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18岁怂恿父亲李渊发难，他手下的“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业，大都由他策划，并且他自己作战时身先士卒，10多岁时已经能指挥10万人以上的部队，担任独挡一面的军事政治工作。说他毫无差错，未免过当，但是从各种资料看来，他筹算周密，并且自己经常在最危险的地方出现，例如有次北方的少数民族首领率大军前来，而李世民的部队还没有赶到，他竟然能够单身前往，与之对答如流，镇定自若，结果敌军退去。这种作风，无疑树立了他的个人威望。
关于这一段历史时期的背景分析，黄仁宇先生说，7世纪初期是帝王将相树立功业的黄金时代。“第二帝国”的粗胚胎，胡汉混血，以小自耕农做基础的范畴业已创建就绪。即算杨隋将之滥用，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高压政策仍在长期历史上有组织的功效。况且经过炀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厮杀，人心望治。李世民在这时候勤于听政，勇于就谏，是以彻底的运用了机缘，而达成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据称“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最为历史学家艳称。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的皇帝向来批评的多，但是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一致地恭维。
以今日眼光看来，公元7世纪，欧洲进入中世纪旧称“黑暗时代”的期间不远，日本也刚受大陆文化的影响，进行了全盘照搬的“大化改新”；贞观之治牵涉的组织力量，当日在世界上无出其右。然则这种组织，没有确切的法治根底，到底不能持久。
至于李世民杀兄屠弟之事，历史上的观点很多。李世民是李渊的次子，他与长兄建成、三弟元霸、四弟元吉同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元霸早死，建成和元吉也参加了唐初平定中原的战事，只是功劳与人望，都不及世民。李渊称帝立建成为太子，元吉和他接近，这样就造成两方的隔阂与猜忌。很显然，天无二日，皇帝操生杀予夺的大权，使得他的宝座成为一个极危险的位置。彼此争斗，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用传统道德观念阐释这段历史，常有不得要领之感。例如司马光创作《资治通鉴》时，就指斥李渊不对，李建成不对，而李世民也不对。并非他的见解谬误，只是这种意见，在今日看来，已算卑之无甚高论，用不着历史学家著书辩说。而且这“玄武门之变”业已发生，太宗李世民自己尚不整个掩盖事实，几百年后，万历皇帝还要避免贞观一朝的往事，真是不着边际，况且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更不能与唐太宗相提并论。
黄仁宇先生运用西方心理学中弗洛伊德的分析方法，认为唐太宗及贞观之治，最便于用这种心理分析的方论解释。他是一个容易性情冲动的人物。他曾要卢祖尚任官，卢祖尚已答应就任，回头又向皇帝推辞，李世民邀请再三，卢祖尚坚辞不受。李世民一怒之下说，我对你还不能驱使，如何能够驾驭天下，当时斩卢祖尚于朝堂。可是他既有弑兄逼父的行为，又曾读圣贤书，不能无愧于心，且受良心谴责，因此更要表彰他的种种行为，无非自卫；既登九五之尊，则更要表明他之不得已卷入悲剧的漩涡，只因为他有做尧舜之君的才华和能力。
李世民与魏征是一对中国古代标准的“君圣臣良”。魏征系前太子洗马(秘书及顾问)，据说有教唆李建成图世民的策划，李世民也将魏征接收过来，倚为顾问，以表示他始终宽宏大量。以后魏征在贞观一朝向皇帝诤谏二百余事，多时违犯太宗意旨，反被优容。
据说有一次，李世民正在玩弄一只非常喜欢的小鸟，结果魏征到来，李世民明白魏征一旦知道这件事，肯定又会劝谏他不能“玩物丧志”，于是只得将小鸟藏在衣袖里。哪知魏征那一天故意和他说了很长时间的话，等魏征走了以后，李世民发现小鸟已经被憋死了。还有一次，由于魏征的“劝谏”太过头，气得李世民回到后宫，还不停地说，“一定要杀掉这个田舍翁(种地的老汉)！”结果皇后则祝贺他得此忠臣，可喜可贺，李世民才转怒为喜。
但是，太宗之受谏，不一定是以受谏为目的，而是表扬自己虚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门面。而魏征也说太宗“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也与这追逐名誉的动机有关。魏征自知处境的危险，所以才会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因为忠臣没有好结果，良臣则“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彼此共存共荣。
正是由于有了以上背景的分析，使我们知道唐朝之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仍去三权分立之理想甚远(三省与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合称三省六部，是隋唐至宋的中央最高政权机构。它是自西汉以后长期发展形成的制度。其中，尚书省形成于东汉(时称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目的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在发展过程中，组织形式与权力各有演变，至隋才整齐划一为三省六部，主要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订、审核与贯彻执行)。太宗仍是大权独揽，而且下层机构不能构成选民区，皇权凝聚于上，中国亦无分权之可能。唐太宗正好赶上了好时机，7世纪之初第二帝国之组成时，既有北魏以来的均田、租庸调、府兵，又有隋朝开设的南北运河和考试制度，上下都是草创，内外的威胁既除，行动比较自由，太宗在执行专制皇权时，又能稍微参酌众议，因此他的皇权比较合理化，对唐宋间保持其继续开放、继续增长的趋势，有真切的贡献。只是这种作为，并不能加以制度化。
