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认为这种南北文学各领风骚的局面恰好说明，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南北之分。无论南北相距多么遥远，在漫长的历史中都已化做中华文明传统的一部分。庾信入北朝的时候可以作为南方文学的代表，但正是北方质朴雄浑的文风给他潜移默化的影响，再加上自己的经历，结合北方文学的质实和南方文学的形式美，才开启了唐诗的盛世之音。在唐诗中我们只能赞叹中华文明的魅力，却见不出南北的区别了。元好问虽然是金人，却有着汉民族良好的文化教养。他写文章学习韩愈、欧阳修，诗歌学习杜甫，从多方面丰富自己，所以写出诗来可以“变穷百态”，有大家风范而又自成一家。
宋诗的艺术风格
唐诗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很多读者对宋诗了解却不多。钱钟书有本著作叫《宋诗选注》，专门对一些宋代诗人的成就和得失进行分析评价。这里选择宋诗的掌门人黄庭坚，以及“中兴四大诗人”中的杨万里、陆游、范成大等人来讨论宋诗的艺术风格。
借《宋诗选注》表达自己对宋诗的看法，这是中国古典文人流行的一种做法。不过钱先生以他广博的学识、中西融通的视野把这种古典的诗选注推到一个新境界。他时常借西方的理论来印证中国古典诗歌，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开辟了一条新思路。因为《宋诗选注》纯粹是古典文学领域，所以他引用外文资料最少，但是根据一个文学博士的统计也有12处之多，而且处处显示出过人的睿智来。因为《宋诗选注》里创见极多，所以当时很多人不认同。有这样一件小轶事：1958年《宋诗选注》出版不久，黄肃秋的《清除古典文学选本中的资产阶级观点评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和胡念贻《评〈宋诗选注〉序》就指出《宋诗选注》有些“白专”，带有资产阶级观点，崇尚形式主义、艺术至上主义。还是一个日本学者小川环树说了句公道话，传到国内，才平息下这批评。他说，该选本注解和简评都特别出色，由于这本书的出现，大概宋代文学史很多部分必须改写了。果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宋诗的看法都依照钱钟书先生的看法了。
谈宋诗绝对不能跨过黄庭坚。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老人，江西分宁人，是江西诗社宗派的开创人。在向诗歌王国的顶峰攀登的过程中，黄庭坚就是那个独辟蹊径的人，他对宋诗诗风的形成起了开拓性的作用，影响几乎遍及整个宋代。围绕黄庭坚形成的江西诗派名震江湖，他是北宋前期诗坛上公认的帮主，甚至到了清代还有个“宋诗派”，把黄庭坚毕恭毕敬地奉为祖师爷。在这儿要加一句，钱先生是“宋诗派”主将陈衍的学生，可是他没有毫无原则地颂扬宋诗，而是不受门派的约束，指出它的不足，这足以表现出钱先生的广博和识见高超，他的判断完全是从自己的艺术品味中得出来的。黄庭坚生前和苏轼齐名，死后被徒子徒孙们推崇为杜甫的继承者。不过钱先生认为他只学到了杜诗的形式严谨，而没有学到其精髓。
黄庭坚是拿着一根点金棒作诗的，而且这根棒子据他自己解释还是从杜甫那里借来的。他说，杜甫作诗，韩愈写文章，没有一个字没有出处，但后人读书太少，还以为是他们自己的创造。擅长做文章的人，能够陶冶万物，把古人的话融进自己的笔墨里，就好像有了点铁成金的灵丹妙药。可见，所谓的“点铁成金”就是用古人的说法表达自己的意思。钱钟书认为这段话很能代表黄的诗歌思想。黄庭坚诗歌对宋代和后代影响极大，不过且慢，如果就此以为钱先生也推崇黄庭坚就错了。他对这种诗风评价道：“读书多的人或者明白他讲些什么，读书少的人只觉得碰头绊脚无非古典成语，仿佛眼睛里搁了金沙铁屑，张都张不开，别想看东西了。”
