飞谢明、侯建武及航空工业部顾诵芬在翻译张大信陪同下赴美参加超7初步设计第一次评审。同机飞美的还有设计人员徐德寰、徐鹤皋、罗先轸及徐林。4月7日中航技副总裁刘国民带房颖自巴飞美。此时中方评审组成员已全部到齐。
刘到了之后，我们一起交换了情况，针对格鲁门的备忘录进行了分析，这次目的，一是参加评审，二是做我们的决策调查。大家认为，现在碰到没预想到的情况，但还没有到改变我们坚持把9个月的初步设计做到底这一方针的地步。
在第一次评审前，经格鲁门起草中方修改后，完成了描述超7初步设计技术状态近300页的正式评审材料合订本。在3个月的工作中，中方提交美方技术文件共44份，双方签署备忘录12份，还有工作周报12份，总体方案、外形数模、高低速风模设计都完了，结构的总体安排、各系统的方案也都商定了。双方参加工作人员虽少，但完成的工作量是比较大的。
评审会在4月10—12日进行，由卡兰觉拉主持，全由格鲁门的主管人员做报告，没有翻译，中、美双方全体人员全部出席。这时刚到美的沈泳沅和宋开基等也正好赶上。会上用两天半时间报告了全机的总体布置、机体的设计准则、子系统（发动机、燃油、液压、环控）的概述、航电系统概述、飞机性能目标和预测、风洞试验计划、研制和生产费用估算、市场情况、项目进度计划及其有关问题等。最后半天总结，一般是某个人报告完了之后，就问一句，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不吱声，就OK下去了。原因是事先反复商量过了，真正的重头戏，是在幕后小会上。
小会上又就超视距作战和超声速性能、飞机寿命指标、外挂能力、机翼改进方案以及市场、进度、价格等进行了讨论。最后双方签署了一个第一次评审的备忘录。
美方项目管理一级工作上有困难，主要是格鲁门公司内部对项目的财政支持不够，造成人力及资料来源紧张。为此，刘总专门去找了格鲁门董事长奥勃让，向他表示，找市场问题，中方将负起更大的责任。中方不能同意初步设计半途而废，要求格鲁门公司一级对项目做些支持，奥勃让答应加强格方的工作力量。
评审完，刘总又赴巴做工作，马承麟及陈金琰、邱普达等15日飞返北京。
4月13日及14日，我和牛陪同谢、侯、顾去参观通用电气公司（GE公司）的发动机分部，由格鲁门的保先生陪同去波士顿。GE公司派人招待我们在假日旅馆住下，在大中国中餐馆吃晚饭。第二天GE公司的张维陪同我们到公司参观。这次访问，GE公司很重视，专门印了给中国客人的介绍资料。在介绍中得知，GE公司在全世界共有30万员工，1988年的营业额为400亿美元，其中发动机占1/6，即65亿美元（其中军用发动机占52%），员工有38000人，分布于16个工厂。
在讨论时，我向GE公司提出，为了改善超7的超声速性能，；F404能否增加一些推力，或常用战斗状态工作？他们答复战斗状态每次可用5分钟，在整个寿命期间可用25小时，用多了就影响发动机寿命。情况清楚了。
15日，我驻联合国军参团余华栋大校亲自驾车带谢、侯与我3人去游长林公园。路过费城时，我们参观了美国古迹独立宫及独立钟。长林公园原来是亿万富翁杜邦的私人花园，后来捐献出来供公众游览，每人收6美元门票供维持环境。长林公园面积很大，有草坪、树林、喷泉、鲜花，布置得气魄宏伟，层次分明，环境极好，特别是几个大型室内花房，各地名贵花卉竞相开放，喷泉如球，真是难得一游，可惜下雨不止，手不离伞。次日，中航技驻美代表孙德庆亲自驾车送谢、侯去华盛顿我国驻美使馆汇报，我陪去。
谢、侯及牛新棠由刘明树陪同于20日飞返祖国。
评审活动结束后，初步设计工作进入第二阶段———细化结构和系统设计方案。
4月26日，意大利FIAR公司派人又来介绍他们的GRIFO雷达，并详细解答了格鲁门事先准备的提问。事后卡兰觉拉对我说，这雷达是不错的，以后万一美国政府不卖APG-67，可用它代替。他建议中方今后多和FIAR公司联系。
