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阿标已经三天没有儿子的消息了。
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房间里转个不停。
天气已经热了，但这个高原古城，傍晚还是颇有凉意。张阿标七点开始，就仿佛那些做独门气功的武师，屏住了呼吸，眼睛也紧紧闭住。他坐在昏暗的房间里，电视不开，一点声音也没有地，等儿子的消息。
自从张单去北京后，每天晚上都会给他发条短信，为了这个联系，他们特意去买了两个手机，两个四百多块，搞活动，还送话费。张单教张阿标怎么用，张阿标坚持只学一个功能，就是接收短信。
不打电话，不接电话，红色绿色的按键，他搞不清楚，通讯录也毫无用处，他并不需要再跟谁联系，只要儿子能有消息回来，不就可以了吗？
儿子是坐飞机去的北京，这是一件让父子俩都有点吓破了胆的事儿。机票是张单的妈妈在美国直接定的，张单只需要去机场报个名字就可以了。张阿标家里离机场住得并不远，他们平时总能听见飞机来来往往嘈杂轰鸣起落声，但从没有想过这个大东西，会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张单看得出爸在紧张，一有飞机的声音，他就忍不住会抽抽肩膀。他把双手放在爸的肩头，大声说：“没关系的，我一到北京，就给你发短信。”
他现在已经比张阿标还要高了，爸爸担心不安的表情，让他更觉得有责任安抚他。他让爸拿出手机来，当着他的面再演示一遍怎么接收短信。张阿标将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他很小心地做给张单看。张单说：“好了，那我走了。”
可是张阿标还是愣愣地看着他，嘴张了好几下，说不出话来。张单顿时明白了爸要说的那句话，他说：“我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一定给你短信。”
爸点点头，这才算敲定了。
爸就是这样一个人，张单坐在飞机上想，嘴边带上笑意。他才不要像别家的老爸一样，嘴巴总是跑在脑子的前面呢，见到儿子，想也不想，苛责的话先冒出一长串来。
张单在北京，一切都很顺利。母亲的朋友在机场接到他，直接送他去了学校。学费住宿费全都交了，像他这样的外地学生，还有很多，学校有宿舍，六人一室，还有洗澡间。他给父亲掐着时间发短信过去，想象爸会将手机拿到眼前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然后什么也不说。
时间很快，一晃大半个月过去了。每天读书，做题，大量背单词，倒也有趣。只是张单基础差，不过他心态极好，没有一点急躁的表情。“是不想出去吗？”有同学会这么问他。张单笑笑，说：“怎么会不想？”
他比其他人，还要多一层想。他是要去见妈妈的，这可不是小事情。可是急有什么用咧？那么多年，不都等过来了吗？
这是一段张单觉得特别幸福的日子，同学都不知道他的过去，他可以非常大胆而直率地说出“妈妈”这两个字来。
“我妈妈叫我去美国。”他说，“她在那边等我。”
他不告诉别人妈妈已经有了新的家庭。
“她只是去那边工作，以后要回家的。”
“她非常想我，不愿意和我分开。”
谎话脱口而出，说得轻松自然，最主要的是，他觉得幸福。
突然就有人说：“那个遥遥小妞，是看上你了吧？干吗总跟你起腻？”
阳光，帅气，总是像哥哥一样的张单，是女孩子心目中的宠儿。在昆明的学校，就有女孩子拿他比做《士兵突击》里的班长。张单笑笑，那又怎样，在北京他不过待一个月的时间，遥遥只是喜欢跟他在一起吧。
他也喜欢遥遥，遥遥活泼，自在，还很可爱。而且遥遥是北京本地人，跟她一起出去，总能了解到新的东西。
下午上完课，遥遥就会回家。但有时，也会留下来上晚自习。她坐在张单的旁边，让他伸出手指来，仔细又认真地替他看掌纹。“你肯定会很幸福的，”她看完了，对着他的掌心吹一口气：“你有大好前途。”
张单有时候能在她的眼睛里发现一丝阴影，这样的阴影，是他自己非常熟知的东西。这让他的心不由会咯噔一跳，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突然一痛。遥遥也不容易呢，他悄悄对自己说，小小的女孩，也有什么不快乐的事情。
