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为什么会有唐宋之分呢？唐诗达到的炉火纯青的境界几乎人所公认，宋诗为什么不能沿着唐诗的路子继续走下去呢？每个诗人都希望自己能写出优秀的诗篇，但是，只有创造才是取得成功的途径。再优秀的东西如果被无数人模仿，最后也必定成为陈词滥调。所以，即使是吸取前人的经验，也要在有所创新的前提下吸收。唐朝人似乎有着一颗专为作诗而生的脑袋，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那些才华横溢的诗人已经把诗歌推上了极至。宋代人看唐诗的时候，就像仰望一座险峻雄伟的高山，通向山顶的大道已经被唐朝的诗人们挤满了，为了使自己不被挤下山去，只好冒着危险独辟蹊径，于是就有了和唐截然不同的风格境界。
青春的唐诗和老成的宋诗
宋代诗人的艰辛探索没有白费，后世的人们都看到了他们的成就，看出了他们区别于唐诗的独特风格。于是，历史上就有了诗歌的唐宋之分。但是，什么是唐诗和宋诗区分的标准呢？仅仅在于唐朝人做的诗就是唐诗，宋朝人写的就是宋诗吗？如果拿来一首没有署名的诗歌，为什么我们却常常会对它的时代判断错误呢？看来，写作时间的区分只是表面现象，深层的原因却要在诗歌内部寻找。钱钟书就对“诗分唐宋”做出了独到而科学的理解。
钱钟书认为，唐诗宋诗的区别不在朝代而在风格，就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情。有的人性格开朗，充满激情，有的人沉稳老成，行事理智。前者像唐诗，后者则像宋诗，它们完全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而同时存在。
唐诗注重意境创造，追求一种无法用理性思维解释的空灵美。唐代有个擅长作诗的和尚皎然曾说，如果诗人没有找到作诗的天机，只是一味学习古人，就会神思阻塞，因此灵活变通比模仿古人更重要，个人的感悟性和创造力比模仿古人更重要。与唐诗相比，宋诗长于议论，作诗也要讲究学问。宋代诗人姜夔说过，不求与古人和而不能不和，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虽然不是刻意地模仿古人，但仍然以无意之中与古人相和作为诗的最高境界。宋代人作诗不是从自然中而是从古人的作品里寻求作诗的灵感和榜样，再通过议论、说理、典故的形式把前人的成果化用进自己的诗歌。唐诗读起来像珠子一样圆润流利，看不出人工雕琢的痕迹；宋诗读起来却让人费一番脑筋。从总体上看，唐宋诗歌的确是有差别的，但对唐宋的理解却不能简单地归纳为唐朝或宋朝。在钱钟书的心目中，唐诗是一切崇尚意境的诗歌的统称，宋诗是一切注重说理的诗歌的统称。并不是每一个唐代的诗人都像李白那样激情澎湃，也不是所有宋代的诗人都像黄庭坚一样掉书袋子，人的性情是不能以朝代划分的。
钱钟书说，像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都属于写诗能写出宋调的唐代诗人，而宋代的姜夔、九僧、永嘉四灵都属于能写出唐诗风格的诗人。“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首清新圆润的小诗，如果不说，谁又能想到它出自宋代诗人赵师秀手中呢？
钱钟书认为，诗歌艺术的风格境界在唐代和宋代就已经基本奠定了，宋以后的诗歌无论怎样变化都没有摆脱唐诗和宋诗划出的标准。他非常赞赏一个清代人的见解，诗歌好像成长的树木，到宋代开出花来，这棵树的生命历程也就完整了。在此之后的诗，只是一再重复着花开花谢。人的一生也像一株植物，在他成长的青年时代做出的诗是一种风格，成熟时做出的诗又是另外的样子。如果把漫长的历史也化为人的生命来理解，唐代正处于历史的青春期，大唐的国势强盛，上至君王下至读书人都充满了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放眼四望看到富庶辽阔的国家，一草一木都让人禁不住自豪地歌唱。宋代虽然也是一个强大的王朝，但内忧外患不断，官方对读书人的言论行为又加强控制，国势已走向衰微了，宋代的诗人们也像他们的国家一样，做事学会了三思而行，增添了深沉谨慎的中年气质。钱钟书说，在人的一生中，少年才气发扬写出的是唐诗，中晚年思虑深沉，写出的就是宋诗。唐代和宋代的诗人把这两种类型的诗都推到了极至，后人再另辟新境就不那么容易了。
钱钟书又解释道，唐宋诗歌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只有风格差别。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才气纵横，喜欢写唐诗，老了以后变得持重起来，下笔时就自然地倾向宋诗，并不等于说他的水平下降了。杜甫前期的诗歌也是豪放不羁的，充满浪漫的想像，经历了安史之乱后，他的诗歌开始以沉稳的叙事和严谨的说理见长，风格也变得沉郁顿挫，却从此获得了“诗史”的美称。明代诗人王世贞年轻时作《登太白楼》“昔闻李供奉，长啸独登楼。此地一垂顾，高名百代留，白云海色曙，明月天门秋。欲觅重来者，潺湲济水流”，海阔天空的气势很像李白，再看他晚年的《太保歌》“太保入朝门，缇骑若云屯。进见中贵人，人人若弟昆。太保从东来，一步一风雷。行者阑入室，居者颔其颌……”写奸相严嵩耀武扬威的声势，风格朴实，很像杜甫晚期的风格。苏轼的诗是宋诗的典型代表，王世贞年轻时对苏轼极其排斥，晚年时却抱着苏诗爱不释手。历代的诗歌评论者总是想把唐诗和宋诗放在擂台上较量一番，钱钟书却坚持论诗的时候只要从诗歌本身出发就可以了，不必“以时代论英雄”，还是借用古人的比喻来说吧，刚从地下挖出来的金子玉石肯定是宝贝，但作为历史遗迹的残砖断瓦同样也是宝贝，这时就要考察收藏者的眼光了。
南北文学的风格之别
长江把华夏大地一分为二，江南江北的气候地理、人情风物都有区别，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学传统。又由于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南北分治的局面，人们一度认为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有优劣之分。钱钟书梳理了两次南北分治影响下的文学格局，认为地域虽然有南北之分，人却没有南北之分，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无论南北相距多么遥远，都已经被融化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了。