当时，格鲁门在和我们合作超7的同时，正在从事由他们公司承包的歼8Ⅱ“和平珍珠”项目。这项目的工作人员被安排在与117厂房相邻的厂房工作，故每天上下班，我们与沈阳的同志经常遥遥相望。
4月28日，我临回国时，和卡兰觉拉谈过一次话。卡兰觉拉说，“和平珍珠”已经决定不考虑改装F404了。如果“和平珍珠”不用F404，即中国政府不正式和美国申请进口F404，那中国是得不到这发动机了，所以超7要考虑有代用方案，如用RB．199发动机。如果巴基斯坦要超7，美国政府是会给他F404的，因为美国政府已同意发放F404给印度，巴基斯坦便没有问题，而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所以中方要考虑用欧洲的航电和发动机的备选方案。如果没有确定的买主，只是搞试验机，要美国政府批准发放设计用的发动机数据，就很困难了。除非涉及它的设计及试验试飞都在美国进行，那费用又上去了，也不行。
我问他，在没有买主出研制费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只造一架试验机，用它做不破坏的静力试验后，上天试飞，限制过载试飞。他说，这也可以，但详细设计必须出和批生产一样的图纸，只是寿命一开始不一定达到4000小时，也可以不装雷达。X-29飞机造了2架，都试飞了，其中一架就是做了不破坏的静力试验后再飞的。
我又问他，刘国民先生找奥勃让支持超7，奥勃让答应加强超7项目，现在格鲁门公司内部是否真加强这项目了？他说，格鲁门目前遇到很大的问题，美国防部要减少预算达100亿美元之多，故要削减F-14的预算，要停止生产F-14D，而F-14D每架价格达7500万美元。今年刚完成研制和6架飞机，就不生产了，剩下只生产F-14A及其他改型机，估计只有两年好生产了。如果生产D型则至少还要生产四五年。现在格鲁门处在困难时期了。我得到的信息是超7恐怕很难得到更多支持了。
这个消息当然对我们很不利。
我又一次对他说，希望格鲁门进一步论证超视距作战能力和飞机超声速性能二者之间的权衡。卡兰觉拉坚持说，20世纪90年代的飞机，必须有超视距作战的能力，在未接近敌机前，有远距离攻击的能力，这是很重要的。格鲁门设计飞机是围绕武器系统的作用来设计的。当然，最后要看买主的需要。
果然，不久格鲁门董事长奥勃让就向全公司职工发出一封公开信，要求大家向长岛地区的国会议员写信施加影响，不让政府减少F-14的预算。由此看来情况的确严重。
5月1日，我带着不佳的消息，偕胡正林等离开纽约回国。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新词，批斗一个干部后，让他靠边，叫做“挂起来”，意思是既不免职，也不让他任职。无独有偶，美国文字里有一个suspend，既有“悬、挂”的意思，又有“暂停、中止”的含义。1989年我国发生“六四”事件之后，美国总统布什于6月5日宣布：“中止一切中、美政府间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中断中、美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活动……”这个中止原词即suspend。注意这个中止不是终止，是暂停的意思。歼8Ⅱ“和平珍珠”项目和超7合作项目都在中止之列。超7被“挂起来”了。
6月8日晚7时（在纽约是早晨7时），我们接到在美国负责超7合作的副总设计师沈泳沅来的长途电话，说格鲁门公司已正式接到政府的通知，超7项目已被中止。卡兰觉拉通知沈泳沅，中方人员6月9日不必再去格鲁门公司上班，但今天还可去办公室取回一切资料、用品。大约因是公司间的合作，格鲁门网开一面，5日卡兰觉拉即与沈泳沅打招呼，6、7两日中方可抓紧问要问的问题和索取相关的数据资料。而“和平珍珠”项目，则事先未打招呼，7日下班前一小时通知说，8日不能进办公室。
