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是分专业考察，我们飞机小组主要考察了米格-21MΦ飞机、苏-20战斗轰炸机、米格-23БM对地攻击机、挂导弹型飞机。米格-21及苏-20除飞机外，还看了其随机的说明书。米格-23БM则没有让看说明书，也没有看其基本型（MC空战型），而只让看对地攻击型。看飞机时只让看外部，口盖也不给打开。向地勤人员提问时，能回答的也不多，这飞机只飞过几十小时。后来经过团里去交涉，埃方同意由他们按我们的需要照一些外形的照片，由使馆信使带回。此外，还看了一架米格-21的教练机。
苏-20和米格-23都是变后掠翼的飞机，估计我们是国内航空领域第一批看到变后掠翼飞机的人，所以对变后掠翼的技术情况和其机构多花了一些时间。米格-21MΦ则是我们正在进行歼7全天候型设计的重要参考，又比较熟，所以记录下的情况较全。
为了向国内同行介绍，我用卷尺量的尺寸，回国内画成了苏-20和米格-23БM的三面图，放入考察报告。苏-20是由苏-7发展为苏-17，再发展到苏-20这样演变过来的。苏-17就已经是变后掠翼的了。
除了观看飞机、看说明书外，我们还找埃方飞行员和地勤工程师进行了一些座谈，了解使用中的一些情况。总体上工作是很紧张的。
回到国内，代表团不解散，在总参招待所集中整理资料，向有关部门汇报，进行总结。
这时突然遇到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我在睡梦中突然被一阵剧烈震动所摇醒，走廊上花盆全部呯呯地倒地，我定神一想，惊叫地震了。我自国外回到北京，接到部机关的同志转给我的一封信，是我爱人在成都写的，说因有预报成都要大地震，故她带两个孩子与厂里很多人一起逃离成都，他们到上海去了。这样，我脑子里留下了要地震的概念。与我住同一个房间的786厂总工程师洪民光同志，和我一起赶快起来，拉开窗帘看外边，在大地震动和隆隆声中，外边街上一片片如蓝色闪电的电光不停地闪着。我们住在四楼，走廊又很长，这时要跑下楼，已不可能，我想我们住的钢筋水泥大楼，应该不会震倒吧，只能等稳定以后再跑。一会儿，不震了，我们都纷纷下楼，到楼前广场上大家议论纷纷，不知震中在哪里，估计离北京不远，但事先一无预兆，也无预报。在广场里等了大约半小时，大家说回去睡吧，到了房间里，一会儿又震起来了，太危险，大家不约而同地干脆站到广场上去不睡了。到了上午，叶正大同志带军队同志来了，才知道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告诉大家暂时都住在代表团使用的大客车上，不要回房间，北京居民已被告知，都在室外住，搭地震棚安身。招待所附近有一四合院，其中一间平房整个屋顶塌下来把一位老太太压死了；北京动物园一大段围墙倒了，王府井百货大楼四楼一个角似刀劈一样倒了下来，房间都露在外边了……当天下午大雨滂沱，余震不断，我们坐在大客车里，可以看到水泥电线杆整个在不断摇晃。
过了两天，代表团决定暂时解散，先回各单位，听招呼再集中。8月5日，我坐飞机回成都，这时厂里人全住在地震棚里，厂区内无人上班，进厂可听到鸟叫，一片寂静。邻居们帮我搭了一个地震棚安身。
过了若干天，8月17日，四川松潘平武发生7．2级地震，成都要大地震这一关过去了，我爱人带了孩子回来了，厂里也陆续上班。又过了若干天，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1976年我国真是太不幸了，大地震之外，年初1月8日周总理逝世，我们在埃及时，朱德元帅逝世，现在毛主席逝世，我党连丧三位元勋。
9月23日，代表团再次在北京集中，这次改在京西宾馆住，继续完成考察成果的整理。我写完了三个飞机的资料，并汇入460厂的孙来永写的发动机，空军机务部薛大琮、马保民写的特设，交628所作为内部秘密资料出版。
按叶正大副主任的说法，这是我国军事技术上第一次对外接触，所以总结报告很全面，含有政治关系、军事、外交以及技术援助等内容，并带有5个附件、7份技术资料。其中有向中央和军委以及国防工业部门的建议。7份技术资料是考察的技术成果，其中4份是飞机的，我编写的米格-21MΦ、苏-20、米格-23БM以外。在建议中有关航空工业的，有建议尽快用歼7、歼8更新歼6，要加快歼8研制和歼7改进改型，歼7全天候应以米格-21MΦ为基准来改，用米格-21教练机来更新歼教5等。这个总结报告及附件等要发至各军兵种和各军事工业部。