他从不会主动去问。他知道心里有伤的人，都不愿意被人追问。但是遥遥下了晚自习，他大不咧咧地抓起书包，对她说，走吧，我陪你出去，天晚了我饿了，想买点东西吃呢。
他会送遥遥去车站，有时看着她上了公交，有时见她上了出租。学校晚上管理得很严，因为外地学生太多。张单送完遥遥回来，大门已经关了，宿舍也就要查铺了，他得飞快地跑到不引人注意的侧墙处，爬上树，然后翻进墙去。
张单的生活老师，以前不是没有见过夜不归宿的学生。毕竟都是十几岁的大孩子了，突然离开家，都会有那么一些渴望自由的心。学校需要加强管理，没错。可是他们不也都有家长吗，都有即时联系工具，如果他们一切正常，只是不回宿舍，可是家长没有着急，打来电话问行踪，就证明孩子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三天后，张单的家长依然没有打来电话，可是，孩子还是没来上课。
班主任老师终于从学生报名册上找到了张单父亲的电话，拨过去，响了无数下，却一直没有人接。这让他们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赶紧翻找给张单交钱的户头，发现对方在美国，留有电话号码。
也不管时差了，拨过去吧。
第二天，张单的母亲就飞到了北京。她离家之前，给张单家隔壁报刊亭拨了电话，希望他们叫一下阿标。可阿标不在家，出去干工了。于是她一方面留言，让他尽快赶到北京来，到以后拨她的电话。一方面告诉邻居，她会接着打电话过来。
张单的母亲姓陶，到了北京，学校里的人就一口一个陶小姐。她看起来实在是年轻，哪里像一个有那么大孩子的母亲。她急切地见人就问，去宿舍，去教室，她不相信老师说的，张单可能是出去玩了，也不相信同学安慰她的话，也许他很快就会回来之类。
一个人，没有特别的理由，是不会离开正常轨道的。
她觉得这是上天给她的一个惩罚，当一切近在咫尺时，儿子却出了事。
她今年38岁了，已经爱上了在美国的生活。和故乡人们对她生活的描述并不相同，她并不是在上海勾搭上了什么老外，才出的国。
之所以去上海，是她发现自己嫁错了人。张阿标是个好人，年轻时的她，将他的少语木讷当做了一种害羞、内向、含蓄的优良品德。
婚后她发现，她没法接受藏得如此之深的爱。
她不是不可以离婚，可是跟这样一个有性格缺陷的人离婚，而且两人都在同一个企业，她这样主动离开他，压力实在太大。她的父母，都在乡下，孩子不适合放去那里。将孩子扔给张阿标，至少，他的爷爷奶奶，会帮到他。
上世纪代初期，上海的浦东，正在热火朝天的建设当中。有很多的工作机会，她白天黑夜地工作，拿着比在昆明多很多的钱，可是她视野也开阔了，听到见到了更好的生活。这些让她心里不安起来，她幻想自己也能有更好的未来。
两年后，她和几个江苏人一起偷渡去了美国。
在北卡罗来纳，和很多偷渡的墨西哥妇女一起，为别人家做清洁工作。她帮当地人带孩子，看到他们的孩子，总让她想自己的儿子。一年一年，她在商店、街头、学校门口、黄昏时分街区孩子的嬉戏声中，在不同年龄、不同肤色、不同相貌的孩子身上，寻找着张单的个头、性格、雀跃的身影。
“我的儿子也这么大了”，她忍不住总是会这样想。
一张孩子两周岁的黑白照片，无论她走到哪里，都贴身装着。相片上的张单皱着眉头，胆怯，不耐烦，没有一点笑意。渐渐地，陶小姐觉得，自己看到了孩子的性格，他敏感，多情，细致，很有坚持性。
她将孩子的性格和自己的艰辛联系到了一起。她是在为他而努力着，有了他，她的奋斗，才更有了意义。
那时她也知道了，张阿标是个有交往障碍疾病的人。
她总是担心，孩子是否会受到影响？
第五年，她遇到了尼克，现在的丈夫，俄罗斯裔的美国人。他开家修理房屋水电的小公司，他们结婚，生子，一起去纽约，过上了平凡美国人的生活。
她一直没敢告诉尼克，自己在中国还有个儿子的事，她怕他嫌弃她。可是有一年，圣诞节在尼克的姐姐家，见到他姐姐的儿子跑进跑出后，她再也忍不住了，这个和张单同岁的小伙子，勾起了她无尽的眼泪。尼克知道后，说：“你为什么不见他？他是你的儿子，无论怎样，你都要去见他。”
“接他来和我们一起，也可以吗？”
“当然。”尼克说。
遥遥来了，遥遥是最后见到张单的同学。她怯生生地走过来，叫了一声阿姨。陶小姐泪流满面，一面控制着自己拿纸巾擦眼泪。“他跟你分手的时候，说什么没有？”
遥遥说：“就说再见。”
“他是特意去送你？”