同时，黄仁宇先生借李世民与贞观之治，分析了道德的作用。他说，李世民的事迹，也使我们了解以道德作执政标准的危险。这也不是说道德本身不好，可以不要。只是人类性情复杂，道德名义后面的真象不可捉摸。这种情况与民国初年的军阀发通电相似，无不以拯国民为志，其重点则是“我”为其拯救者，要是反对“我”，则是叛国殃民。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白的承认人性本恶，反能造成政治体系的“制止与平衡”，尤其值得我们反省。
史学家的为难处：武则天
一个篡位而颠倒朝代的人物，又在太庙里千秋享配，也令修撰国史的为难。
——黄仁宇：《武则天》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的父亲原是山西的一个贩卖木材的商人，因与李渊有交往，李渊起兵后，追随至长安，得到了重用，曾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她在十三四岁之间入宫为太宗才人。太宗去世后，她就被发付感业寺当尼姑，在这里她邂逅唐高宗李治。此后她由高宗的昭仪进为宸妃，于655年立为皇后，据算应当已在30岁左右。
高宗于683年去世，武则天初立她的儿子李显为皇帝，她自己仍临朝称制，不出两月，她废李显为庐陵王，而另立儿子李旦为帝，依然独掌大权。公元690年，她“革唐命”，改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如此以女主称帝约15年，到705年春天，她生病后，才由李显复辟，是为中宗。那年年底武则天与世长辞，活了81岁。
中宗之后为睿宗，也是武则天的儿子，而且此后唐朝其他15个皇帝也全是她的孙辈和后裔，所以纵然武后的头衔一改再改，她仍是唐朝的祖先和国母。一个篡位而颠倒朝代的人物，又在太庙里千秋享配，也令修撰国史的为难。他们既不敢褒也无法多贬，因此也更造成机会，使好多人可以以传闻混为史实。
黄仁宇先生说，如果仅短距离地观察武则天，我们很难看出她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她在有些地方，很像王莽，根据《周礼》及其他原因和个人爱好，将政府机构和各种事物频繁地更换名称。可是任何人以为唐朝的太后变成了大周皇帝，仅在装饰门面，在各种事物上加入比较鲜明的女性色彩和美术情调，则是绝对低估了武则天的“革命”。
中国史学者通常以为唐高宗李治软弱无能，才引起这段“女患”。但黄仁宇先生分析说，《旧唐书》云“帝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现在看来，他所患的好像是高血压，也妨碍其视力，有多年历史，所以倚赖武则天判断文书，又让她“垂帘听政”，坐在皇帝宝座之后了解大臣的谈吐，已分别开始于650及660年间进行，除此之外，现存史料也不能证实他在长期做傀儡皇帝。
况且李治的好动好改变，与武后也不相上下。武后执政期间改年号16次，高宗就改了14次，最后在位5年，每年年号不同，为前所未有。他曾决定率兵御驾亲征高丽，因武后苦谏而罢。他又与武后相随幸东都，游曲阜，封泰山，到临死的那一天还准备登则天楼。他又建造蓬莱宫、合璧宫、九成宫和镜殿，都具有打破传统的样子。通常历史学家以武后时期进行的殿试，是中国考试制度发展的里程碑，其实早在公元659年，高宗就“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而且高宗在位34年，已经一再自称“天皇天后”，时人谓之“二圣”，所以他生前就已经替武则天留下了一个合法的地位。
他一去世，太子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已经有了皇帝一般的力量。高宗过世之后不久，首先发生问题的，是儿子李显。他虽被立为皇帝，未有实权。在这时候他封皇后(即后来的韦后)之父韦玄贞为侍中，但管重要任免的中书令不肯同意。这不仅是官衔禄位问题，还因为侍中是举足轻重的官职，如果将它任命给皇后的父亲，势必会与太后冲突。这件事引起了武则天的不满，成为废他为卢陵王的主要原因。
武则天控制政权，成为她本人和亲信安全的惟一保障，她只有一步逼一步。李显与韦后既被流放而受拘禁，一有使者，就很惶恐地以为是母后要赐他自尽的诏令。另一个儿子(所谓章怀太子贤)，很可能被她亲信所杀。还有一个儿子早死，剩下一个儿子李旦，纵要他做皇帝他也不敢出面了。以后她清算唐朝宗室，越做越紧，也逼得很多李家亲王造反，因此才将他们诛杀殆尽，只有一些年轻的孩子因为流窜到岭南，才幸免于难。
这类事情固然可以表示她的凶狠性格，一方面却也是很多复杂因素一时聚集所致。她的特务政治和恐怖政治也是此时的产物，其目的就是要让朝中人物于逆顺之间分别去留，以至于对她忠心耿耿的狄仁杰，也一度被她判处死刑(天授三年(692年)，酷吏来俊臣由于与狄仁杰有矛盾，对他进行诬陷，下狱判死刑。后来由于获得面见武则天申诉的机会，才得以免死，不过，仍由原来的地官(户部)侍郎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贬为彭泽令。)
武则天能够制造她的理论。她发觉自己为唐朝的皇太后，已经不能控制眼下局面，即使是让儿子做傀儡皇帝，也仍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决定“革唐命”，自称武家源出于周文王，本身为“圣神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