我们还在北京做总结时，10月上旬，“四人帮”被打倒，只是我们一直不知道，以后陆续听了中央打招呼会的传达，大家听了，真是大快人心，我国10年“文革”的苦难就此结束。以后10月21日报纸上正式发表郭沫若写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一词，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
中央要求大上歼7
这时，011基地一直在活动争取歼7Ⅲ的任务改由他们来搞。部里曾有文件，改变承制单位。在1977年初的三机部企事业领导干部会上，得知部内生产局和空军主张132厂继续搞下去，而部计划局和六院主张改由011基地搞。有分歧，因此常有反复。但011基地要停止生产歼6，改为复制我厂定型后的歼7Ⅱ，则是定了的。1977年3月初，011基地第一设计所李秋乐所长（我当年在122厂的老同事），来厂研究如何复制歼7Ⅱ型的准备工作，并初步研究了如何实行主复制厂的相互关系。以后先把歼7Ⅰ型的图纸整套交过去，Ⅱ型改型各项，成熟一项移交一项，直至定型。
1977年9月底，我接部办公厅通知，去北京参加从罗·罗公司引进斯贝发动机关于进气道与发动机匹配的外事谈判。10月中，正拟返厂，接厂通知留北京参加大上歼7的重点企业领导干部会。
1977年10月19日，三机部召开会议，动员研究落实中央最近的重要指示。这是一次在10年“文革”对航空工业严重破坏之后，正在恢复整顿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132厂党委副书记孙志端、晋川和我参加。会上由李际泰部长传达了华主席讲话，10月12日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和王震副总理讲话。
邓副主席在军委的会议上讲了军事装备和全国的科研体制问题，讲了陆海空各军兵种的装备建设问题，其中主要突出空军建设，而空军要用歼7代替歼6，要尽快更新一代。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要搞好齐装配套。讲话中，军委罗瑞卿秘书长插话：“要突出重点，空军飞机很多，多数是歼6，还有米格-15和米格-17，要清理。”“要有2000架歼7，集中力量搞歼7。”
邓副主席接着讲了军事工业要严格要求，要恢复总工程师制度，要有岗位责任制，要签字。科研工作要走在生产前面。要搞好近期和中长期规划。要整顿好领导班子。不合格产品、不配套产品不能接收。
三机部这次会议就是落实邓副主席讲话精神，组织动员三机二发一弹的大会战。三机是歼7、歼8和轰7，二发是涡喷7和涡扇9，一弹是霹雳5乙导弹。要求工厂党委科研生产一担挑。我们歼7这个专题组，部革委会范英副主任来参加，孙志瑞和011基地崔光炜共同主持，除歼7飞机011基地要复制外，还有涡喷7发动机的改进。大家第一次听到中央领导那么具体谈航空工业的科研生产，真的很受鼓舞。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之后正在恢复整顿的132厂我们几个。
我发言首先讲，中央提出要2000架歼7，真是形势大好，但仅有数量，机型是什么还不清楚，我个人认为主要是歼7Ⅱ型和歼7全天候。歼7Ⅰ型已定型了，但生产不宜多了。还是带离弹射，发动机是原型。我们已经落后于印度。“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有所作为了，应该借此东风赶快往前赶。希望部里认真组织总结一下这几年来的教训。
大家的讨论涉及技术攻关、技术改造、组织管理、供应配套等方面的问题。在数量上，提出了一个1980年前完成400架歼7，1980年后完成1600架的方案。李际泰部长听取了大家汇报。会议开了4天半，24日才结束。
李部长在大会上做了总结。会议很重要的精神是要大上歼7。因为这是当前可以拿到飞机的。生产要突出歼7，科研也要突出歼7。目前生产是歼7Ⅰ型，改型的是歼7Ⅱ型，要组织攻关，使歼7更进一步。中央决策，132厂、011基地和112厂三个厂一起干歼7，尽快用歼7换装歼6。112厂主动提出，1980年后可以拿出1000架歼7。但现在关键是1980年前132厂及011基地出得太少。发动机410厂及460厂分别攻关改型的涡喷7甲和涡喷7乙。原型机生产改进主要是延长首翻期寿命问题，410厂及460厂分别攻关50小时和100小时。