“我觉得是。可是他说他要买吃的。但学校这么偏，根本没有吃的可卖。我知道，他只是想送我而已。”
“平时他从哪里回学校？”
“翻墙。”
那地方，经过三天的人来人往，已经看不出什么痕迹了。
陶小姐决定报警。可是学校说，能不能再等等？也许孩子会主动回来。他们不想让这事传出去，影响到学校的声誉。
陶小姐瞪大了眼睛：“学生的生命重要，还是你学校的声誉重要？”
校长很不满：“陶小姐，这是在中国，你必须考虑方方面面。”
陶小姐扬起了脖子：“校长你说这话要小心，我可是随时录了音的。你这么没有人性，就不怕我将你曝光，名声扫地？”
啊，上帝，风水轮流转，想当年她也曾被尼克说过没有人性。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陶小姐不仅报了警，还叫来了电视台的记者，同时在一些大的网络论坛上发布了寻人启事。
一两个小时后，校长的话豁然在各大网站的标题上出现。“XX出国培训学校扣押外地学生离奇失踪消息长达三天”。
苟二哥看到这个消息时，正是下午下班前。张单清晰而熟悉的面孔，突然占满了整个屏幕。他不敢相信地揉揉眼睛，跑进卫生间撒了泡尿。
他告诉他的同事：“这孩子是我的邻居，他去北京，是他妈出的钱。他妈给他的邮件，我还帮着翻译过呢。”
就有人凑过来看，说：“真的假的？这小子，该不是卷了钱，跑去玩了吧？”
“不会的。”苟二哥连连摇头。他心里也慌乱了，因为他知道这一家人的情况。阿标叔该怎么办？他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吧？
苟二哥心里惦记着张单，一下了班，来不及在巷口买卷饼吃，先跑去张阿标家敲门。
张阿标正在等张单的短信，整个人像呆滞一样，半天才反应过来，张着嘴说：“请进。”苟二哥刚说出张单两个字，他就把手里的手机送到了他的面前。苟二哥大致猜出他的意思：“张单没有再来短信？”
张阿标点点头。隔壁报刊亭的阿婆，看到有明白人来了，也凑过来，跟苟二哥说：“他老婆打来电话，叫他去北京。还留了这个电话。”
苟二哥用张阿标的手机给张单拨电话，没有通，三天了，不是丢了，也估计没有电了。
他问张阿标：“你要去北京吗？”
张阿标点了点头。脖子、眼珠都僵硬得无法转动，苟二哥知道，他这是在害怕、在恐惧呢！
梨树沟的一些村民，这几年因有户外运动的爱好者会来爬附近的黑坨山，而做起了旅游生意。卖茶叶，卖纪念品，卖水，卖一次性相机，卖雨衣，卖电池，卖饼干……简陋的铺子，就搭在村口，过来过去的人，总会看见不是。
黑坨山山顶，能看见唐长城和明长城的遗迹。夏天，还有淙淙的瀑布和流泉。村民郑子端对登山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对开小卖铺也看不上眼。他有个大计划，他最近一直在琢磨，将南路上的一块山地平出来，种果树。
虽然是黑坨山景区的一部分，早被划分进了景区管理部，但它远离人们常走的路线，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不容易看到这块地方。它掩映在树木、崖石背后，无论登山客，还是村民，都不容易看到。
郑子端一步一摇地，向那块地走去。他年纪不算大，三十出头，村子里同龄的男人，很少还有守在家门口做农活的了，北京这么近，随便找点活路，都比种地要强。郑子端早年当过兵，是在郑州，还是炊事兵哪，可他觉得他对城市一点兴趣也没有，哪里都不如老家的这座山好。
他不开小旅馆，不开小饭铺，不开小商店，不开小巴士，老婆孩子为这事，没少跟他吵过。现在谁还花那心思种果树？平那些个石块，买树苗、化肥，引水，就要花多少钱？你到村口的农家乐做个厨子，轻轻松松，不比这舒服？
郑子端说，就是不想见人，哐啷哐啷吵得慌，哪有看着树苗一点点长高，三年五年后，结出果子，来得舒服？
这天一大早，他肩上扛着铁锹，手里拎着个锄头，出了家门。他的腰上，绑着一个编织袋，石块整理出来，会装在袋子里，扛到一边去。空气很好，鸟鸣时隐时现，只有在大山里生活惯了的人，才能捕捉到它们持续的吟唱。
