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炎元年（1127）至开禧北伐（1206）为南宋前期。崛起的金国于徽宗宣和七年（1125）灭辽，次年攻陷汴京，靖康二年（1127）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建号淮河以北成为金的领土。短短两年间天崩地解，突如其来的“靖康之变”彻底打破了诗人宁静的书斋生活与诗坛的沉闷空气，社会动荡震撼心灵，改变了他们的创作态度和创作观念，诗词的内容更深刻的反映时代内涵，加深了忧患意识。
江西诗派及吕本中等
一、江西诗派的概况江西诗派是文学史上第一个正式的诗歌派别。“江西”是黄庭坚等人的籍贯所在地；“宗派”乃禅宗术语，江西是禅宗盛行之地，黄庭坚等又习禅甚深，故借以称呼这一诗派，但诗派中人并不都是江西人。很多南宋诗人虽然自成一家，早期也往往受过江西诗风影响。宋末，方回因诗派成员多学杜甫，就把杜甫列为诗派之“祖”，而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宗”，提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
黄庭坚以其鲜明的诗学主张和体现宋诗美学风范的诗歌成就为诗坛所瞩目，更因他为后辈诗人提供了创作门径，使之有法可循，因此受到拥戴。黄庭坚论诗以“不俗”为高标，要达到这种境界，他强调须多读书。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也强调“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作诗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崇尚瘦硬奇拗的诗风；追求字字有出处。在实践中，诗派“以故为新”，重要作家风格迥异，自成一体，成为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派。
黄庭坚指出：“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这段话往往被认为是指翻用古人陈言，是提倡蹈袭剽窃。其实，黄庭坚借用了道家术语，用铁比喻被陶冶的万物即诗歌的素材，用金比喻点化后的成品即诗歌，用灵丹比喻诗人的主观思想和精神修养，所以是说出色的诗人善于运用外界事物，而诗人的主观思想和艺术修养则是统摄万物的根本，有了这个根本，即使取古人陈言，也能化旧为新。所以，黄庭坚虽有以故为新之意，重点仍在强调诗人的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
在苏、黄之后，及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崛起之前的四五十年间，江西诗派的出现是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现象。江西诗派的演变也代表着北宋诗风向南宋诗风的转变。经过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努力，宋诗的特征已基本定型，黄、陈法度森严的创作为青年诗人提供了法则和规范，严酷的政治局势又促使诗人的心态更加内敛，吟咏书斋生活，推敲文字技巧，既是江西诗派的创作倾向，也是整个诗坛的倾向。
二、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在南宋初期，法度森严的江西诗派也产生了求新求变、自成一家的精神，最具有革
新精神的，首推吕本中。
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号紫薇，世称东莱先生，寿州（今安徽寿县）人。以恩荫入仕，南宋高宗时赐进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以忤秦桧罢职。晚年深居讲学，有《东莱集》等，是后期江西诗派最重要的诗论家。
吕本中前期诗歌着意师法黄庭坚，刻意求工，风格生新刻峭，旨趣幽深。但他学诗也不是亦步亦趋，在经历亡国伤痛后，在他的诗中出现了一种轻快圆美的新风格，如《春晚郊居》：
柳外楼高绿半遮，伤心春色在天涯。低迷帘幕家家雨，淡荡园林处处花。檐影已飞新社燕，水痕初没去年沙。地偏长者无车辙，扫地从教草径斜。
诗情和婉流动，有一种自然流畅之美，与黄诗风格迥然不同。这种特色在他的词中体现得更为鲜明，带着民歌风韵的《采桑子》，就当得起“流美圆转如弹丸”的赞誉。
同时，吕本中提出了“活法”说。所谓活法，即规矩具备而能出于其外，变化不测而不悖于原则，强调作诗非“悟”不可。吕本中的“活法”是针对江西诗派一些诗人自设的桎梏而提出来的，具有丰富的内容，对于受江西诗派影响而形成僵化教条束缚的诗坛是一次思想的解放，受到苦苦探索的诗人的广泛认同，对推进南宋前期诗风的转变起着先导作用。
南宋初，转移诗风的是吕本中，创作成就更高的则是陈与义和曾几，他们都写了一些较成功的爱国主题的诗。