大上歼7，要求很高，鼓舞人心。但“文革”刚结束，国防工办洪学智主任指示抓企业整顿，共有11个方面之多，这的确也十分必要。
回厂以后，我组织设计所的同志，研究提出分三个阶段（3、5、8年）的《歼7飞机发展规划》，打好歼7Ⅱ型的攻关后，也搞好歼7全天候的设计方案。
不久空军曹里怀副司令员来厂，又一次在干部中传达了军委会议决定大上歼7的精神。同时检查了我们解决歼7进气道喘振的问题和阻力伞上移的改进问题。还重点说了“你们歼教5飞机给部队起了很大的作用，空军党委讨论过，不能停产，目前靠它培养飞行员”。孙志端副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在会上表态说：“不完成大上歼7的任务，不离开132厂。”
1977年12月初，李际泰部长带范英及国防工办的一个局长来厂检查“大上歼7”会议的落实情况。对工厂11月写的报告不满意，说大上歼7，132厂是主战场，1978年、1979年是独此一家，011基地及112厂都使不上劲。要求“你孙厂长要亲自抓，问题要一个个落实。总工程师不能光签字，要具体地抓技术工作。”最后说：“2000架任务完不成，你厂长提头来见。”工厂担心配套问题不好办，特别是226雷达交付问题。同来的工办宋局长在干部会上拍胸脯说：“226雷达交不了，唯我是问。”
正在此时，北京传来两个重要消息：一是中央任命吕东为三机部党组书记、部长，李际泰为此提前返京；二是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文，决定恢复军代表制，以严格控制军品生产的质量。
为了三厂一起大上歼7，112厂设计科长蒋福新、陆林林，011基地第一设计室主任于希明来厂协调主复制厂技术工作。132厂是歼7飞机的主制厂。
我们与011基地的关系，双方已进行多次协调，早在（1977年）6月，范英副主任带011基地正副主任庄树山、王韬、唐文斌及设计室孙瑞胜来成都与厂里谢明、我等一起确定歼7Ⅱ型的主复制关系。歼7Ⅱ型作为一个独立型号，又于1977年5月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常规装备发展领导小组以常装（1977）22号文批准立项和改进方案，当时文中暂以歼7Ⅰ改命名。这个批了长达两年的批文，也算来之不易。
过了1978年元旦，我飞去北京，到空军大院谈1977年完成任务问题，在空军订货部谈4架飞机因发动机问题出不了厂，最后同意算132厂完成了1977年的任务，任务为30架，实际完成20架。此时，听部里同志透露，三厂共同大干歼7的方案，已有些动摇了。在空军科研部与卜刃参谋谈歼7的发展规划时看到了1977年12月空司发的一个文件《关于歼7飞机生产的几点建议》，其中有要9∶1的歼7教练型，要5∶1的全天候型，以及要求1979年起出厂的歼7飞机都要有压力加油等。卜刃说，歼7发展规划问题可以开一个小型座谈会，132厂可以打个报告上来。这样，我就在北京起草了一个书面建议。
我的建议认为：大上歼7应有两个含义，一是短期内拿出一定数量的飞机装备部队，二是要做到一机多型，性能先进，品种配套。为此，再次强调必须抓紧歼7全天候方案。
年初，三机部召开部务扩大会，吕部长传达军委扩大会决定：3~5年内要求生产2500~3000架歼7及歼8（注：上次会议未提歼8）。所以要求112厂要集中力量搞歼8，要求132厂及011基地搞歼7，至少2000架。要求歼7Ⅱ型尽快定型生产，Ⅱ型以后搞歼7教练机，再搞全天候型。如果歼8（重点是全天候型）全天候各方面都好，再考虑歼7全天候搞不搞。
1978年2月，孙副书记、我和侯建武三人到北京，向段子俊、油江副部长汇报Ⅱ型研制及火箭座椅滑车试验、飞机鉴定试飞等问题。经部领导出面和空军谈定：Ⅱ型要做全机静力试验，试飞大纲由132厂自己报，鉴定试飞也由工厂自己飞，630所可以派人及仪器去帮助。试飞课目中，空中停车要飞，火箭弹射座椅项目要由真人在空中试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