微微雾气中，湿润的露水，侵上了他的鞋面。突地，他听到不远处有石块梭动的声音，在四处无人的寂静的清晨，这声音，不由让人一悸。是动物吗？他凝神站住，朝声音的方向看去，一个踉跄的人影，猛然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是个黑瘦的少年，光着脚，他一定走了不少的山路，也许期间还迷过路。他的眼神涣散，神情疲惫，手腕处伤痕累累，脸上污脏一片，不知是饿的，还是累的，一见到郑子端，使出浑身力气，叫了声“叔叔，救命”，就栽倒在了地上。
陶小姐第一眼见到张阿标，几乎完全没有认出他来。当然和他这一路的担惊受怕也有关系，他仿佛不是来自机场，而是从不知名的外太空来的。两眼一片茫然，两腿走不了直线，脸色苍白，头发蓬乱，手紧紧揪着衣服的领口，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事实上，他的确来得并不容易。下了飞机，他就陷入了茫然之中，他不知道怎么组织好一个完整的句子，去问路，只能拿出苟二哥之前写给他的学校地址，送到别人的面前。
大部分人都不理睬他，大家匆匆忙忙地去取行李。一个妇女起了恻隐之心，她拿着纸条，问他：“你是要去这里是吗？”
张阿标点点头。女人说：“你先出门，找机场大巴，坐一线，让他们带你到亮马桥，然后你再转公交。”
张阿标于是走出门，他脑子里过滤后的女人的声音里，只剩下了似曾相识的“公交”二字。
大巴车从他眼前一辆一辆开过，他站得死死的，坚信只要耐心等待，总会等来一辆公交。三个小时后，终于一个做地勤的工作人员看不下去了，或是起了疑心，这个男人到底在干什么？
他问过去。张阿标重新将纸条拿给他看。男人问他：“您是要去这里还是等人接？”
张阿标半天回答一个字：“去。”
男人帮他上了车，再对售票员和司机交代，让他终点站下车，再换乘公交。
张阿标坐上了车，这回将公交二字又忘记了。他早已习惯了比别人都要慢，也早已在多年的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所以，虽然心里惦记着儿子，可是在这些等待的过程中，心里汹涌澎湃，脸上的表情却依然很镇定。他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仿佛只要汽车停下来，儿子就会站在他的面前。
可是他没有想到，下车时，售票员伸出胳膊，给他指向另一个方向。“您到那边去坐公交，就能到学校了。”
张阿标想：“难道这不是公交吗？”
可是他来不及问出口，车已经转个弯，开走了。
他重新又陷入了茫茫人海，这陌生的茫茫之地，对他来说，无疑是生死考验。他酝酿、坚持、死咬了很久的节奏，眼看就要乱了。他开始恐惧起来，眼前发黑，头脑发晕，胳膊发麻，仿佛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就要像个硬核桃似的，死死闭合了。他盼望着尽快陷入一种无知无觉的状态，听不见人声，车声，看不见眼前来往的这些让他无法面对的人和道路。
可是儿子，却像一根硬要扎进核桃里的针，他在用力钻着，要进入到他的脑子，开出一道线来。“爸，救我。”
他分明听到儿子的声音，通过这条线，细细地传了进来。他想起儿子十岁那年，离家出走的日日夜夜，想起自己一路去保山，寻找儿子的那个过程。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找到张单，只是他需要慢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
这时天色已晚，几个小时的不吃不喝，让张阿标感觉身体虚弱了起来。口腹的需要，似乎缓解了他心理的紧张。他在这份虚弱中，感觉重新找到了勇气。
他拿着纸条，开始到处问人。
两个小时后，终于有人将他送到了车站，并让他上了车，交代了售票员。
张阿标年轻时脸上所有的那种安详、开阔的表情，没有了。当然，他也老了。岁月的沧桑，和生活的艰难，全都显现在了他的身上。
这，是陶小姐很明白的。一个在重重压力中生活的人，举手投足，是不会从容安定的。她叫了他一声：“阿标。”
张阿标延续着他一贯漠然的表情，他看看她，几秒钟后，咧嘴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学校的工作人员，对趾高气扬的陶小姐一肚子的气，现在听说这个手足无措、看起来生活在底层的男人是孩子的父亲时，他们竟都有点出了口恶气的感觉。所有的热情，都转向了张阿标。