其实，在黄庭坚之前就早有诗人用化用古人的方法作诗，像李商隐、王安石、苏轼，但是到了黄庭坚这里，“点铁成金”的诗法才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钱钟书将黄庭坚的笔法和前人对比，指出了他独有的特点。钱钟书说，李商隐和一批师法他的作者都爱把古典成语镶嵌到诗里去，但他们主要都写华丽的事物和绮艳的情景，所用的字眼和辞藻也偏于这一方面。而黄庭坚歌咏的内容比他们要繁复得多，词句的性质也复杂得多，来源也更加生僻广博。李商隐的诗意思若有若无，不可琢磨，用典故辞藻也常常只是为了制造气氛，牵引些情调，好像餐厅里吃饭时伴奏的音乐，给人一种“华而不实”的印象。黄庭坚却有着实实在在的意思，还喜欢说教发议论。
但不管他的意思如何平凡，议论怎样迂腐，只要明白了他那些古典成语的意思，就会确切地知道他的心思。这种区别其实也是唐诗和宋诗的区别，前者重朦胧含蓄的整体意象，后者重诗歌的思路内容；前者空灵，后者扎实；前者是诗人作诗，后者是学者作诗；在前者中找到的是一种不可言传的感觉，在后者中发现的是学问。两种情况无优劣之分，但黄庭坚的确使宋诗走上了一条与唐诗截然不同的道路。在开拓诗歌新境界方面，黄庭坚是有贡献的。黄诗的确是有创新、有成就的，在肯定他的同时，钱钟书也指出他的缺陷。他说，黄诗给人的印象常常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气、冻成一片冰花。读者知道他的诗里确有意思，可是被他的像帘子般的语言罩住了，仿佛雾里看花，这就不再是含蓄，而成了费解。
在《宋诗选注》里，钱钟书只选了三首黄庭坚诗，以黄庭坚这样大的名气，在宋代和后代那样大的影响，只选三首可是很有胆识的，这会引来骂声的。而且，他在选注的诗中只赞赏《新喻道中寄元明》，说：“这首是黄庭坚的比较朴质轻快的诗，后来曾几等就每每学黄庭坚这一体”。钱先生认为作诗的源头不能是书本，而应该是实际的生活。黄庭坚学问大，从书本中找资料也能把诗写得有真情实感，可是大多数学他的人可就做不到了。话说重点儿，“点铁成金”法可就是在古人书中作贼。宋诗都有这个倾向。所以钱先生要正本清源，他明确“六不选”的选诗态度，即押韵的文件不选；卖弄学问的不选；明目张胆剽窃古人的不选；改头换面剽窃的也不选；有佳句但全篇不匀称的不选（钱先生说这是割爱）；还有就是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到好处的不选。有这“六不选”，黄庭坚遭到钱先生的批评就好理解了。
宋诗在江西诗派的道路上越走越窄，模仿古人，却没有黄庭坚那样的功力，只有把诗弄得匠气十足，仿古却失去了点金棒，铁变不成金子，就显得面目可憎了。后来有些诗人想恢复晚唐诗歌空灵的境界，避免堆砌典故，还是没有摆脱仿古的道路，眼界又不像唐人那样开阔，做起诗来只好苦思冥想，结果诗歌的情感贫乏苍白，意境狭窄。宋诗似乎走投无路了。
这时出现了“中兴四大诗人”，宋诗终于从山重水复走上了柳暗花明的境界。他们是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和陆游四位互相敬佩的朋友，其中杨万里和陆游的名声尤其大，钱钟书把他们比做唐诗里的李白和杜甫。现在我们心目中杨万里的地位似乎远远比不上陆游，文学史上也不大注意他。但是钱钟书特别指出，杨万里的诗确是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他新鲜泼辣的笔法，让陆游和范成大都显得有些保守了。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文学史上就有专门的“诚斋体”。也许他的创作成就不高，但是他对诗歌创作风格的改变却极有贡献。钱先生在这儿专门指出这一点，好让大家从另一个侧面看到杨万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比如他的诗歌：“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诗歌清新俚俗，已经完全没有掉书袋的沉重感了。杨万里怎样写出这样的诗？他和以前的宋诗毫无牵连吗？钱钟书对他的创作经历进行了解说。