真是蛮横无理，非始料所及。陡然风波起，舟轻不胜颠。
经过和陈金琰等商量，我们向北京孙肇卿总经理汇报。他已接到中航技驻美代表孙德庆的报告，说格鲁门认为超7合作是民间项目，尚可争取恢复。我于9日向沈泳沅挂长途电话，告诉他三点：①在美的设计人员在住处继续工作，直至按原计划分批返回；原定分批去美的人就不去了。如项目一时恢复不了，沈泳沅、吴绍端和翻译张达信3人留守。我方有人在美，待命观察，可使格鲁门感到压力。他们有责任去活动及早恢复合作。②已取回资料让返国的人全部及早打包带回，以防不测，应按今后不能恢复着眼。若暂停时间太长，我们也拖不起。③尽可能在美与格鲁门交换情况，因格鲁门内部工作仍在进行，尚未中断。我们国内按两手做准备，已花了钱，尽可能争取恢复。但另一手验证机方案，做“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打算。
这样，已经赴京准备去美的方玉龙、刘岸斌、康正柏、浦小玉、包宗秀等5人，起先因为“六四”事件取不出外汇，现项目中止，只好折返成都。原定去参加巴黎航展并在那里会晤法鲁克中将和拉森的孙总，也决定不去了。
东方不亮西方亮改与俄罗斯合作
飞机方面，我们积极投入做少花钱的验证机方案，不寄希望于美国发动机了。
5月底我们派邱普达与中航技的人一起去埃及介绍超7，后来刘总也赶去，本希望埃及国防部能出具一个要超7的意向书，草稿也拟好了，正好碰上埃及新国防部长才上任，国内又出了“六四”事件，只好交代中航技驻埃代表，继续活动，邱等就回来了。
6月20日，孙德庆与沈泳沅在纽约约见卡兰觉拉，卡兰觉拉把2份拷贝：美国务院关于中止超7合作TAA的通知和格鲁门正式通知中航技中止超7合作的公函，交给孙、沈。并说，希望中方能把9个月的初步设计做到底，明确采取做验证机的方案，并表示要让格鲁门对验证机工作进行技术支援。格鲁门得到中方的正式邀请后，将动手准备向政府提出恢复技术支援许可证的申请，一旦中、美两国政治气候变暖，即可正式提交这个申请。但这里主要是说搞验证机或原型机，而不是做纸面工作，只做纸面工作，其技术支援工作的分量不够，格鲁门很难申请。
除沈等3人留守外，最后一批成飞工程师宋开基等9人于7月2日撤离纽约。
格鲁门的卡兰觉拉等5人，于7月12日去斯坦福会晤孙德庆及沈泳沅，商定中、美双方尽快会晤一次，可由中航技发出邀请，去北京谈。中方向格鲁门正式表示了，如果超7初步设计被停止，中方必将考虑索赔以补偿经济损失。格鲁门公司认为超7合作中止，超出了格鲁门所能控制的范围，因此中方依法索赔，都不是格鲁门的责任。此后格鲁门以要被索赔为由头再次向国务院申请对中止决定予以复审。拉森又致函刘国民，建议中方先做准备工作，然后在9月份谈判一次。
情况虽然起了变化，但设计所仍在继续超7初步设计工作。1989年7月11日，我和陈金琰约宋开基等一起听取超7操纵系统方案汇报，羊衍乾汇报说超7副翼操纵系统拟参照E型飞机的安排，即助力器后边有两个摇臂和两根拉杆。我说这种布局不行，副翼的支持刚度太差，间隙也大，是要产生抖振的。助力器和副翼之间环节应越少越好，最多有一个摇臂和一根拉杆，E型机这方案不妥，回去应向总设计师报告一下。会后，我在大楼走廊上碰到主管E型机静气弹的寿伯康，又对他说了E型机副翼操纵系统不妥的事，请他回去慎重研究。
1989年7月24日，成都飞机工业公司成立。原成都飞机发展中心已完成历史使命，我原任中心副主任自然消失，改任公司高级顾问。
9月初吴绍端奉命返国。此时格鲁门内部的超7工作已全停，人员也全撤出，以节省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