“孩子找到了，”他们告诉他这个喜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在着急中身心俱碎的父亲。他们想抢在陶小姐之前，告诉他这个消息，同时也是一种摆功讨好。“他被人绑架并扔到了山里，他自己走了出来，当地一个农民救了他。”
这么多的信息，根本无法让张阿标很好地消化，他一时半会儿并不能很快听明白对方在说些什么。但有一点，他记住了，儿子还活着。
张阿标张了好几下嘴，说了一个字：“好。”
“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我不是给你留了号码吗？”
陶小姐问张阿标。她已将他带到了学校的招待所，并且给他泡了包方便面。
张阿标笑笑，来不及说话。他放下了手里的一个塑料袋——他就提着这个塑料袋上的飞机，里面装着张单的一件外套。他怕他会冷。
陶小姐说：“你一个人来的？”
张阿标点点头。她知道从他那里什么也问不出来，便主动伸出手去掏他的口袋，机票还在。看时间，他早上十点多就到了北京。找到学校，竟然差不多用了九个小时！
路上都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她简直不敢问他。
去美国后的第三年，陶小姐帮带孩子的人家，有这样一个病人，是孩子的舅舅，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很少说话，待人客气，有礼，特别聪明，尤其特别会做一些电子产品的小发明。可是他的姐姐，从她第一天上门去，就对她说，弟弟有问题，需要人照顾。
陶小姐对此完全无法理解，他有什么问题呢，他有工作，有朋友，还会发明小创造，只是话很少，有时候跟他聊天时，反应会有点慢。可是姐姐说，他离不开人的照顾，要小心，一定要小心。
两个月后的某一天，在家里的她，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说希望家人去警察局领回吉姆。她也慌了，赶紧给孩子的母亲打电话，等晚上家人回来，她才知道，吉姆平时上班的道路遇到改修，要重新走一条新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突然发病，出现了失控状况，不再认人，不会说话，不知道下一步自己该怎么办，他站在了马路中间，甚至没有意识到车来车往有多么的危险。
为什么会这样？
姐姐说，这其实是一种人格障碍症，他不会处理脱离日常情景的突发情况。
所以，才需要人时时照顾。
这让陶小姐想起了张阿标，她越来越意识到，张阿标其实也是有类似的病症的。他所有的日常起居，都得非常有规律，一旦打破，他就会出现手足无措。结婚那两三年里，一旦她将日常琐事的规律打破，他就会苦不堪言，目瞪口呆。
那时她总是在为他的呆板单调机械而不满，常常会有陷入桎梏的痛苦。
这和以前人们想象中的内向，不善言辞，并不一样。正常人很简单的一句问候，对张阿标这样的人来说，都难上青天。
突发情况下，这种病人还会因为无法处理，突然陷入自我封闭，不吃不喝，记忆丧失，语言丧失。
而他，这么些年，是怎样带着张单，一点一点走过来的？下岗、寻工、送走老人的所有过程，并不亚于翻过一座又一座大山吧。
还有今天，他是克服了怎样的艰难险阻，才找到这里的？他不是不知道走出家门，将意味着什么，可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来了。
想到这些，不由让陶小姐充满了感动和敬意。
这么多年，张阿标一直一个人带着儿子。而身边并没有了解他病情并能好好照顾他的另外一个人。
她说不出话来，越发知道自己当年的结婚、离婚，有着怎样的唐突、无奈，又留下了怎样的遗憾和矛盾。
遥遥心想，自己是命不好，还是世事太难测？为什么短短三个月，她身边就会发生这么奇怪的两件事？
男友被人突然杀了，案情到现在还没有说法。刚跟另一个男生走得近了点，他又被人绑架失踪了。这些会不会其实是针对她来的？
警察也注意到了这两起蹊跷的案件，他们眼前一亮，好像发现了什么宝贝。
遥遥觉得不能再忽视自己内心奇怪的感觉了。她想，她得说点什么，刘塞林来北京后的第二天，真的回深圳了吗？
还有，邵飞的追思会上，乔茵和溜达看她的眼神，可一点也不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