钱钟书说，杨万里的诗风虽然平易近人，接近口语，但他对黄庭坚还是很佩服的。我们以前都注意到杨万里与黄庭坚的不同，但是没有看到他们骨子里还是一样的。钱钟书颇为睿智地指出，即使杨万里在诗里用了很多俗语，但挑选俗语时眼光也是挺势利的，他只选牌子老、来头大的口语，一般是晋唐以来诗人文人用过的口语；他的俗语都是白话里比较雅的一部分。读者只看到他潇洒自由，却不知道他还有这样严谨的一面。钱钟书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就像我们碰到一个老于世故的外交家，只觉得他豪爽好客，却不知道他花钱待人都有分寸，一点也不含糊。这一下把杨万里和黄庭坚的源流关系给挑明了，原来杨万里暗中还是和黄庭坚的想法一样。
在评价杨万里时，钱钟书特别提到晚唐诗歌。晚唐诗歌很少用典，空灵轻快，正好可以纠正宋诗的弊端。很多诗人都认识到了晚唐诗的魅力，也想和杨万里打相同的主意，要翻黄庭坚定下的铁案，可是只有他一人脱颖而出。钱钟书解释说，杨万里师法多家，学习古人也有自己的准则。他的目的是创作出活泼自然的诗，只要发现谁有这种风格，就向谁学习，根本不受门派局限，属于金庸小说里的令狐冲、杨过一类的人物，除了杜牧、陆龟蒙、陶渊明、白居易，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诗人都曾做过他的师傅。而且杨万里也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模仿上，只是借前人的帮助，承他们的启示。可以说，他既受益于宋诗模仿古人的传统，最后又从中走了出来。所以钱钟书说：“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为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这个说法以前很少见过，可以说是钱先生的一大创见。
钱钟书认为杨万里成功的秘诀在他的“活法”上。“活法”就是诗人努力和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这是针对很多古人的“死法”而发的。书读得多了，看到一处风景，抒发一种感受，自己的体验和印象还没来得及出口，古人的名篇佳句已经先在那里恭候了，它们就像隔在诗人和现实之间的有色眼镜，让诗人的心眼丧失了直接感受自然的天真和快乐。钱钟书说，杨万里悟到这个道理，所以把看多了古书而在眼睛上长的那层膜刮掉，用敏捷灵巧的手法描写了古人从未描写过的景象。姜夔称赞他说：“处处山川怕见君”，就是怕被他的火眼金睛抓住了，形神毕露地给刻画进诗里。
钱钟书又说，杨万里的主要兴趣是天然景物，关心国事的作品比不上陆游，同情民生的作品比不上范成大，相比之下，内容显得琐屑。他的诗虽然很聪明、省力、有风趣，可是不能沁人心灵。一挥而就的写法也害他写了很多草率的作品。
提起陆游，我们都会想起一个终生忧愤国事的诗人形象。陆游（1125—1210），字务观，自号放翁，山阴人，有《剑南诗稿》。他的诗里闪动着刀光剑影，流露着英雄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悲壮。但是，他既能写出“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豪壮诗句，也能写出“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清雅闲适。无论是激昂慷慨，还是清丽古朴，陆游的诗歌都能达到一种自然入神的境界，激情里暗藏着法度，平淡中饱含着真情。对于陆游的诗歌魅力，钱钟书也有自己的见解。
钱钟书认为陆游诗有两个别人不及之处，一是闲适诗写得好，二是激昂的爱国作品写得好。宋代人注意的是后者，而宋以后几百年的读者都是注意前者，搞得陆游在后代人眼里像个老清客一样。直到清朝末年，人们才又重新注意到陆游诗的爱国成分。钱钟书对一个诗人的看法基本上都是联系他对后世的影响说的，这是近代比较新颖的影响史研究，的确对很多问题能提出别开生面的见解。钱钟书认为“忠愤”的诗才是陆游的主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