曾几（1084-1166）字吉甫，自号茶山居士。祖籍赣州（今属江西），徙河南府（今河南洛阳）。高宗初在湖北、广西、江西、浙西一带任运判及提刑等职。秦桧专权时曾隐居上饶七年，桧死复出，官至秘书少监、集英殿修撰、敷文阁待制等。有《茶山集》。
曾几学识渊博，勤于政事，其门生陆游为他作《墓志铭》，称他“治经学道之余，发于文章，雅正纯粹，而诗尤工。”后人将其列入江西诗派。曾几的诗多属抒情遣兴、唱酬题赠之作，闲雅清淡。他曾向吕本中请教诗法，因在流动圆美之上，形成了一种清新活泼的新风格。如《三衢道中》：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这首纪行诗写诗人行于三衢道中的见闻感受。作者将一次平平常常的行程，写得错落有致，平中见奇，可见初夏的宜人风光与诗人的愉悦情状，意趣盎然，语言畅达，声调委婉，开杨万里诗的先声。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人。北宋时登上舍甲科，官至太学博士；南宋初追随行在，迁中书舍人，知制诰，参知政事。有《简斋诗集》和《无住词》。
陈与义是朝廷重臣，也是一位爱国诗人，留下不少忧国忧民的爱国诗篇。他的诗歌创作可以金兵入侵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久沉下僚，受黄庭坚、陈师道影响，多写咏物写景之作，抒发个人情怀，带有江西诗派重锤炼、求生新的特点。如《雨诗》中“一凉恩到骨”的“恩”，意出人表，为后人所称道。南迁后，除了学习杜甫，也广泛取法陶谢、韦柳，风格渐成，自是一家，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苏轼重才情灵感的特点，而非专重诗律学问。这使他的诗题材广泛，感时伤事，不仅展示了诗人自我的心灵，也含纳了社会政治风云和重大变故，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诗风转向沉郁悲壮，痛恨于金兵南侵，无奈于朝廷苟安，感怀家国，慨叹时势。如《伤春》：
庙堂无计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峰。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全诗予小朝廷以辛辣的讽刺，在皇帝和孤臣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具有较强的鞭鞑力量，包含着对权臣误国的痛恨，对国家的忧虑和对未来复兴的希望；而以精美的语言，雄浑的气格，嘹亮的音调，抒写忧时爱国之情。葛胜仲说他“晚年赋咏尤工，缙绅士庶争传诵……号称‘新体’。”（《陈去非诗集序》）陈与义的后期作品尤其爽畅浏亮，沉稳中有流动之致。以雄阔慷慨、清越明静擅长。这是他善学杜甫的结果，因此不仅成为江西诗派的大家，也是两宋之际的杰出诗人。
朱敦儒、李清照、张元干、张孝祥
一、朱敦儒
朱敦儒（1081-1159）字希真，号岩壑，洛阳人。初为布衣，志趣高尚，多次辞召不赴，被称为“天资旷逸，有神仙风致”的词人，有“词俊”之名，与“诗俊”陈与义等号称“洛中八俊”。南渡后，始应召为官，因与主战派李光交往甚密，被诬落职；后被秦桧任为鸿胪少卿，召致非议。有《樵歌》三卷。朱敦儒是两宋之交的著名词人，继承和发展了苏轼抒情自我化的词风，有鲜明的自传性。南渡前后的风格有着明显的变化，早年以婉丽明快为主，中年以悲壮慷慨为特色，晚年以清疏晓畅见长，语言通俗，明白如话。
北宋末，朱敦儒既有沉湎酒色，放荡轻狂的生活吟唱，又有逍遥林下，蔑视权贵的自乐闲旷，如《鹧鸪天西都作》：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风格潇洒疏狂，蔑视权贵，是早期生活和心态的真实写照。南渡后，经历了国破家亡之痛和颠沛流离之苦，词的基调由闲适、疏放一变而为凄苦和激愤。其词清晰地记录了他南奔的行程和感受。如《水龙吟》：放船千里凌波去，略为吴山留顾。云屯水府，涛随神女，九江东注。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念伊、嵩旧隐，巢、由故友，南柯梦，遽如许！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铁锁横江，锦帆冲浪，孙郎良苦。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
词以放船凌波开始，抒写江上风光，抚今怀古，将叙事、抒情、议论有机组合起来，将个人身世之感与对国家民族的深情挚爱融为一体，风格豪放悲壮。晚年经历宦海风波，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南渡初报国入世的思想逐渐消失，多了以老庄思想自我解脱的虚无色彩，干脆任性逍遥。他在《好事近》中唱到：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活计绿蓑青笠，惯披霜冲雪。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这首词是寓居嘉兴之作，内容远离现实，风格更加清旷，最能体现他晚年的人生态度。
