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气象”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确，经过300多年的长期混乱与分裂，中国终于迎来了她难得的统一。而且在这统一之中，既有文治和武功，也有创新和开拓，开放和洒脱，也就是说，它创造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的奇观，一个中国文明的高峰。这个高峰，直到今天，仍不乏其吸引力。
当然，如果从黄仁宇先生“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就会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为什么隋朝又是一个短命的王朝？“贞观之治”有什么过人之处？武则天为什么会当上皇帝？唐玄宗的历史地位又如何？……
不了解自己的地位：隋炀帝
隋炀帝虽有想象力，到底不是大思想家，他也不像我们能看到古今中外的历史纵深。他最后退居江都一年多，竟想不出一种主意，也可见得他始终没有透彻的了解他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
——黄仁宇：《隋炀帝》
这个题目，说的是隋朝，尤其是隋炀帝。
黄仁宇先生说，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隋、唐、宋可称中国的“第二帝国”，以与秦汉之“第一帝国”区别。汉虽称中央集权，其郡县组织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组而成。隋唐所承袭的原始机构，则是由北齐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于游牧民族的汉化，通过“三长制”及“均田”，将整个社会在国家政令的人工孵化下形成，以小自耕农为主体，注重下层机构的水平。
另外这一时期，科举制度创立，官员的科考也开始由中央政府进行。这样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国家的中层组织更为空洞。因为上下之间没有权力与义务互为制约，由皇帝直接统御全民的趋势也更为明显。
隋文帝以北周的老底起家，吞并北齐之后，才挥兵南下，由此统一南方。回想到前一章节中的“北伐”，南方人已经视北方为“野蛮之地”，正好又符合了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是“由地形均一，人文因素简单的地区拓展到人文繁复的地区”。他灭陈之后，同样将北方的制度，推行到南方，五百家为乡，百家为里，但这一措施受到巨家大室的全面反抗。叛乱被削平后，他的统治也就更加稳固了。
594年，隋文帝令各府州县各给公廨田(隋唐时期收租以供公用的官田，由各级官府管理)，做官的不得与商人争利；595年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就治罪；596年规定工商业者不得做官；598年诏禁民间修造大船，凡船高三丈以上者悉入官，都是从保持农村社会的单纯性着眼。他提倡佛教，但并不是出于信仰上的虔诚，而是以统一思想为宗旨。他自己布衣粗食也无非向低级标准看齐。
同时，隋朝的赋税政策也与这一倾向一致。隋唐继承前朝的“租庸调”制，其重点在国家财政迁就于简单的农村经济与均田并行，原则上避免纳税人贫富的差别，以极低的税率全面征收，才发生广泛的效果。虽然如此，仍有技术上的困难，只是因为皇权凝聚于上，纳税的义务则遍及于老百姓，当中缺乏各种有权力、带服务性质的机构，于是制度能否运行，全靠皇帝自己出面，向下施加压力。文帝杨坚到了晚年，就累死于此事。
黄仁宇先生同时指出，隋文帝又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皇帝，可是经过他的高压政策，隋朝的府库堆满了各种东西，甚至连窖藏都不能容纳。这表示中国传统重农政策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因为全面生产，完全不讲究交换分配以及如何使国家经济多元化，又不做质量上的改进，所以即使是短时间的全国动员，也可以使农业的财富超过预期。
还有一点值得说一下。隋文帝非常怕老婆。据说有一次他想讨个小老婆(应该说是“后妃”)，但皇后听了非常生气，跑到别的地方不见他，隋文帝只好跪着去求情，才获得“赦免”，小老婆的事，自然是提都不敢提了。
隋文帝之后是炀帝。炀帝于公元604年即位，也算是继承着第二帝国创国以来的经济基础，只是这样的富裕反倒成为国家的累赘，当时的政治思想是要防止“兼并”，那么已经在农村动员的劳动力作何管理，难道要他们大批地失业不成？所以黄仁宇先生说，这样看来，隋炀帝之耗用人力物力，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如果能从隋炀帝的个人情况来看，则又会引来很多有意思的话题。他天赋甚高，文笔华美，胸襟抱负不凡，也带有创造性格。他于公元610年在洛阳端门街盛陈百戏，以炫耀于西蕃，戏场子长达5000步，演戏的人多达1.8万人，一月方散。他自己也好几次微服去观赏。他听说吐谷浑得波斯马，放在青海草原，能生驹一日千里，他就放牝马(母马)2000匹，以求“龙种”，后因无效而罢。所以，黄仁宇先生说，尽管这些都是为传统作史者视为荒诞不经的行为，但今日我们却从此可以揣测他富有想象力，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种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
另一方面，炀帝缺乏作为统帅的周密与慎重，也不能管理好部下。当然，这种弱点可能是由于隋文帝的骄纵。他年仅13岁，即被封为晋王，任并州总管。公元589年伐陈之役，他20岁未满，也被任命为行军元帅，除了指挥由六合方面的军队不算，还节制其他各方面军事长官，如名将杨素。这51.8万人的军队不出月余，就平定江南，重新统一中国。这一战役，固然增长了他的威望，达到了他的父亲想培养儿子的想法，却也难免会纵养他的骄横，使他以为天下的事情，都是如此的容易。
