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他的述说，我这才知道了他走过的道路是那样曲折坎坷——
毕云琪毕业后，在华磊石材厂工作过。一次，他把我和李树老师请到他家，先是让我俩看了他画的画。这孩子从小喜欢画画，看他家里墙上到处是他的画，画得已像模像样儿的，并不比今天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生”画得差。看完画，他从一个木箱子里拿出了一块块磨光的石板，叫我俩看上面的花纹。只见麻色的石板上有一行排列有序的深色斑块，略呈弓形曲度，很像人或动物的脊椎骨。他说是他在车间无意中发现的，认定是古脊椎动物化石，就把石板保存下来，并买了几本考古方面的书研究起来。他边叫我们看，边讲解，满嘴是些考古述语，我听也听不懂。他说他发现的是花岗岩质化石，考古学认定花岗岩中是不会有化石的，他的发现将震惊国内外考古界。以后，他背着那些石板去了北京，最后是无果而返。这件事虽无果，却使我对小兵刮目相看，这是一个多么有头脑多么善思考多么有韧劲的青年啊！那些做成了一番事业的，还不都是他这样的青年！嘿，这皮小子，说不定会弄出点动静来！
后来，在他任职工商银行的时候，就出了一本长篇小说《夏日的困惑》。接着，又出版了另两本长篇小说《幻城记》和《校园捣蛋记》。当时在一个县里能出书的人几乎没有，毕云琪写出长篇小说，在平度产生了不小的反响。随后，现实环境的逼仄与高远志向的矛盾使他陷入越来越深的困惑，他在后来写的一篇散文《大洋上的柳莺》中描写他当时的心境：
1995年5月，我又处在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难以决断，因此决定到威海渔村小住，请海风教自己明智。
到了那里，他随姑父的渔船出海，遇见风浪，在海上漂了3天。他在船上见到了一只小小的柳莺。那小小的候鸟在甲板上歇了歇脚，又箭也似的冲着北方飞去。那小鸟强烈地震撼了毕云琪，“因为与柳莺在大洋上的相遇，我终于作出了选择。从此义无反顾，开始去作自己的长途飞行”。
那以后，他收拾好行囊，毅然来到了北京，进了鲁迅文学院学习写作。在这里，他脱颖而出，成为学员中的佼佼者。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在鲁院讲课时以《幻城记》作范本，给予很高的评价。副院长胡平也在课堂上对他的小说赞扬有加。他的老师、著名文学评论家王歌写长文评论他的作品，文中说：“来鲁院执教，孔林鸟（毕云琪出《幻城记》时用的笔名）作为我的学生，接受西方和现代派文学观念非常快，所接触到的相关书籍和掌握的知识也不少，对于现代派外国文学，他是非常熟悉的……作为作家，孔林鸟的真诚就在于文如其人。他深知中国传统，小说中随处都体现出传统对他的影响。此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头脑冷静地区分中华传统的优与劣、善与恶、好与坏，从而知道该继承什么摈弃什么，该歌颂什么批判什么。他的传统文化底蕴，尤其是古文的功底之深厚，是我所接触到的作家中少见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对古典诗词的信手拈来，在他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引用的效果既提高了文章的表现力，又节省了笔墨，应情触景，一语中的，而且又大都是不为人们所常见的。”
2002年鲁迅文学院结业后，毕云琪被推荐到《中国作家》杂志社任编辑。《中国作家》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一份文学刊物，有二三十年的历史，由著名文学家冯牧创办，历任编辑中不乏文坛名家。毕云琪年纪轻轻就当了这份重要刊物的编辑，并颇受主编的倚重，这真是不简单！有了这份差事，一般人就会于愿足矣，但毕云琪是一只奋飞不已的柳莺，他不会把歇脚的地方当作目的地，在编了一批杂志后，他就离开《中国作家》杂志社，独自创立了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担任了总经理，底气十足地踏进了他喜爱的影视领域。2007年2月他请我去喝酒的时候，他的公司已成功地拍出了电影《红白往事》，积累了近百万的资产。那次我去，他正在筹划另一部电影。