辽阔的地域使中国注定要成为一个拥有瑰丽色彩的文学宝库的国家，中国传统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了受地域影响的强烈倾向。那时，一条黄色的河流从平坦开阔的中原大地上流过，宜人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哺育了一批性情淳朴、乐观勤劳的人们。他们的劳作、爱情、生活化为《诗经》，《诗经》朴实而清晰的叙事成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源头，也成为质朴的北方文学的典范。往南走，越过一条青色的江，茂密的丛林里生活着我们的另一些祖先。那里的丛林里终年弥漫着雾气，还有神话传说一般的鸟兽花草，它们滋润着人们的想像力，也造就了先民浪漫多情的气质。楚地的山水酝酿出一部瑰丽神奇的作品《楚辞》。《楚辞》和自己气质迥异的兄弟《诗经》隔江而立，似乎预示着中国文学的未来将在由南北地域分野造成的分分合合中沉浮。长江，这条神奇的河流从此在中国文学史上蜿蜒地流淌开了。
后来，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两次南北分治的局面。一次是南北朝的长期分裂，这时南北对立的文学风格被固定下来，评论者往往认为南方文学比北方更有成就。第二次是南宋与金的对立，这时北方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诗人，北方文学开始摆脱了落后于南方的处境。通过具体分析，钱钟书认为，地域虽然有南北之分，人却没有南北之分，因为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无论南北相距多么遥远，都已经被融化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了。
东晋末年，匈奴族入侵，然后在北方建立王朝，东晋退守南方，南北朝并立的局面就此形成。没想到一次无奈的迁移却给文学带来了幸运，迁往江南的东晋，本来就经过先进的中原文明熏陶，加之江南富饶的风物，优裕的地理气候，一度带来了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山清水秀的江南风光也成了最适宜诗人成长的温润土壤。与此同时，生活在北方的外族人民仍然用粗犷的声音歌唱着他们的草原和牛羊，文学风格的南北之分就此奠定。两支独奏的声音开始努力汇合成中国古典文学的华彩乐章。
南北朝文学虽各有特色，但它们的发展并不平衡。钱钟书引用唐代史学家李延寿的话说，南方文风文雅，清丽华美，气质柔媚婉约；北方文学文风质朴，刚直率真。以民歌为例，写少女的寂寞，南方是“开门白水，侧近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北方却是“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哪得儿孙抱。”南方讲究文学形式，诗歌是文学的强项，出现了鲍照、谢灵运这样的大诗人。北方文学更注重内容，气质刚健高昂，擅长作文，文章也以实用为主。
对此，钱钟书解释说，“质胜”即是“文输”，以内容和说理见长的北方文学，在文采上却显出弱势。而文学作为一门艺术，衡量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能给人带来多少美感，艺术形式的成熟往往代表了这门艺术真正的成熟。东晋的文学传统直承《诗经》而来，又经过曹氏父子、魏晋文人的努力，出现过正始、太康那样繁盛的局面，诗文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还未彻底摆脱游牧生活的北方民族的诗文显然还处在对文学创作和审美规律探索的初级阶段，甚至可以说，北朝没有自己的诗歌，北朝的诗文名家都从学习南人而来。南方文学和文人从此有了傲视江北的理由。
钱钟书举例说，温子晟、刑邵、魏收都是北朝文学的佼佼者，可是根据史书记载，刑邵成名是因为以南朝的文学家沈约为师，魏收则学习南朝的任昉。两个人互相攻击，刑邵讽刺魏收“偷窃”任昉，魏收嘲笑刑邵“在沈约的文集里作贼”，实际上两人都没有脱离南方文学的影响，风格华丽绮艳，自己的创新并不多。南朝梁的文学家庾信出使北朝，他的文才格外受到北朝朝廷的赏识，被爱才心切的皇帝扣留下来，在北方几乎度过了他的后半生。谈起北方文学，庾信总是不屑一顾地说，只有温子晟还能和我一比高低吧，其他的诗文都和“驴鸣狗叫”差不多，可见南方轻视北方由来已久。
经过唐宋两朝的空前统一和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北宋末年，中国再次进入了战乱和分裂的局面。无力抵抗金人的金戈铁马，宋高宗赶到江南避难。淮南淮北虽然鸡犬之声相闻，却成了两个像南海和北海一样相隔遥远的世界。文学也随之有了南北之分，但这时已经不是北方不如南方，南方轻视北方那么简单了。
金朝有个著名的诗人元好问，他本来是金国的贵族，少年时赶上蒙古入侵，金国大势已去，只好在战乱中流亡，后来臣服了元朝。元好问做过许多诗感慨身世，像宋人一样抒写亡国之痛和离乱之感，钱钟书说他的诗“情并七哀，变穷百态”。“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地南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金庸小说《神雕侠侣》里这首荡气回肠的歌词就出自元好问的手笔。金灭亡后，山西诗人在他身边结成一派，声势强大，而当时南宋的文坛正盛着一股意境狭窄、情感苍白的诗风。钱钟书说，这时南宋的诗派已经无法与北方抗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