隋炀帝以后筑长城，造运河，派刘方击败林邑(今日越南境内)，听裴矩设计破吐谷浑，羁縻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全国家的人力物力，随意摆布，未受挫折。以后他一处逆境，即心灰意懒，逃避现实，所以他的悲剧情绪，也有长期积养的过程，无法经受逆境的考验，换句话说，就是没经过磨难，心理承受能力太差。
征服高丽，是历代皇帝统治的“试金石”，连李世民都不能免俗。而隋炀帝之伐高丽，据称动员了113.3万人，而运粮的人数则是军队的两倍。但是，当日的攻城，野战军数量过大，无法展开。除非以此数量先声夺人，使对方丧失斗志，才有效果，否则兵力还没有展开，已先在自己阵容里产生难以管理的困难。两次征高丽失败的原因，正在这里。
第二次征高丽的时候，发生了杨玄感的反叛。两月之后，杨玄感被剿灭，但是隋炀帝的威信已被戳穿，南北各处的人民不堪征调，纷纷反抗，动辄以万计。614年，炀帝又召集大臣讨论讨伐高丽之事，并下诏称“黄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表明自己再打几次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臣下无敢应者，各处叛兵叛民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处剿平。虽然这时候水军又迫近平壤，高丽王遣使请降，使炀帝能借此班师，但他已经走上了两难的道路。
615年，他巡视北边，为突厥围攻，几乎遭遇不测，守令前来赴难，才使他脱围。翌年他即幸江都(扬州)，再无意北返，对他诤谏的大都获罪，最后甚至不愿听大局不堪收拾的报告。如此又是一年多，617年冬天，唐国公李渊入长安，立他孙子杨侑为帝，尊他为太上皇，炀帝也无行动及反应。618年的春天，这位众叛亲离的皇帝才被杀死。在临死之前，据说他已经有了感觉，有一次照镜子，他对皇后开玩笑地说：“好头颅，谁当斫之！”
但是，如果从“大历史”的观点来看，后人对炀帝的攻击，是忽视了历史上时间与环境的因素。黄仁宇先生说，公元7世纪的初叶隋唐之交，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他们绝想不到隋朝不是一个普通的朝代，更想不到春秋时代周人之泛称“中国”，会演变而成今日之中国。
那么，隋炀帝的失败，原因又在何处呢？黄仁宇先生认为，我们今日检讨炀帝的成败，不能专以他杨广一人功罪做最后的解答。即在杨隋之前，各北朝已经相次行均田制。这样以理想上数学的公式向下笼罩，功效如何，全靠租庸调的税收做实际考核的标准，这方案一经发动为一种群众运动，就不容易适时收束，于是矫枉必过正。因为只有上面需要的数字，没有下层着实的统计，以致男丁抽尽，力役及于女人，并且“征役繁兴，民不堪命，有司临时迫胁，以求济事，不复用律令矣”。不到征高丽失败，全国反叛。
总之，黄仁宇先生说，隋炀帝虽有想象力，到底不是大思想家，他也不像我们能看到古今中外的历史纵深。他最后退居江都一年多，竟想不出一种主意，也可见得他始终没有透彻的了解他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
帝王将相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
李世民在这时候勤于听政，勇于就谏，是以彻底的运用了机缘，而达成历史上的“贞观之治”。
——黄仁宇：《贞观之治》
李世民及其“贞观之治”，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事了。一部《说唐》，主要讲这方面的故事。另外，程咬金和瓦岗寨的故事，也与这有直接的关系。总之，在隋末的群雄纷争中，主要是依靠李世民的力量，李渊建立了唐朝。不过，由于不是长子，李世民无法合法地取得帝位，他的哥哥李建成被立为太子。626年，李世民先发制人，在玄武门设下埋伏，射杀李建成，史称“玄武门之变”。此后不久，李渊就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他的年号为贞观(627—649年)，所以他的统治又叫“贞观之治”。
对于“贞观之治”，黄仁宇先生说，可算得是中国历史上令人振奋的一段日期。630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长推戴为“天可汗”。李渊已退位为太上皇，仍在凌烟阁置酒庆贺，并自弹琵琶，李世民则当众起舞，这种场面，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此后唐军又攻占西域诸国，使中国威势达到葱岭以西，与波斯和印度接壤。
唐朝在中国历史中，也以其政策上的宽容与大度而出名。黄仁宇先生指出，初唐时，朝廷信心坚强，能对各种宗教一体扶植，不加阻挠。玄奘去印度取经归来，太宗亲自召见，并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资助他的翻译工作。以后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时来华翻译经典的，也不下数十人。所以有人说，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其中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鞑靼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越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平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比，形成一个明显的对照。
这种局面的出现，当以太宗李世民一人的力量为多。或许因为他本身带有少数民族血统之故，因此无论胡汉，都能一视同仁。这种作风对有唐一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李世民自己对大臣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则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族皆依朕如父母。”也就是说，他认为是自己民族政策的成功，才造成了这种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