他拿出一张剪报，上面是他写的一个故事梗概，是从《中国文化报》上剪下的。这是一个二战时期发生在山东省潍县乐道院集中营里的故事。日本把20多个国家的战俘押在这个集中营里，其中有英国奥运英雄埃里克，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奥运英雄身上。毕云琪说，这个好题材是偶然间发现的，一次，他在浴缸里泡澡，抽着烟看一本地方杂志，看到对埃里克的几句简单的介绍，又惊又喜，埃里克一下子在他脑子里跳了出来，洗了个澡故事就出来了。当晚写成故事梗概，在《中国文化报》上发了，又在国家版权局注册，很快就拿出了一部有关奥运的重大题材电影框架。云琪对我说，他就不请张艺谋了，老谋子正忙活奥运会开幕式，就请李安来导吧。还说编剧就不劳驾别人了，导，自己不是不能导，不过还是请李安更好一些。我听他这些话，心下暗自纳罕：这小兵也太自信了吧！他是写小说出身，编剧或许能行，导，他又没进电影学院导演系学过，够呛！至于请导过奥斯卡大片《卧虎藏龙》的大导演，能请得动吗？
总之，那次我是带着满腹狐疑离开他那里的。由于对这小兵不是很了解，甚至还带着他儿时给我留下的诸多印象，“不知天高地厚”这几个字直在我脑子里晃，不就才弄过一部影片吗？至于这样！
3年过去了，这次见他出现在我的博客上，想写这篇小文了，这才查了一下网上有关他的资料。一查，又使我大吃一惊，继而又有些愧疚，原来是我把他胸有成竹的一些想法当成了诳语，拿他这豆包不当干粮了。
就还说这个集中营里的故事吧，当时他给我说的时候还没有片名，现在有了，《1944——刺刀下的圣火》，很响亮。奥里克的形象和介绍在北京地铁奥运宣传墙上挂了很久，敏锐的云琪就奇怪怎么没人想到做一个电影。当他把这个故事一拿出来，很多电影人都懊恼自己怎么想不到。《百年电影》的总导演杨树鹏想做这个戏，跟他谈了一个月，他没答应。埃里克的家人和英国大使馆知道了这部筹拍的电影，都表示了支持。前边提到的那个地方杂志的主编见了云琪，云琪说他们是抱着金饭碗要饭吃，那人不明白什么意思，当解析给他听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连连要跟云琪合作，云琪说不用，你不懂这个。
这《1944——刺刀下的圣火》早已获准拍摄，大既是因为工程太大，至今未见拍出的消息。在这3年中，毕云琪除筹划这部影片外，写出的剧本获准拍摄的还有《武当龙影》、《听着淮河唱歌》、《美丽的故事》、《油田里的村庄》、《我爱衡水湖》、《蛟斗衡水湖》、《湿地雏鹰》等。今年6月20日，在河北省衡水冀州，抗日题材的《蛟斗衡水湖》和环保内容的《湿地雏鹰》同时举行开拍仪式，云琪是这两部戏的编剧、《蛟斗衡水湖》的制片人和导演。
《蛟斗衡水湖》在拍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连海外华人世界都震惊了，一时间“毕云琪”这3个字满了网络媒体。云琪在一次回答记者想不想出名的问题时说，如果单纯为出名，“去王府井裸奔，让警察都追我去。我高中的时候当过足球运动员，跑得很快，全球队的人都追不上我，一般的警察更追不上，让他们追我几条街，网络这么发达，那一下子就出名了”。这次拍摄中的事故，比在王府井裸奔轰动效应大多了。事情是这样的：因为这部片子是写冀中人民抗日的故事，美术师和制景工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拍摄计划在戏中日军据点的城门上挂上日本旗等待导演验收和剧组拍摄。但是，因为湖中拍摄困难，船位难以固定，水情复杂，做总导演的毕云琪亲自下到湖水里为演员固定船位，完全顾不上其他的事情，因而耽误了拍摄时间。等待验收的制景工人又不敢轻易取下，使太阳旗在城门上短时间内挂而未拍，引起了过路行人不满。有记者把事情捅到了媒体上，于是造成了轩然大波，有的甚至把它上升为“政治事件”。事后，毕云琪发表了声明，说他是制片人、总导演，这事件他负全责，诚挚地向冀州人民和因此事件受到困扰的当地政府表示歉意。恰在这时，冯小刚也在河北拍电影，拍的是《唐山大地震》，开拍时冯小刚先率全体人员焚香祭奠了唐山地震时的亡灵。有人拿冯小刚和毕云琪两位导演的做法对比着说事。冯小刚回应说：稍微用点心，效果就很好。拍电影何必“伤感情”，何须“伤感情”？如果有人非要继续把文章做下去，不谈“感情”，他就不是在谈电影，而是在搞闹剧了。这样的闹剧，只有他自己收场。
同一个时间，2009年这个夏天；同一个地方，河北省；两位导演，冯小刚、毕云琪；两部在拍的电影都弄出了点动静：一个开机之时香火祭奠亡灵，一个拍摄过程中发生了插日本旗事件，使两部片子还未拍成就先声夺人了。
