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到工厂去看发动机和它的飞机附件机匣。米格-29是双发，但只有一个飞机附件机匣装在双发上头中间，维护工作都在飞机背部进行，超7机背不能开大口搞维护，故要用PД33，就非改不可。发动机控制是电子模拟式的，又大又重，要装在飞机上，每个发动机配两个盒子，共重25千克，总体积达36分米3，与西方发动机电调盒附在发动机上只一本书大小，简直不可比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大？他们回答说，这是20世纪70年代干出来的，一直用到现在，以后也不打算改。当然要改是设计局的事，工厂设计科没有权改。飞机附件机匣的传动轴也是又大又重。还有一个复杂情况，即发动机喷口向下与水平方向成5度，并不是喷口简单下垂5度，而是由发动机进气口头部下垂3度，轴心向下偏达150~200毫米。然后尾喷口下偏2度，两个部分综合而成的。
下午及第三天讨论，集中于附件机匣位置以及超7用什么飞机附件、发动机安装、空中起动氧气系统、燃油系统及油泵、进气道匹配等技术问题。第四天开始讨论价格及起草纪要。这时，总设计师萨基索夫回来了。他说他才从莫斯科回来，在莫斯科见到航空工业部部长及飞机总设计师别里雅柯夫，他们对我们今后的合作寄予很大的希望。
23日是星期四，我们在谈飞机附件时，想和成都联系核对液压泵流量，一打听，在这里发电传要排队到下周才行，长途电话也要排队到25日，真要命，非始料所及，通信条件这样差，怎么合作呀？
向他们要一点资料，他们说什么也不能给，因没接到政府通知，现在不能给，于是我们只好眼看手记。
在谈价格和改装费用时，他们比较热衷于和我们成立合资公司，毕竟怎么个合资法，又没有具体设想，这状态和我们才改革时差不多。
在谈到有些技术问题时，如进气道匹配，他们往往说，这要问米高扬设计局。而在座的米高扬设计局副总设计师，只听，始终一言不发。看样子匹配他们的发动机，米高扬设计局是非介入不可，不可能像西方发动机那样，仅我们两家直接联系即可。
谈了五天，达成了一个会谈纪要，预定苏方7月份派人去中国。给我们留下了最大的问题是苏方坚持附件机匣不愿改到发动机下部。
在谈一些技术数据时，见到克里莫夫设计局有一位设计师，当场从口袋里摸出了1支小的计算尺算数据，这在我们已十多年不见了。苏联之闭塞，着实令我们惊讶。以后在两个设计局专家来成飞访问时，我们都买了较好的计算器送他们作为小礼品，他们都很高兴。
26日晚，我们由列宁格勒坐火车去莫斯科。在列宁格勒期间，我们被招待去基洛夫大剧院观看歌剧《浮士德》；看涅瓦河边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参观冬宫、夏宫、围城纪念馆，以及商店和百货公司。英勇的列宁格勒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军包围900天之久，牺牲了上百万人的生命，每人每天只配给125克面包，战事的艰巨可想而知。很别致的展品中，有1942年及1943年的铜制日记，每天换两页，我们去的那天是5月26日，我们看到1943年5月26日的日记上记着，从今天起粮食配给改为士兵每天300克，市民250克，小孩100克，增加了。不经过饥饿的人可能很难体会，这是在其他副食十分匮乏情况下的粮食啊。在纪念馆门口有若干长明灯，据说年轻人结婚往往到此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这就使我想起我国为什么没有建一些抗日战争的纪念馆以教育后人呢？日俄战争时日本人攻占原由俄军占领的旅顺时，把几万人口的旅顺杀得仅剩几十个人逃命，有多少人记得呀。
与列宁格勒市整洁的街道、宏伟的大剧院和瑰丽的冬宫极不相称的是，商店里几乎空空如也，牛奶店没有牛奶，面包店没有面包，更不要说鱼、肉、蛋、油。我们作为外宾来访，在公司食堂招待吃饭，都是特批提供的，有一餐宴请，居然有伏特加和鱼子酱，据长驻苏联的中航技卢贵芝同志说，这极少见了，鱼子酱在黑市要40美元1千克，即专家们一个多月的工资，一般人谁吃得起呀。平常我们进餐，蔬菜每人每餐有3片黄瓜，半个西红柿，可见其珍贵。在列宁格勒到莫斯科的铁路沿线，一路见到林绿草青，极为茂盛，土质显然极好，水也不缺，别墅小屋也不在少数，唯不见耕地栽种，甚为纳闷，苏联人的黄瓜、西红柿都那么缺乏，就没有人种一片发财，或自力更生种一点自己吃？