毕云琪已经把自己摆在了与大导演平起平坐的位置，媒体上已不乏称毕云琪为“著名导演”的话语。所不同的是，在毕云琪名字前面每每有“著名作家”字样，而另一位仅只是位导演，尽管前面加了“大”字。
我早就有种观点：皮孩子长大了更有出息。这是我多年当班主任从许多实例中形成的观点。教着他们的时候，那些老老实实、循规蹈矩不给老师添麻烦的学生，踏上社会后往往平平淡淡；而那些让班主任伤透了脑筋的皮学生，却常常是些做出一番事业的人。这是说事业，就是在忘不忘师恩方面，一般也是后者优于前者。我在《一部〈聊斋志异〉和一个老学生的故事》一文中写的崔顺贤就是皮而有出息且不忘师恩的例子，毕云琪显然又是一例。
我前边引的关于“裸奔”的那几句话是引自一个叫雷素芳的记者在2007年11月写的采访记《一个人的蜕变——毕云琪，从小说家到电影制片人》，很长，写得也很好。毕云琪是个很健谈的人，他面对记者洋洋洒洒，口若悬河，说了他的事业，也表明了他的操守和做人原则。在这里就让我从这篇采访记中摘取几段，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毕云琪，同时也作这篇文章的结尾吧——
大家知道我老毕是什么人，我经常说，对朋友要像萧峰令狐冲，诚信第一。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为一点小利坑害朋友的人，不会长久。公司经营也罢，做人也罢，信誉很重要，信誉就是这个实力的筋骨，不管做什么样的公司，信誉都是它的支撑。我老毕就是这样的人，做人从来没有蝇营狗苟的问题，我从不害人，我敢拍着胸脯这么说。我重信誉，从小跟人约好见面总是提前到，下雨下刀子也一样，任何事情决不爽约。有些人总想着黑谁，坑谁。谁傻啊？我曾经告诫朋友远离一个人，我就一句评价，那人性如蚂蟥。大家都知道我的为人，相信我的话，立刻都警惕了。做事不能玩邪的，你玩邪的大家很快联起手来屏蔽了你。不违法不乱纪，利益分配公正，对得起朋友，踏踏实实把事做好，谁也封杀不了谁。
我现在就想把品牌打造好了，拍一些好的电影好的电视剧，不管拿出什么东西来都让大家眼前一亮，然后我的作品能获奖，在影坛能出影响，那就是我快乐的事。我的目标其实也很简单，冻不着饿不着，想钓鱼钓鱼去，想喝酒喝酒去，想唱歌唱歌去，多好。我喜欢钱，我喜欢影视，喜欢美术，文学也喜欢，做影视制片人，这些都结合到一块去了，人生最大的快意莫过于干着你喜欢干又适合干的事情。
我是被冥冥之中一双手推到这里来的，当然也有自己清醒的选择。我适合它，我适合影视。一只小鸡要出壳，它用屁股撞不行，用翅膀拍不行，它得用最坚硬的东西，那就是喙；我觉得自己的发展也一样，得寻找自己最坚硬的东西。我觉得做影视是我玩得来的东西，这是我的强势。
（2009年9月16日于平度文丰居）
一部《聊斋志异》和一个老学生的故事
又到了清明节，我在四川成都工作的老学生崔顺贤回故乡上坟祭祖，晚间在东莱大酒店宴请他的亲朋好友，又把我请了去。之所以加“又”字，是因为前年清明节他回乡时在同样的情境下请过我一次。我感动于他的不忘亲情族义，也感动于他不忘自己的老师，当我想起他的一件旧事时，更感动于他是个很讲信义的人。
崔顺贤是“文革”期间我在青杨中学教的学生。“文革”不结束，就难免时不时地掀起些风浪来。大约是1973年，这个中学的学生借着“批林批孔”又闹腾起来了。他们把矛头指向了校长和老师们，我成了矛头所向的人。我教的崔顺贤是很有些冲劲的，我也很受了他的一些冲击。但这时毕竟不是“文革”刚起的时候，闹腾了一段时间就渐趋平静，这批学生也就毕业回家了。
这天，我回办公室里刚坐定，见崔顺贤来了，门外停着他的自行车，货架上绑着行李，看样子是要马上离校。还不错，临走还没忘了来向老师辞行，我心里顿时原谅了他：还是个孩子嘛，在这样的形势下，难免嘛！
“老师，我是来向你借书的。”
不说辞行的话，张口就说借书，我心里有点不快，但还是问他要借什么书。
“《聊斋》。”
我有一部《聊斋志异》，是带有吕湛恩注并有插图的赵起杲“青柯亭”本，注释详尽，插图精美，是个很不错的版本，我十分珍爱，常置于床头，睡前翻翻，百读不厌。
我本来对这个学生有看法，进门又不说道别时该说的话，却要借我十分珍爱的书，我心里隐隐觉得他是在用“小将”的威势强我所难。我没犹豫，张口就说出“不借”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