5月27日晨，我们到达莫斯科，米高扬设计局没有像样的招待所，他们安排我们住在城北季米特洛夫大街的青年国际饭店里。这是一座高24层的中档旅游饭店，接待外国游客，楼下小卖部出售用美元标价的进口商品，我们就在它的餐厅吃饭。
当天，我们就去米高扬设计局，它的全称是以米高扬命名的莫斯科机械制造厂，与成飞过去曾叫峨嵋机械厂同一个由来。恰普金等先带我们参观他们陈列各种飞机模型图片的局史陈列室，据说我们是第一批来访的中国人。米高扬设计局去年庆祝建立40周年，开始设计时才70多人，至今已设计了150多种飞机。在他们的系列飞机图片里，我荣幸地发现我们创作的歼教5飞机作为米格-17的改型之一展出，照片是一架我们出口巴基斯坦的飞机，苏联自己没有这种型号，他们收集进去了。还有一个单发常规布局腹部进气的轻型歼击机33M方案，有说明有模型，正常起飞重量9吨，超载起飞13．5吨，有8个外挂，采用PД33改型发动机，与我们的超7差不多，只是进气道不一样。
别里雅柯夫是米高扬设计局的第二任总设计师，米高扬在世时是其第一副总设计师，米高扬1971年去世后，即由别里雅柯夫接任，别里雅柯夫现已72岁了。下午3点半，别里雅柯夫会见我们。孙总首先向他介绍了超7的背景情况。别里雅柯夫坦率地说，米高扬设计局从1939年至今，一直搞军用飞机，现在军队要节省开支了，因此准备向最高苏维埃打报告向民用飞机方面转。现在中国同志来要求合作，我们是很乐意的。陈金琰打算向他介绍超7的情况，别里雅柯夫说，你先别说了，我提一些问题你来回答吧。接着他前后一共提了19个问题，问一个答一个，答完后他说，你这方案的设计方向是正确的。听了他的提问，就可以看出别里雅柯夫就是一个名副其实富有实践经验的总设计师。此后，别里雅柯夫退出，由其副手科研生产联合体的副厂长与我们谈合作方式。他提出两种合作形式，一种是对具体技术问题的咨询，一种是事后的评审。在谈到具体技术问题时，恰普金说，上次访问成都回来之后，根据成飞提供的资料，两个月来他们已做了不少工作。上次曾经说过，不应低于F-16，现在看，超7方案总的是达不到F-16水平的。只是20世纪90年代的飞机，还应有隐身特性才好。
第二天我们到他们工厂———莫斯科述缅季耶夫工厂看米格-29，总装车间还有5架飞机在总装。飞机的两个发动机分别在左右两个发动机舱里，下部有大舱门，打开后，用简易起重机通过三根钢索把发动机吊入。由于气动布局的原因，飞机后部几乎无后机身而是两个发动机舱之间的整流部，因此平尾和双垂尾载荷的传递只依靠发动机舱的外部侧壁和垂尾部位的一个悬臂梁组成两个盒形梁。机头雷达罩长约2米，前端固定空速管，在空速管根部有小型涡流发生器。我们重点看了发动机和飞机附件机匣的安装。接待我们的总装车间技术主任是很友好的。
回到设计局继续讨论时，研究了三方如何合作，我们的意见是发动机和米高扬设计局是一方，我们中国是一方，米高扬设计局则认为首先他们和中方签订合作协议，然后中方和米高扬设计局作为一方去对待发动机另一方。说穿了，是米高扬设计局首先向中方要钱，不能从发动机中扣出钱来给他。
技术上，我们又听取了他们在气动性能、航电武器、战斗性能方面的介绍和分析，重点是想把他们33M的方案推荐给我们，双方想法差距很大。我们回饭店后连夜商量，一直讨论到凌晨一点钟。第三天，由孙总出面统一向他们表态，我们超7的原方案不想大变，主要考虑超7是一种较便宜的改型飞机，要和米格-21有一定的继承性，具体体现在六个方面不要变，不宜改为全新的飞机。希望米高扬设计局重点在如何把超7方案在六不变的条件下局部改得更好一些。另外一个重点是帮助我们把PД33发动机用上去。我们穷，费用多了付不起，要使技术和费用平衡起来。苏方听了以后说理解了。为了表示友好，他们应我们要求同意让我们进米高扬设计局设计大楼看看他们的计算机辅助设计。我们也是第一批进入这里的中国客人，大楼下面有专门的守门人和门卡。计算机及绘图软件都是苏联自己的，我们看到了有两个进气道或发动机管道的机身正进行计算机绘图。当天下午我们还抽了点时间去大使馆向于洪亮大使和宁文烟武官汇报我们来谈超7发动机和飞机合作的情况。
30日，中、苏双方讨论会谈纪要。一开始米高扬设计局负责合同的总经济师提出由他们牵头把发动机会谈纪要作为米高扬设计局统管之下的附件与中方签字，发动机由米高扬设计局提供。这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双方争执得面红耳赤，我们决定暂不签字。为了缓和气氛，我们建议停止争论，我们要送一些小礼物给他们。送的礼物包括送给别里雅柯夫的，故送礼后别里雅柯夫只好出面再和我们谈。虽然气氛变好，但仍未谈拢，于是决定晚上再谈。晚上7点半，我们再去，终于他们同意在会议纪要中删掉关于克里莫夫设计局的关系。于是孙总和别里雅柯夫代表双方签了字。接着别里雅柯夫在克里莫夫局和人合营的饭店里设宴请我们吃饭，因为莫斯科其他饭店里没有多少可吃的。席间气氛很好，点了蜡烛，但吃的还不如在列宁格勒，最好的是一盘红烧牛肉，量很多，味道却差得很，中方都吃得不多，苏方陪同的都大量地吃。最后每个桌上摆了一大盒巧克力，我们每人尝了一两个，余下的苏联人都放到口袋里带回去了。苏联呀苏联，你革命成功已70多年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来华时，你们工厂科长一级的干部，家里都已有小汽车了，40年后，你生活怎么变得那么惨呢？陪我们出席宴会的，都是米高扬设计局的头面人物。总体专家恰普金，过去是室主任吧，也得过列宁勋章，更不要说副总设计师了。别里雅柯夫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六次获得列宁奖金和国家奖金，是苏联科学院院士，院士另有一份津贴，生活可能好过些。席间，我问别里雅柯夫，在50年代末派到沈阳去管米格-19的副总设计师塞米尔诺夫怎么样了，他说早去世了。是呀，30多年过去了，1958年那时他已50岁上下了。
在莫斯科的四天时间很紧张，28日晚由米高扬设计局招待，两个女孩陪同我们去莫斯科大学附近的大马戏团看了一场马戏，节目很精彩，剧场气氛也很好，人们都彬彬有礼，穿着节日盛装。马术、空中飞人、分身术、炮打美人等好像比我国的好，舞台中央的地板整个可以自动更换的。
29日及30日各抽一两个小时匆匆去看了克里姆林宫外的红场和列宁墓，去了一次百货公司。百货公司规模很大，但货少，质量差，牙膏、袜子都排队抢购，一捆捆地卖。顾客们看到一推车鞋盒推去，就不管大小式样，马上赶去排上了长队抢购。我听说苏联电动刮胡刀好，想买一个，也未见到。跟我们三年经济困难时的情景差不多。当时我没有料到，在我们离开苏联后两个多月，1991年8月，主要由于内部的原因，苏联红旗落地，不打自倒，苏联解体。列宁格勒也恢复旧名，改为圣彼得堡。
1991年5月31日，我们一行7人在早上离开饭店赴莫斯科国际机场，坐苏联宽机身客机伊尔-86，直飞伦敦。这飞机经济舱为9人一排，全机可容纳350名旅客，但人未坐满，我找个靠窗口的座位坐下，看着从莫斯科出去的欧洲的风景，一路上地面大部分是绿郁葱葱的森林和植被，耕地极少，而阳光和雨水均极充分，天时、地利应是很好，不知何故苏联的农业上不去，吃得都十分紧张。空中飞行三个半小时，时差为三小时，到了伦敦才当地时间上午9点半。办进关手续后，罗·罗公司派专车来接我们，直接前往公司所在地布列斯托尔市，在预定的旅馆住下。
6月1日及2日正好是周末，罗·罗公司派商务主管勃隆菲尔特先生来带我们游览布市城区和郊区。
英国经济当时不景气，国防工业更明显，最近罗·罗公司裁员3000人，原先去过中国的郝里特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马可尼公司也在裁员，如中国项目干不下去，这个项目的雇员也要裁掉。中航技驻英总代表蒋士钊告诉我们，目前英国每天倒闭20家公司，听说有的公司宣布裁员，被裁者在办公室当场大哭，情况很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